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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於新近考古發現，簡要考察了中亞史的典型特徵和關鍵事件。許多民族都曾生活在這片位於伊朗和中國之間的遼闊大地上，一部分定居於幾個大型緑洲，另一部分則遊牧於從黑海海岸綿延到蒙古的草原長帶内 [2] 。那麽首先就不得不提及中亞史的一大矛盾特徵：生齒相對較少的遊牧民族，反而得以統治緑洲中的稠密人口，建立起一系列偉大而短命的王朝。我們所能見到的關於緑洲邦國的記載並不多，因爲彼時外來的觀察家們往往側重於書寫遊牧民族的歷史，後者才更多地牽涉到對外政策的制定。因此，我們必須圍繞匈奴、嚈噠和突厥這幾個遊牧民族及其所統治的時期展開討論。
爲什麽這些遊牧民族如此强大，但他們的帝國卻又總是夭亡？這第一個問題並不難回答。在遊牧社會中，每位男性都是技藝高超的騎手和弓箭手。並且，他們可以把自己的牧群托付給少數牧人，從而迅速集結起大規模的騎兵部隊。與此相反的是，在定居社會中，農民們無法從日常生活中習得作戰技能。此外，他們一旦離開農田、長期投身軍事行動，就會導致作物損失慘重。所以，這些緑洲邦國幾乎没有訓練有素的軍隊，更難以向廣闊草原上的遊牧民族進攻。既然如此，他們也往往樂於接受一個强大的遊牧政權的統治，這樣的話，無論是其商隊的貿易往來，還是本土的生活安全，都能得到保護。他們儘管就此淪爲附庸國，卻仍享有幾乎完整的自主權。
第二個問題則可以結合中亞的地理環境來回答。在歐亞大陸上，條件最好的牧場都位於北方森林與南部沙漠之間的草原帶中。實力最爲强大的遊牧族群每年都會兩次穿越該地帶。有時，他們的北方近鄰，即那些曾是獵人和漁民的群落，會遷移到前者遺棄的草原上，並且很快變成牧民。古匈牙利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其祖先原本生活在西西伯利亞的森林中，後來則演化爲草原民族。當一個遊牧族群征服了另一個相鄰的族群時，就會發現自己的力量是先前的兩倍，並且能夠輕鬆地吞併其他那些向東或是更常向西遷徙的群體。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多米諾效應”在部族間産生，最終形成一個新的帝國。然而，組成這種帝國的各個群體之間幾乎没有共同利益，因此他們雖然容易被統一，卻也同樣容易回歸四分五裂的狀態。
一些遊牧統治者遷移到南方的定居國家，並在那兒建立了新的王朝。很快，他們融入了定居社會，逐漸失去了與龐大且好戰的草原部落的密切聯繫，也變得不再那麽强大。在草原帶的南部，有兩個次重要的遊牧中心，分别位於靠近天山和興都庫什山脈的地區，那裏牧場廣闊，水草豐茂。
在中亞的歷史舞臺上，扮演了另一些重要角色的便是當地的定居民族。在前蘇聯、阿富汗和中國進行了長達六十年的大規模考古發掘之後，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説，這些定居民族的力量並不如遊牧民族强大，但卻有著遠爲發達的文化和藝術。
在本文中，我將簡要探討幾個人口定居的地區：位於澤拉夫尚河和卡什卡河河谷的粟特（窣利，其主要城市爲撒馬爾罕和布哈拉）；位於阿姆河三角洲的花剌子模（克哈里兹姆），以及在文化上與粟特聯繫緊密的東北鄰邦烏斯特魯什納和赭時；還有圖哈利斯坦（前巴克特里亞/大夏古國），其位於粟特南部，東至穿越興都庫什山脈的小徑處。
該地區的三種主要語言是粟特語、花剌子模語和大夏語，它們都屬於印歐語系東伊朗語支。而新疆緑洲地區的用語則分爲兩部分，西部講東伊朗語支的和田語，東部（龜兹、焉耆）講吐火羅語（一種同屬印歐語系但非伊朗語支的語言）。通過連接中國與印度以及地中海國家的商隊路線網，這些肥沃富饒的河谷和緑洲得以相互聯通。這裏的商隊路線，也就是通常所説的絲綢之路，儘管它實際包含許多條不同的道路，而且除了絲綢之外，還有各種其他商品沿著它們運輸。
在所有災難性的戰争中，破壞最大的是4世紀（或許還有3世紀）的匈奴入侵。粟特本是一個富饒且人口稠密的農業國家。經過一段繁榮發展後，由於人口過剩，許多人不得不背井離鄉。粟特人的遷徙和對其他地區的殖民是公元後最初幾個世紀中區域融合因素的代表。粟特人在絲綢之路的北方支路上建立了貿易殖民地，甚至有的是從事農業活動的城鎮和村莊，一直延展至中國西部的敦煌，並深入内陸。從4世紀到7世紀，凡是從印度河上游去往印度的路線 [3] ，基本都是由粟特人開辟的 [4] 。絶大多數旅行者、印度河上游渡口的商人以及吐魯番市場上的買賣雙方都是粟特人。烏斯特魯什納、赭時、大宛、七河地區（天山北部邊緣一帶）和花剌子模的貨幣上都鐫刻著粟特的傳説故事，其主導性的文化角色可見一斑。由此，粟特語也成爲了中亞的通用語。然而，粟特人卻從未建成過統一的帝國。他們的國家由幾個城邦和小公國組成，不過，整個東粟特地區都對其傳統意義上的首都撒馬爾罕尊崇備至。
