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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一生交游广泛，“综观王维一生的交游，仅就王维全集诗题所署，约有一百六十人左右”
。现存王维集是王缙在兄长去世后搜集的，其进呈代宗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
在现存四百余篇作品中，尚署交游人物一百六十人左右，则王维全部作品中，所涉人物必定更多，作品更丰，更能反映出王维交游的实际状况，从一个侧面呈现唐人对王维其人的接受情况。
由于王维作品的散失零落，许多交游人物的史料匮乏，前行者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扎实的考述。香港庄申《王维的交游》论及四类15人（诗友12，画友1，亲友1，国际友人1）
；台湾胡传安《王维交游考》论及四类25人（文学18，官吏3，宗戚3，亲族1）
；台湾杨文雄《王维交游》论及五类38人（诗友16，官员13，画友3，宗戚5，日本友人1），并将第六类“其他”条举列表
。陈铁民《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论及三类50余人，主要包括王维与执政者（宰相）及有关者的交往，与王公大臣们的交往，与中下级官吏、怀才不遇的士人及居士、道士的交往
。又陈铁民《王维与僧人的交往》、陈允吉《王维与南北宗禅僧关系考略》，童晓佳、曹阳《王维与佛教发微之一——与僧侣的交游》等文
，考述了王维与僧侣的交往。笔者将上述所涉主要交游人物大致归类编排如下：
诗友（亲友）：孟浩然、綦毋潜、王昌龄、王缙、崔颢、卢象、储光羲、祖咏、丘为、殷遥、裴迪、薛据、崔兴宗；杜甫、钱起、皇甫岳、皇甫冉、皇甫曾；
画友：张諲、李颀、郑虔、张藻（张璪）；
宗戚：宁王李宪、歧王李范、薛王李业、李峘李岘兄弟；
官员：张九龄、萧嵩、裴耀卿、崔希逸、韦陟韦斌兄弟、韦恒韦济兄弟、苑咸、房琯、裴旻、贾至、严武、韩朝宗、苗晋卿、李遵、元载、杜希望、李揖等；
日本友人：阿倍仲麻吕（晁衡）；
僧侣：神会、瑗公、道光、道一、元崇、璇禅师、燕子龛禅师、福禅师、净觉禅师、惠澄禅师、温古上人、乘如禅师、惠幹和尚、昙壁上人、昙兴上人、舜阇黎、操禅师、崇梵僧（覆釜山僧）等。
上述研究著作中，均对王维与各类人物的交往情况作了详尽的考述，本节则汲取其成果，主要关注王维交游人物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效果及其影响。
宁薛诸王乃唐玄宗李隆基的诸兄弟们
。《旧唐书·王维传》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新唐书·王维传》载：“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
身为睿宗李旦第三子的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联手发动了“唐隆政变”，平息了“韦后之乱”，使得李旦第二次登上皇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三年后睿宗禅位于太子，是为玄宗。为防范诸兄弟“干议时政”，或有“图谋之心”，玄宗一面为兄弟们修建了“花萼相辉楼”，专供他们纵乐饮酒，又以赐金分帛收买其心。一面于开元八年（720），“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并处置了与岐、薛二王过从较密的大臣
。少年王维（19岁左右）风度翩翩，工诗善画，长于音乐，善弹琵琶，尚未入仕，当不在“禁约”之列，故深得诸王欢喜。据载，宁王“好声乐”，“风流蕴藉，诸王弗如也”
，“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共为乐焉”
，“（岐王）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又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
。因此，喜好音乐诗画，是王维与诸王的相投之处，也是他们交游的基础。陈铁民先生指出：“维与诸王往还，主要在开元九年擢第之前……王维之所以竭力交结诸王，则主要出于应试的需要。”
