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为夏利亚的博士后导师，我大致见证了《秦简礼俗思想研究》从讨论选题、修改成文到博士后出站答辩评为优秀；由获得博士后面上资助到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整个过程。现在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使我十分欣慰。

从研究的内涵看，这一成果无疑具有重要价值。这一点也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盲审专家的一致认可，如其中二位指出：“可谓填补了目前学术研究的空白，推进了秦简思想的研究。”“迄今为止，利用出土秦简对秦代礼俗思想进行研究的专著还没有一部，本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这种评语并非虚言。秦朝短祚，秦始皇当政时又“焚书坑儒”，致使秦史料匮乏，直接影响了相关研究。秦简保存了很多古书，内容丰富，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见。因此秦简的出现，无疑弥补了秦研究方面史料的缺憾。以往对秦思想史的研究，多依据战国后期诸子百家思想及“汉承秦制”逻辑，根据秦自身的材料来研究秦国和秦王朝思想状况的文章很少，而立足《日书》，结合所有秦简及年代相近的楚、汉简牍帛书对秦礼俗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学界至今尚付阙如。传统中国社会注重礼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渗。从礼俗互动中阐明思想的发展脉络，是抓住了中国思想史的本土特色。迄今为止，秦简已出土十一种，凡四万二千余枚，年代与之相近的楚、汉简牍帛书中也有丰富的礼俗内容，为礼俗思想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研究资料，从中挖掘、分析秦时的礼俗思想，无论对于民俗史还是思想史，都很有意义。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探索。除了运用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较熟练地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综合利用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进行研究外，还创新性地加入了实地田野调查的内容，形成了“三重证据法”。田野调查有助于了解秦礼俗思想在今天的消亡和传承情况，并由此总结礼俗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其结论对加强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这种以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结合传世文献和田野调查研究古代思想发展演变的方法，扎实可靠，无疑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值得肯定和提倡。

除绪论和结语外，该书研究主题集中在秦简礼俗思想，诸如婚姻、生育、死亡、鬼神、祭祀、占梦等诸多内容都有较系统深入的讨论。对秦简中的生育、婚姻、死亡，精灵、神灵、鬼怪，时间、空间、运动，占梦等礼俗也叙述得较充实饱满。也不乏创见，如研究指出：“秦人没有正常死亡的观念。秦简‘日书人群’的死亡观，重生慎死思想合于儒家观念，相信人死为鬼、鬼能赏善罚暴的观念又合于墨家思想，然其死亡能给生人带来好处和危害的观念，却是儒、释、道诸家所不曾涉及的。由此或可说，礼俗思想是各学派思想产生的土壤，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思想影响了精英思想，是精英思想的本源，而精英思想是民众思想的提炼和升华”等等。

礼既与政治、伦理的体制相关，也以当然之则为内容：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考察传统的礼学思想，关注其中的规范性观念。作为规范系统，礼属于当然之则，涉及社会领域的不同方面：从日常生活，到政治践行，从个体的饮食起居，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几乎所有相关事宜，礼都提出了具体的规定。以规范为内容，礼包含目的意蕴，后者又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为前提，与之相联系，礼（规范）既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指向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在这一意义上，“做什么”与“是什么”彼此交融。相应于人的行为（做事）过程，礼同时涉及手段，并以“如何做”为关注之点。从内容看，传统之礼对“如何做”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呈现的首先是行为的方式、程序。作为行为的规范，礼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其存在关乎多重根据。从根本上说，礼乃是得之现实而又还治现实，其规范作用（当然之义）无法与实然与必然分离，但同时，礼又蕴含人的价值理想，从而有别于单纯的自然法则。礼的不同根据包含着实质的意义，其变通则体现了对规范形式的扬弃。广而言之，作为当然之则的礼难以回避实质与形式之辨。在礼与乐、礼与情、礼与理等关系中，礼的实质之维与形式方面得到具体的彰显。该书基于竹简，对礼的以上内涵作了多方面具有实证意义的考察，深化了对礼的理解。

总之，该书对于深化和拓展竹简研究、推进秦汉思想史研究，充分了解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的风俗民情、推进民俗史研究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在研究主题及其内容的发掘上，也极富创新意义，有较大的社会应用价值。

2024年10月9日 qZqbWMGLNFHw2umRhZdsUP0rQJTgS3xVqtkKxvQxw8qxrtYV6OOsn8Xd2aMtaD7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