在3世紀，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當屬大一統的貴霜王國的隕落，其版圖西接大夏古國，東抵印度。大夏-吐火羅斯坦曾是貴霜治下的繁榮地區，後來成爲了伊朗帝國的一部分，由薩珊王朝統治（公元3世紀至7世紀）。薩珊王朝的軍隊還曾入侵過粟特，但薩珊人卻從未將其納入到帝國版圖中，由此，粟特傳統的硬幣形制才得以留存。
公元313年，一位粟特商人從中國致信其在撒馬爾罕的親屬，稱殘暴的遊牧民族匈奴人入侵了中國，他在此處的同胞正由於饑荒而不斷死去，並預計自己也難以幸免 [5] 。就在同一世紀，匈奴人在伏爾加河谷站穩了腳跟，這是他們向西歐遷徙進軍的起點，也成了日後羅馬帝國的崩潰之源。同樣在4世紀下半葉，一位匈奴統治者佔領了撒馬爾罕，並在粟特建立起一個新的王朝。考古學家們發現，大約在同一時期，許多農業定居點都遭到毁壞，並且，幾乎所有半遊牧民族的墓地也都不再投入使用，而幾個世紀以來，這些半遊牧民族一直生活在粟特人灌溉的農田周邊。甚至連撒馬爾罕，也被部分地遺棄了。然而這場危機之後，人口再次迅速增長。一些學者認爲，在一份5世紀的中國使團前往粟特的報告（這是我們了解這一事件的唯一資料來源）中，“匈奴”這個詞掩蓋了另一個名字——真正的侵略者是基奥尼特人或其他民族。然而，這一結論似乎並無根據，因爲早在4世紀時，粟特人和中國人就都已經很清楚匈奴人所指是誰 [6] 。
在4世紀，吐火羅斯坦由一位被稱爲“庫什安沙阿”的薩珊總督統治；作爲其盟友（有時也是對手）的基奥尼特人，則可能是來自印度河流域的土著遊牧部落。到4世紀中葉，吐火羅斯坦國王的名字“格拉姆貝茨”已經是大夏語式 [7] 。所以，大約在公元400年，基奥尼特人應該已經控制了吐火羅斯坦。隨後在5世紀上半葉，一個名叫基達拉的人（可能是貴霜出身）試圖依靠服役於他的匈奴人重建貴霜王國，而匈奴人或許正是在他治下進入了現代阿富汗的領土，後來成爲了對印度極具威脅的鄰國。我推測，基達拉是在粟特或周邊地區遇到了那些匈奴人（後被稱爲基達里特匈奴人），因爲基達拉的名字出現在了傳統的撒馬爾罕形制的硬幣上，這足以表明，粟特也被他納入了統治範圍中。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類型的粟特硬幣，雖然歷經了匈奴入侵、薩珊佔據以及撒馬爾罕王朝的變遷，卻都保存了下來 [8] 。粟特的基達拉硬幣也與從前貴霜地區發行的基達里特硬幣截然不同。粟特的錢幣鑄造表明，雖然戰争等政治事件接連發生，當地的行政機構卻依舊十分穩定。不過，這些硬幣的尺寸越造越小，儘管它們和所仿效的古希臘錢幣原型一樣，都被稱爲“staters”。在5世紀的中間三十年，薩珊人摧毁了基達里特王國，又在巴達赫尚遇到了嚈噠人，後者兩次擊敗了薩珊軍隊。公元484年，嚈噠人在戰争中殺死了薩珊國王卑路斯。隨後，伊朗成爲了嚈噠人的附屬國，前後長達八十年。除此之外，嚈噠人還入侵印度，並征服了新疆的緑洲地區，當地的國王也成爲了他們的附庸。
大英博物館内，藏有一隻製作於興都庫什山東南地區的銀碗，它反映出5世紀中葉中亞政權的過渡情況 [9] 。在這隻碗的中心浮雕中，刻劃著一位當地領主的肖像。在碗的側面，則可以看到他與兩位寄多羅國王一同狩獵，他們戴著各具特色的王冠，身邊還有一位前帝國時期的嚈噠王子。他尖尖的頭骨，與所謂的“ALXONO”組早期嚈噠貨幣上所描繪的形象相似。撒馬爾罕博物館中藏有一隻類似的碗，很可能也是由嚈噠人委托製作的，因爲碗底同樣有類似的浮雕。這隻碗發現於撒馬爾罕附近的支列，和它同時出土的，還有一個描繪卑路斯的薩珊盤子以及另外兩隻粟特碗 [10] 。
大約在公元509年，粟特被剛建立的嚈噠帝國納入了版圖 [11] 。這一次，當地的鑄幣業的確中止了，因爲粟特收到了大量來自卑路斯的精美銀幣，這是波斯人進獻嚈噠的巨額貢品之一。很快，粟特商人就把這些薩珊銀幣帶到了中國。在興都庫什山地區，嚈噠仍是遊牧的民族，但根據拜占庭方面的記載，在粟特等其他被征服的領地上，嚈噠則成爲了城鎮居民。不過，這些記載只涉及嚈噠的駐軍以及他們的官員，並不包括那些從未真正抵達過粟特的遊牧部落本身。