诸王中，岐王李范与王维往来最多。维集中有《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三诗（可能还有散佚的），可证他常从岐王游宴。薛用弱《集异记》中说王维“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所钦瞩”（详后），大体不悖于事实。诸王之所以眷重王维，除了他的才艺过人，与他的家庭背景或许有关系。宇文所安说：“从社会声望方面看，王维的家庭背景是盛唐重要诗人中最高的，他在诸王府中受到热烈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开元九年春，王维进士及第，调太乐丞，顺利步入仕途。而不久后的遭贬，可能也与玄宗禁止诸王与群臣交结、屡次贬逐同诸王关系密切的官员有关联。
王维的仕途不算顺利，遭过贬谪，受过排挤，有过闲居隐居，更有过拘禁下狱……所幸结交的官员大多是正臣，在他困顿、危难之时，伸出援手，给予提携和关照，对他的仕途、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裴耀卿、张九龄、崔希逸
开元九年（721）春，任太乐丞不久的王维，因太乐署中伶人舞黄狮子事而受牵累，被贬济州司仓参军。对未来仕途深怀忧虑的王维，在《被出济州》诗中写到：“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州阴……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
他在济州度过两年多的孤寂生活，开元十二年（724），裴耀卿为济州刺史，裴勤政爱民，颇有政声，“王维敬重裴刺史之人品，而裴刺史喜爱王维诗文，互相敬爱，时人推重”
。开元十四年（726），裴耀卿自济州调宣州，王维也任满，遂离开济州，在淇上过起了隐居生活。第二年回到长安，闲居数年。开元二十一年（733）冬，裴耀卿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九龄亦起复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时玄宗居东都洛阳，王维隐居嵩山，献诗张九龄以求汲引，《上张令公》云：“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
柳晟俊先生认为：“裴、张二人相亲，王维因与裴耀卿亲分之故，得识张九龄，是故荐王维为右拾遗。”
王维感激张九龄的提携，作《献始兴公》（原注：时拜右拾遗）诗，末二句云：“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意谓张九龄任用他是出于公议，倘若缘于私情，也是他所不愿谋求的。傅绍良认为：“张九龄欣赏正直而多才的王维，王维也钦佩正直无私的张九龄，这是他们人格上的认同；张九龄有乐隐自然之趣，王维亦有乐隐之趣，这是他们在人生情趣上的认同……张九龄任用王维，这也正好从另一方面说明张九龄看重王维的，就是这种高洁而淡泊的高士风范。”
开元二十四年（736）冬，张九龄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李林甫专政。二十五年（737）春，张九龄同萧嵩、裴耀卿、韩休等八位大臣一起到韦氏逍遥谷宴集，王维以右拾遗的身份荣幸陪游，并写有《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一文。是年三月，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率众大破吐蕃。四月，张九龄贬荆州长史，王维也被排挤出京城，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慰劳军队。崔希逸与王维都是开元初长安城名士，也曾得到裴耀卿的提携。“可能经由裴氏的推荐而用王维”
，维留在崔希逸幕府里，任节度判官。维集中有《为崔常侍祭牙门姜将军文》《为崔常侍谢赐物表》《赞佛文》《西方变画赞》等文。前两篇乃节度判官份内事，后两篇代崔家作赞佛之文。可见崔、王之私谊非同一般。开元二十六年五月，崔希逸改任河南尹，王维亦自河西返长安。
开元二十八年，王维迁殿中侍御史，是冬知南选。翌年春自岭南北归后，隐居终南山。天宝元年（742）复出为左补阙。天宝二年裴耀卿病逝，王维受托撰《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以记其政绩。文中云：“维也不才，尝备官属，公之行事，岂不然乎？维实知之，维能言之。”
2.韦斌、韦陟兄弟
韦斌与王维乃“稚弱之契，旷年弥笃”
，安史之乱中又有生死之托。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陷两都，王维在长安被俘，“服药取痢，伪称瘖病”，后被押送洛阳。他记述当时情况说：“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
此种情形下，伪授黄门侍郎的原临汝郡太守韦斌，给予他诚挚关照，“公哀予微节，私予以诚，推食饭我，致馆休我”，“座客更衣，附耳而语”。韦斌托后事于王维：“见子而死，知予之心。”
按，斌妻为玄宗弟薛王李业之女，贼兵用妻孥为人质，胁迫他接受伪职，为保全“先君之嗣”“天子之姻”，韦斌忍辱投降，后吞药自裁，呕血而死。在临死之际，他“要把自己的整个心事及后事托付一位知己，以便在乱平后替自己向朝廷表白心迹，洗雪‘叛臣’之恶名”，他“选定的人便是王维。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看出他对王维人格节操的了解和信任”
。韦斌最终得以洗雪，肃宗下诏褒美，赠秘书监。乾元二年（759）秋，韦斌兄韦陟以礼部尚书充东京（洛阳）留守。开元初，“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
，此时王维作送别诗云“壮心与身退，老病随年侵。君子从相访，重玄其可寻”
，谓异日纵使韦陟去职相访，也难能一同隐居求道，表达了深深的叹惋之情。
3.李岘兄弟、李遵
李岘兄弟及李遵与王维亦为宿昔交。天宝十二载（753），李岘出为魏郡太守，王维作有《送魏郡李太守赴任》诗云：“与君伯氏别，又欲与君离……企予悲送远，惆怅睢阳路……遥思魏公子，复忆李将军。”
安史之乱平，在处置陷贼官问题上，朝廷意见有分歧。《旧唐书》载：“执事者务欲峻刑以取威，尽诛其族，以令天下。议久不定，竟置三司使，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岘、兵部侍郎吕諲、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韩择木、大理卿严向等五人为之。”
吕諲、崔器上言“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肃宗欲从之，独李岘力争分等定罪，以为“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也……争之累日，上从岘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
。李岘的仁恕之心，非针对王维一人，却为王维求得了生路，才有了其后的免罪处置。王维被宥出狱时，又得到工部侍郎李遵的眷顾，亲派属官车马迎请，这让王维大为感动。其《与工部李侍郎书》中说：“一昨出后，伏承令从官将军车骑至陋巷见命，恨不得随使者诣舍下谒……维自结发，即枉眷顾，侍郎素风，维知之矣。”
可知王维与李遵早有交谊，李遵此时为“缔构灵武”的功臣，而王维为陷贼官，却不减昔日情分，真君子素风。
王维的仕宦生涯虽经历了不少波折，但因所交官员对他人品才能的赏识及提携关照，也对他的仕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维官至尚书右丞，在盛唐知名诗人中，算是名位通显的一位。《旧唐书·文苑传》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适官达。”
王维不及高适官达，但比李、杜、崔、孟及王昌龄等人强很多，比储光羲、郑虔更幸运。安史之乱中，储光羲被俘，迫受伪职。乱平，被系下狱，贬谪岭南。后遇赦，未归而卒。郑虔工书画又工诗，天宝年间任著作郎。安禄山反，伪授水部员外郎。贼平，得贬台州，终老台州。杜甫作送别诗云：“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在王维诗友中，有结交于青年时期的朋友祖咏、卢象、綦毋潜、丘为，有中晚年时期的朋友孟浩然、皇甫冉，有隐居终南时的朋友裴迪、储光羲、薛据，有同朝僚友苑咸、杜甫、岑参、贾至及蓝田少府钱起，有诗友兼画友的张諲、李颀、郑虔，有谈佛论道趣味相投的殷遥、王昌龄，也有亲族王缙、崔兴宗与日本友人晁衡等。对于王维与李白为何无交往，庄申说：“李白的志趣和生活态度与王维的都不一样，李白之乐于孟浩然游而未与王维订交，他们的人生观的不同，不能不说是一个极有决定性的主要原因。”
王辉斌则通过考察李白两入长安，指出李白于开元十八年（730）一入长安，王维此时正承受着丧妻之痛，“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天宝元年（742），李白因吴筠等人荐举奉诏进京，待诏翰林，其恩宠、荣耀均非一般人所比。而王维为侍御史（从六品上），因而也就无与李白相谋面的机会
。开、天时期，王维有着较为广泛的诗人交游圈，赠答送别诗不在少数。宇文所安说：“如果我们考察开元著名诗人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都因诗歌交换和较紧密的友情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有一位诗人处于这一群体的中心，事实上他熟识每一位在京城从事诗歌实践的人，这就是王维。”