我們目前尚不清楚，嚈噠人到底是東興都庫什地區的外來者還是原住民。儘管嚈噠可能有部分北方民族的血統，但他們顯然有著清楚的本土特徵。嚈噠人實行的一妻多夫制，在北方草原上聞所未聞，對中國人來説也匪夷所思；但是根據兩份大夏的文獻記載，這一習俗正與定居的大夏人和吐火羅斯坦人相同 [12] 。
6世紀的下半葉，是中亞民族史上的轉折期。來自阿爾泰山脈的突厥人成爲新的民族元素。他們在草原帶的東部擊潰了柔然汗國，而後在60年代，又先後佔領了嚈噠、粟特，不久吐火羅斯坦也成爲了突厥汗國的屬地。突厥人成爲了粟特商隊的强力保鏢，許多粟特人也出任突厥汗國的文武官職，其中有一些作爲使臣，在此後去往了波斯和拜占庭。
6世紀下半葉，居住在中國的粟特人舉辦葬禮時，會用到靈床和屏風，而這些屏風上的浮雕，則顯示出國與國之間的聯繫 [13] 。安伽墓就是最好的例子。安伽是一名中國官員，他死於公元579年，並下葬於西安。他的祖父很可能來自布哈拉。安伽總是以身著一條樸素的灰色長袍的形象出現。在背景屏風中央的一塊浮雕中，他和他的妻子正坐在一張中式長榻上。在另一塊浮雕中，安伽坐在突厥可汗的大帳内，而包括粟特國王在内的其他來客都被安置在帳外。在旁邊的浮雕中，安伽則正於中式的亭子裏招待一個突厥人（突厥人總被描繪爲留著長髮）。這個突厥人正在觀賞一場粟特舞蹈，不過在任何場景中，都没有見過突厥和其他遊牧民族的人起舞。即便到了20世紀初，遊牧的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也未曾跳過舞。
安伽身旁坐著他的粟特客人，而在下一塊浮雕上，我們能看到粟特和突厥的獵人。另外兩塊浮雕上，安伽正接受某個遊牧部落酋長的招待，那裏的土地上遍佈野生動物。隨後，安伽也參與了狩獵，地點可能就在此國之中。第三塊浮雕展現了女士們乘坐馬車離開葬禮現場的情形。另有兩塊浮雕刻畫了安伽祖先的故鄉。他正在一個葡萄園裏喝酒。旁邊的浮雕中，粟特人和長髮的突厥人同坐在粟特式的亭子中。從一場葬禮宴會的情形就能看出，粟特人和突厥人的關係十分緊密。在上方的浮雕中，突厥人與粟特人相遇；在下方，他們則一同宴飲。美秀美術館所藏的一架6世紀的長榻上，也出現了畫面相似的浮雕，但是其中只能看到粟特人。
到7世紀，中亞的形勢發生了變化，因爲兩個强大的新生國家先後建成：西邊的阿拉伯哈里發王朝/阿拉伯帝國和東邊的大唐帝國。7世紀中葉，阿拉伯人從薩珊人手上奪取了伊朗，隨即開始向東亞擴張。伊朗難民帶著他們的財寶遷往中亞，其中一些人甚至抵達了中國。
在東方，中國人於630—658年間擊敗了突厥人。東部的緑洲邦國歸屬了唐朝。撒馬爾罕及其鄰邦同樣在658年承認了中國對其享有主權，但他們的地方統治者都没有失去任何權力，只是獲得了新的封號。在撒馬爾罕，一間宫室西墻的壁畫中描繪了這一事件，將此視作當地國王的重大功績，而他很可能希望通過這個儀典，助其打開粟特商品在中國的銷路
[14]
。在這面墻的底部中央，即正對著宫室入口的地方，畫有幾個手持絲綢的中國人形象。兩側墻上則畫著突厥的軍隊。根據突厥的鄂爾渾文獻記載，他們曾在658年前後穿越粟特，到達其西南邊界，不情不願地爲中國皇帝服役
。在其中一個突厥人的手上，刻有一個粟特語的單字銘文“arg”。這個單詞即表示契約奴隸的身份
。另一面墻上，壁畫師描繪了一位唐朝皇帝狩獵豹子以及船上一群中國宫女的畫面。7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仍是粟特最爲繁榮的時期，儘管它於此時開始遭到阿拉伯人的侵襲。
在中亞的東北部，突厥人自679年起反抗唐朝統治，重新建立了突厥汗國，而在東南地區，新生的吐蕃國從7世紀70年代開始，就在不斷進攻唐朝在吐魯番盆地的駐軍。
政治歷史的框架有助於理解文化關係。我們可以從藝術作品中發現，在貴霜時期（2世紀），佛教開始扎根於吐火羅斯坦。其於3世紀傳入新疆南部緑洲諸國，4世紀則傳入北部，並在隨後的時期（5世紀—7世紀）繁榮起來。而貴霜王朝終結後，佛教也幾乎銷聲匿跡於吐火羅斯坦。然而，在6世紀末7世紀初突厥人的治下，佛教又在該國掀起熱潮 [15] 。我認爲巴米揚城的興建應該就發生在600至650年間，而不是晚於這一時段太多 [16] 。
在粟特本土，只有少數人信奉佛教。然而，在唐朝統治下的粟特殖民地中，佛教卻逐漸流行。出土於片治肯特的一副泥塑佛像的模具，在粟特地區獨一無二 [17] 。許多佛經在粟特（也有可能是在中國）從中文被譯成粟特語。我們知道，在7世紀晚期，中國人在碎葉城（七河地區）建造了一座佛寺。考古學家還發掘出幾座基本與其同時代的佛寺，兩座在阿克·貝希姆遺址（碎葉城），一座在紅列奇卡（七河地區），還有一座位於庫瓦（費爾干納/大宛）。在阿克·貝希姆遺址的佛寺中，存有青銅浮雕鐫刻的兩位粟特神祇的形象，其邊框則裝飾著中式的花紋 [18] 。
一般來説，粟特人自視爲祆教信徒，但對他們而言，多神崇拜（祆教的和非祆教的）似乎比瑣羅亞斯德的原教義更加重要。我們知道，在6世紀和7世紀的粟特與中、粟混血的藝術作品中，有一些形象是完全祆教式的。印度肖像學和世俗文學的主題直到6世紀才開始影響粟特，彼時嚈噠人統治著粟特和印度的西北部。隨後，在瓦拉赫沙，粟特藝術家們將阿胡拉·瑪兹達描繪成騎在象背上的因陀羅形象，而在片治肯特，風神維施帕卡則是以濕婆的形象出現，等等 [19] 。
在中亞地區，世俗藝術幾乎並不存在，粟特則是一個例外。在撒馬爾罕，以及特别是在片治肯特（一座建於5到8世紀的城鎮，位於今塔吉克斯坦的片治肯特古城遺址附近），出土了許多紀念碑。到了7世紀和8世紀，片治肯特壁畫所描繪的文學主題則源於希臘（《伊索寓言》）、印度（《五卷書》和《摩訶婆羅多》）、伊朗（魯斯塔姆的豐功偉業），以及當地流傳的各種故事
。
這種世界性的視野，正是中亞，亦即歐亞文化傳統交匯點處的文化特徵。這一時期的另一特徵性事件，則主要是從5世紀到7世紀，羅馬、伊朗、吐火羅斯坦（大夏）和粟特的銀器紛紛傳入 [20] 中國，極大影響了中國的銀器工藝發展 [21] 。
總之，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亞最西端的粟特，曾出土過幾件中國的藝術品，其中包括一面極爲精美的隋朝鏡子
[22]
；並且，在7世紀撒馬爾罕的一道宫墻上，當地的畫家描繪了一位唐朝皇帝狩獵豹子和一群宫女乘船遊蕩的畫面
。
（作者單位：俄羅斯冬宫博物館；譯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1] 本文是教育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專項課題（A）重大項目（尼山世界儒學中心）：“隋唐歷史文化認同與中華民族的發展研究”（23JDTCZ009）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古域外漢籍舊鈔本整理與‘漢文化圈’研究”（24&ZD233）階段性成果之一。本文英文版“Central Asia from the Third to the Seventh Century”，原載朱安耐（Annette L.Juliano）、樂仲迪（Judith A.Lerner）編 Nomads, Traders and Holy Men Along China’s Silk Road: Papers Presented at a Symposium Held at the Asia Society in New York, November 9-10, 2001 ，Brepols Publishers, 2002，pp.11—22.
[2] 有關中世紀早期中亞文明史的討論，見Boris A.Litvinsky,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 vol.3, Paris: UNESCO, 1996; Den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 Cambridge, 1990; Richard N.Frye, The Heritage of Central Asia from Antiquity to the Turkish Expansion , Princeton, NJ, 1996.
[3]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Other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 2 vols., Corpus Inscriptiones（譯者注：作者即寫爲Inscriptiones，疑爲Inscriptionum的訛誤）Iranicarum, London, 1989, 1992.
[4] Jonathan Skaff,“Sasanian and Arabo-Sasanian Coins from Turfan: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ocal Economy”， Asia Major 2, no.2, 1998, pp.67-115.