处于“群体中心”的王维，以仁厚之心待人，从不恃才傲物，深得诗朋画友的爱重。《唐诗纪事》祖咏条注云：“咏与维最善。”
薛据条云：“据与王摩诘、杜子美最善。”
诗友写给王维的诗中，饱含深情厚谊。如祖咏《答王维留宿》云：“四年不相见，相见复何为。握手言未毕，却令伤别离。”
崔兴宗《留别王维》云：“驻马欲分襟，清寒御沟上。前山景气佳，独往还惆怅。”
丘为《留别王维》云：“一步一回首，迟迟向近关。”
孟浩然《留别王侍御》云：“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王昌龄《同王维集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五韵》云：“真是吾兄法，何妨友弟深。天香自然会，灵异识钟音。”
……在友人中，与王维往来最多的是裴迪，对王维最为推重的是杜甫。
裴迪是绛州闻喜人，与王维、裴耀卿同属河东人。《唐诗纪事》卷十六载：“迪初与王维、（崔）兴宗俱居终南。”
潘良炽、刘孔伏《裴迪与王维交游考》谓裴迪的长兄裴回与王维有交谊往来，裴迪与王维交游始于天宝二年（743）正月。是时，任城县尉裴回卒于西京新昌坊私第，享年三十九。裴迪受兄临终之托，至终南山请王维撰写墓志铭
。为悼念亡友，王维随裴迪返回长安，亲自到新昌坊祭奠裴回，顺路访吕逸人，有《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诗为证。时王维四十三岁，裴迪大约二十六岁
。后王维得蓝田辋川别业，裴迪亦居辋川，常与王维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裴迪今存诗二十八首，皆为与王维的赠答、同咏，而维集中与裴迪的赠答、同咏之作，达三十余首。二人之《辋川集二十首》唱和最为著名，王维之《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是唐人书信散文中最温情动人的名篇。安史乱中，王维被叛军押送洛阳，拘于菩提寺，裴迪冒险探视（事见宋人《唐语林》，详后）。若不是裴迪将逆贼宴伪官于凝碧池、梨园旧人悲痛泣下及雷海青肢解之事告知王维，便不会有维为之痛悼而作《凝碧诗》；若不是裴迪将《凝碧诗》带出，播于人口，便不会“闻于行在”，“肃宗嘉之”。若不是《凝碧诗》所抒发的念君恋阙之情，即便王缙愿削官为兄赎罪，终不免缺乏君臣大义之支撑。韩国柳晟俊先生说：“当王维于患难之中，裴迪竟冒险探视，使人深受感动，后乱平，王维不及于罪，乃此诗救之也，亦裴迪救之也。”
杜甫与王维的交谊在维之晚年。肃宗至德二年（757）五月，杜甫拜左拾遗。乾元元年（758）春，王维复官，责授太子中允。同在朝中为官，杜甫作《奉赠王中允维》诗云：
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
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
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
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
首二句颂王维声名，叙二人情谊。以下为王维之陷贼辩白。在杜甫看来，王维被禄山拘系洛阳，而肃宗复用，与侯景叛乱时庾信逃往江陵为梁元帝收用相似。王维作《凝碧诗》而不忘故主，与陈琳为袁绍起草讨贼檄文后又事曹操不同，故不当比之陈琳。王维伪称瘖病皆因明主，前后三年，此心可原。末二句，以文君赋《白头吟》表一心不二之志比喻王维。故王嗣奭《杜臆》说：“此诗直是王维辩冤疏。”
不久，王维迁太子中庶子，春末，迁中书舍人，同贾至、岑参、杜甫等并为两省僚友，贾至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王维、杜甫与岑参皆有和章。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因疏救房琯罢相一事，触怒肃宗，贬华州司功参军，是年秋，王维复拜给事中。杜甫尝自华州至蓝田访崔兴宗、王维，未能得见，作《崔氏东山草堂》云：“何为西庄（即辋川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
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弃官西去，辗转多地，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此后至大历年间，他在蜀地结识了王宰、韦偃、曹霸等画家，作《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戏为韦偃双松图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二十余首题画诗。杜甫不善绘画，而他的论画诗“使笔如画”