[5] Nicolas Sims-Williams,“Sogdian Letter”，in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Gansu and Ningxia, 4 th -7 th Century, New York, 2001, pp.47-49.
[6] 有關基奥尼特人、基達里特人和嚈噠人的討論，見Robert Göbl, Dokumente ur Geschichte der Irannisch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 vols.1-4, Wiesbaden, 1967; Boris Marshak,“K voprosu o vostoshnykh protivnikakh Irana v V v”， Strany i narody Vostoka , vol.10., Moskva.1971, pp.58-66; Frantz Grenet,“Regional Interac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Northwest India in the Kidarite and Hephthalite Periods: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Evidence”， Ancient Indian and Iranian Peoples and Language , Seminar in Cambridge on December 16-18, 1999.
[7] Nicolas Sims-Williams, New Light on Ancient Afghanistan: The Decipherment of Bactrian, London: SOAS, 1997, p.13.
[8] Evgeny Zeymal,“Political History of Transoxiana”，in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 vol.III, part I, Cambridge, 1983, pp.232-262; Evgeny Zeymal,“The Kidarite Kingdom and Central Asia”，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 vol.III, Paris: UNESCO, 1996, pp.119-133.
[9] Ormond M.Dalton,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 3 rd edition, London, 1964, plates 29-31; Boris Marshak, Die Silberschätze des Orients , Leipzig, 1986, pp.29-39, fig.14.
[10] Marshak, Silberschätze , op.cit., pp.23-41, plates 2, 4, 11-13, 36, 37.
[11] Kazuo Enoki,“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Hephtalites”， Memoire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18, 1958, pp.1-58.
[12] Nicolas Sims-Williams, 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 Studies in the Khalili collection, vol.3, Corpus Inscriptiones Iranicarum, vol.6, pt.2, Oxford and New York: Nour Foundation with Azimuth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2-35, 136-137.