，又“以画法为诗法”
，当受到好友郑虔、王维及蜀地画家的影响。
王维去世后，杜甫有《解闷》一诗系念王维，诗云：
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漫（一作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原注：右丞弟，今相国缙）。
杜甫此诗写于代宗宝应元年（762）后，王缙已任宰相。杜甫怀想王维，尊他为“高人”，赞他“最传秀句寰区满”，可以想见，杜甫对王维更多的是敬重与推崇。王维集中不见有给杜甫的诗，是否散落，不得而知。后来杜甫被推上“诗圣”的地位，他为王维的辩白，他对王维的赞美，成为后代人评价王维的有力资据。也有人批评杜甫袒护王维，如顾炎武说：“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
但这并未减损杜甫评价的权威性，其影响后代之王维接受甚巨。
王维生活的盛唐时代，是道教的复兴时期，也是佛教的鼎盛阶段。王维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与和尚、居士、道士有广泛的交往。今存王维诗文中，写给道士的诗有《赠东岳焦炼师》《赠焦道士》《送张道士归山》《送方尊师归嵩山》《送王尊师归蜀中拜扫》等，而有关道士们对王维的接受情况，资料甚少。据载，初盛唐时期的著名道士、茅山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639—735），文学素养极高，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结为“仙宗十友”。此事未见载于现存唐史料，宋初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载有五代末画家石恪作《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高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司马承祯仙宗十友图》
。南宋绍兴间叶廷珪编撰的《海录碎事》亦载“仙宗十友”
。有研究者考证，司马承祯卒时89岁（735），推测其与盛唐诗人（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有交往的可能
。王维开元二十二年（734）秋隐于嵩山。此地是茅山道派的主要据点，王维自称“中岁颇好道”，司马承祯与他成为彼此慕名而未谋面的“神交”，极有可能。
王维以笃诚奉佛而著称，以下专述僧侣们与王维的接触往来。
王维的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普寂三十余年，对王维无疑是有影响的。大约从隐居淇上（开元十六年左右）开始，仕途失志的王维，萌发了习禅的思想。《偶然作》其三云：“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
说自己的爱欲贪欲日渐淡薄，而对佛教的信念却日已牢固。开元十七年（729），王维返长安后，始参学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此后，王维于山林禅修，广泛结交僧侣。《山中寄诸弟妹》说：“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
他在嵩山留别温古上人的诗中说：“宿昔同游止，致身云霞末。开轩临颍阳，卧视飞鸟没。好依盘石饭，屡对瀑泉渴。理齐小狎隐，道胜宁外物……”
可知二人朝夕相处，关系亲密。开元二十九年（741）王维自岭南北归途中至璿禅师所居寺院瞻仰禅师，作《谒璿上人并序》诗说：“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
表达了誓从佛道修身养性的决心。王维一生与僧侣的交往，“其数量之大，在初、盛唐的著名文人中是首屈一指的”
。
王维笃志奉佛，精于佛理，受到了僧侣们的爱重，曾多次受托为高僧大德撰写塔铭与碑铭。撰写塔铭的常例一般是由起塔人（主要是门人弟子）请当时知名人士撰写。开元二十七年（739）五月，道光禅师去世，王维作为知名文人，又是道光禅师的未出家弟子，受请撰写《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文称：“门人明空等，建塔于长安城南毕原。人天会葬，涕泗如雨，禅师之不可得法如此……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在舍利所在而已。”