[13] Jiang Boqin,“The Zoroastrian Art of the Sogdians in China”（譯者注：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4, no.1, December, 2000, pp.35-71; Annette Juliano,“Northern Dynasties: A Perspective”，in Chinese Archaic Bronzes, Sculptures and Works of Art , New York: J.J.Lally and Co., 1992, no pagination; James Watt,“Three Panels with Relief Carving”，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cient Art from the Shumei Family Collection , New York, 1996, pp.142-145; Judith Lerner,“Central Asians in Sixthcentury China: A Zoroastrian Funerary Rite”， Iranica Antiqua 30, 1995, pp.179-187; Annette L.Juliano and Judith A.Lerner,“Cultural Crossroads: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 Orientations 28, no.9, 1997, pp.72-78; Annette L.Juliano and Judith A.Lerner,“Eleven Panels and Two Gate Towers with Relief Carving from a Funerary Couch”，in Miho Museum: South Wing , Shigaraki, 1997, pp.247-257; Yin Shenping and others,“Notes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 of An Qie”， China Art and Archaeology Digest 4, no.1, 2000, pp.15-29（譯者注：尹申平等《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6期）；Zhang Qingjie and others,“Brief Reports on the Stone Sarcophagus of Yu Hong”， China Art and Archaeology Digest 4, no.1, 2000, pp.30-34（譯者注：張慶捷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文物》2001年第1期）； Kaogu yu Wenwu , no.6, 18-35; Wenwu , no.1, 2001, pp.4-26; Wenwu , no.1, 2001, pp.27-52; Han Wei,“Views on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Surrounding Screen of the Stone Bed in the Tomb of An Jia, Northern Zhou”， Wenwu , no.1, 2001, pp.90-101（譯者注：韓偉《北周安伽墓圍屏石榻之相關問題淺見》，《文物》2001年第1期）；Annette Juliano and Judith Lerner,“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Orientations 32, no.8, 2001, pp.56-61.
[14] Lazar I.Al’baum, Zhivopis’Afrasiaba , Tashkent, 1975; Boris I.Marshak,“Le programme iconographique des peinturs de la‘Salle des Ambassadeurs’à Afrasiab (Samarkand)”， Arts Asiatiques 49, 1994, pp.1-20.
[15] Tamara I.Zeymal,“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Buddhist Site of Kara tepe,”in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 Vienna, 1999, pp.413-422.
[16] Zemaryalai Tarzi, L’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rupestre des grottes de Bamiyan , Paris, 1977; Deborah E.Klimburg-Salter, The Kingdom of Bamiyan: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 of the Hindu Kush , Naples, 1989.
[17] Boris I.Marshak and Valentina I.Raspopova,“Buddha Icon from Panjiken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5, 1997/98, pp.297-305.
[18] Leonid R.Kyzlasov,“Arkheologicheskie issledovaniia na gorodishche Ak-Beshim v 1953-1954 gg”，in Trudy Kirgizskoi kompleksnoi arkheologo-etnograficheskoi expeditsii , vol.2, Moskva,1959, pp.206-209, fig.38, 7.在紅列奇卡，發現了一尊由唐代中國雕刻家製作的佛像，見Galina A.Brykina, ed., Sredniaia Aziia i Dal’nii Vostok v epokhu srednevekov’ia.Sredniaia Aziia v rannem srednevekov’e , Moskva, 1999, plate 100, 4.
[19] Alexander M.Belenitskii and Boris I.Marshak,“The Painting of Sogdiana”，pt.1 of Sogdian Painting ,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81, pp.29-33 and fig.5.
[20] 公元6至7世紀的薩珊王朝鍍金銀水壺。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購，道格拉斯·狄龍夫婦禮贈與收購基金（Mr.and Mrs.Douglas Dillon Gift and Rogers Fund）支持。見Annette Juliano and Judith Lerner,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 New York: Abrams, 2001, pp.98-100.
[21] Boris I.Marshak,“A Sogdian Silver Bowl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rs Orientalis 29, 1999, pp.101-110; Qi Dongfang, Research on Tang Gold and Silver , Beijing, 1999（譯者注：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pp.249-289, 306-369,372-382 (in Chinese with an English summary).
[22] Amriddin Berdimuradov and Masud Samibaev, Khram Dzartepa II ( The Temple of Jartepa-II: The Problems of Cultural life of Sogdiana in the 4 th -8 th c.A.D. ), Tashkent, 1999, pp.44, 45, plates 84, 86, 2; Qi Dongfang, op.cit., pp.378-382, figs.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