在颂扬道光禅师的同时，亦表明自己学佛的心志。王维还受托撰写《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禅师碑铭》。净觉禅师为五祖弘忍再传弟子，曾在洛阳师从神秀及玄赜学习禅法，注有《金刚般若理镜》一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作有《楞伽师资记》一卷，晚年居于长安大安国寺，开元、天宝年间入灭长安，葬于少陵原赤谷兰若
。王维记述入葬之日“城门至于谷口，幡盖相连；法侣之与都人，缟素相半。叩膺拔发，洒水坌尘。升堂入室之徒，数逾七十；破山澍海之哭，声振三千……”
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禅师。王维能受托撰铭，足见他是僧侣心目中的合适人选。
王维对佛学的孜孜探究，令高僧大德对他赏识有加。神会语录中，记载了王维任侍御史时（大约天宝四载，745年），在南阳郡临湍驿中向神会和尚问道的情形：
门人刘相倩云，于南阳郡，见侍御史王维，在临湍驿中，屈神会和上及同寺僧惠澄禅师，语经数日。于时王侍御问和上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
王维问如何修道能得解脱，神会回答，众生本来就有清净心，只要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就可得到解脱。若在心外另起心修行，反而生了妄心，不得解脱。这令身在北方、多受北禅讲究修持思想影响的王维，甚觉惊奇，以为“有佛法，甚不可思议”。他又问神会与惠澄禅师的见解“何故不同？”
答：“言不同者，为澄禅师先修定，得定以后发慧。会即不然。正共侍御语时，即定慧俱等。是以不同。”
神会所谓的“定慧俱等”，即定慧一体，意谓慧之时定在慧里，定之时慧在定中，与澄禅师“先修定，后修慧”的“渐修”不同。王维无门户之见，欣然接受了神会传授的南禅惠能的思想，神会遂请求王维为六祖惠能撰写碑铭。因为他知道先师惠能所讲佛法在北方还受到排挤，所谓“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而王维知此教义便于传扬，所谓“谓余知道，以颂见托”
。王维在《能禅师碑》（又称《六祖能禅师碑铭》）中述惠能事弘忍大师“独得佛道，谦而不鸣”及“临终，遂密授以祖师袈裟”之经历与“道德遍覆，名声普闻”之影响，并以简约的文字阐述了惠能禅学思想的基本观点
。普慧指出：
王维为惠能撰写的《碑铭》，在很大程度上不但为惠能正了名，还扩大了惠能在北方两京地区的影响（特别是在上层官僚文人中间），为南禅后来的弟子们陆续进驻两京拉开了序幕，这是对南禅极为重要的一大贡献。王维自己也因此改变了他此前长期恪守北禅修习的观念，从而进入一种生动的、活泼泼的禅境。其后来的诗歌创作，正是这种禅境的反映和展现……二者的关系是互动的，是相得益彰的。
乾元元年（758），王维又受托作《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大通，即神秀，是北宗早期的领袖；大照，即神秀的弟子普寂，是开元年间北宗最有影响的领袖。王维的母亲和兄弟王缙，都是大照禅师的世俗弟子。舜阇黎自然是大通、大照和尚的后辈。陈允吉先生说：“他们之所以委托王维捉笔代写这篇谢表，除了因为作者文辞华赡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出于他们认为，王维之于神秀、普寂相承的禅门宗风，算得上是一位深有所得的人物。”
《宋高僧传》卷十七《唐金陵钟山元崇传》中，还记载了元崇和尚入终南、下蓝田，与王维相会而论道之事：
释元崇，俗姓王氏，琅琊临沂人也……以开元末年，因从瓦官寺璇（璿）禅师谘受心要，日夜匪懈，无忘请益……至德初，并谢绝人事，杖锡去郡，历于上京，遍奉明师。栖心闲境，罕交俗流。遂入终南，经卫藏，至白鹿，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中断……起居萧舍人昕与右丞诸公，并硕学雄才，尊儒重道，偶兹一会，抗论弥日，钩深索隐，襟期许与。王、萧叹曰：“佛法有人，不宜轻议也矣！”
元崇和尚住金陵钟山，玄宗开元末从瓦官寺（一作瓦棺寺）璿禅师受法。肃宗至德初年（756），谢绝人事，遍奉明师，专程赴辋川会晤王维。二人相遇，乃“神交在先，谋面在后”。元崇与王维诸公论谈终日，钩深索隐，相互期许，引以为知己，是何等惬意，何等境界！
由上述事例可见，王维以他深厚的佛学造诣，深得僧侣们尤其是高僧大德的信赖与爱重。他从南北宗禅僧那里悟得禅理，又在他的诗中活泼泼地展现了禅意、禅境，成就了“诗佛”王维。
可以说，王维交游人物对王维其人的接受（赏识—信任—爱重），在他的科举、仕途、诗坛地位以及“诗佛”名号的获得等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