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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涉及王维家世和生平仕履的文献甚少，基本出自中唐以后。主要有姚合的《极玄集》、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刘昫监修的《旧唐书》等，另有北宋欧阳修、宋祁编撰的《新唐书》等。这些文献提供了历代读者了解王维其人的珍贵资料，却也有缺漏、讹误或相互间的矛盾，后世研究者苦心孤诣爬梳考证，以期得出合乎实际的说法。
关于王维的籍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太原人”，姚合《极玄集》称“河东人”。《旧唐书·王维传》载：“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按，蒲州曾改名河东郡、河中府）。”
陈铁民先生认为：“太原祁应是王维的祖籍，而蒲州则是他的里贯。”
并进一步考述王维为唐时蒲州所辖八县之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人
。
关于王维的家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列王维家族为“太原王氏”之“河东王氏”房：儒贤（赵州司马）→知节（扬州司马）→胄（协律郎）→处廉（汾州司马）→维字摩诘（尚书右丞），缙字夏卿（相代宗），繟（江陵少尹），紘、紞（太常少卿）
。可知王维的高祖儒贤、曾祖知节、父处廉皆官至州司马，祖父胄为太常寺协律郎。学界一般认为，虽然王维的祖、父辈只任过中级以下的官，但他们是强盛的太原王氏的成员，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王维的母亲出自博陵崔氏，是另一个名门望族。近年来有研究者结合《王卓碑》《王景祚碑》《王颜碑》《太原乡牒》等碑志文章的考证，指出王维、王缙“河东王氏”一系为晋司空王卓之后，而“太原王氏”为汉司徒王允之后，非为同一世系；“王卓一系其名并不显扬……除王维、王缙外名声大都不彰”
。依此说，则王维家族的光环并不那么耀眼。
关于王维的生卒年。现存文献皆未记生年。关于卒年，《旧唐书》本传载“乾元二年（759）七月卒”，《新唐书》本传载“上元初（760）卒，年六十一”。明人顾起经《唐王右丞年谱》考订王维生于圣历元年（698），卒于乾元二年（759）七月，年六十一岁。清人赵殿成《右丞年谱》称维集中有《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其系尾年月，乃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又集中有《送邢桂州》诗，亦上元二年中事，故考订王维生年为长安元年（701），卒年为上元二年（761）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陈铁民《王维年谱》等，皆依赵说，此说盛行。然两《唐书·王缙传》谓缙卒于建中二年（781），年八十二。由此逆推，缙当生于久视元年（700），出现了“弟大于兄”的尴尬。毕宝魁《王维生年考辨》以王维诗句“年算六身知”作内证，结论是“王维生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卒于上元二年（761），享年六十三岁”
。此说解决了“兄生弟后”的矛盾，但与《唐书》记载王维享年与及第年份等不符。日本学者入谷仙介也主享年六十三岁说（699—761）
，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亦倾向于此说
。此外，在对卒年761年无异议的前提下，学界又有生年为公元700年（兄生年头，弟生年尾）、695年、694年、692年、691年等多种说法，尚未获得普遍的认同。
关于王维的生平仕履。合两《唐书》所载，王维于开元九年（721）进士擢第，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张九龄执政，擢右拾遗，历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安史之乱陷贼，迫以伪署。贼平，责授太子中允，迁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官至尚书右丞。据有关文献载，王维曾官侍御史
，两《唐书》均失载。又由维诗可知，他在离济州司仓参军任后，曾先后隐居淇上、嵩山和终南山。复出为左补阙后，营宋之问蓝田别墅而亦官亦隐。这些经历的起止时间，均未见明确记载，因此也是后代读者与研究者关注和考证的问题。
从唐五代现存文献及宋初《新唐书》对王维籍贯、家世、生卒年及生平仕履的记载来看，多有存疑与争议，而王维生年的考证最为棘手，至今仍是一道无法求证的难题。
关于人品（或人格）的评判，通常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气质德行层面的，一是政治节操层面的。唐五代人对王维人品的评述，基本在前一个层面。王维晚岁自谦“才不出众，德在人下”
，从现存唐五代史料看，关于王维才德的评述，褒扬之辞多，贬抑之语少。
1.褒扬之辞多
现存史料显示，最先以文字评价王维的是他天宝年间的同僚苑咸。其《酬王维》诗序说：“王兄当代诗匠，又精禅理。”
对王维在诗、禅两方面的造诣给予很高评价。之后是活动于天宝年间的书论家窦臮作《述书赋》，称许王维：“诗兴入神，画笔雄精。”
接着是王维弟王缙与代宗李豫。其时王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
王缙于亲故间搜集编缀，仅得四百余篇。进表云：
臣兄文词立身，行之余力，常持坚正，秉操孤贞。纵居要剧，不忘清静，实见时辈，许以高流。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
这段文字包含三层意思：一说王维能秉持儒家所倡导的操守，以道德修养为本，坚定忠贞，行有余力，以文词立身。二说王维虽身任要职，仍不忘道家所主张的清静无为，被时人推许为高流。三说王维晚年更加进修道业，尤以念兹在兹的心情对待佛教涅槃之真理。可见，在王缙眼中，兄长王维乃是以儒为本，并修佛道，兼具了儒道佛三家所倡导的君子高人品格。代宗批诏曰：“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详见第二章第一节第63页）高度评价了王维在文坛上的声誉与地位，也是对王缙所论的高度认同。
杜甫于大历元年（766）在夔州作《解闷十二首》，其中有怀念王维一首，称“不见高人王右丞”“最传秀句寰区满”
，谓高人右丞虽殁，而秀句佳作天下传颂。
中晚唐时期涉及王维才能与德行的评论性文字主要有：封演《封氏闻见记》称王维“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李肇《唐国史补》称王维“立性高致”“画品绝妙”；薛用弱《集异记》称王维“文章得名”“性闲音律”；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称王维兄弟“并以科名文学冠当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王维“有高致，信佛理”；等等。这些评述，高度赞扬王维的道德境界，称美其在文学、绘画和音乐方面的杰出才能，在社会上享有盛名，受到广泛的尊崇。
五代时期后晋刘昫（888—947）监修的《旧唐书·王维传》，在记述王维生平仕履的过程中，尤突出了王维的品质与才能：
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
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乾元二年七月卒。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
这里描述了一个“有俊才”、博学多艺的王维，一个“以孝闻”、为母守丧以至柴毁骨立的王维，一个“闺门友悌”、与弟与友相亲相知的王维，一个“屏绝尘累”、妻亡不娶孤居三十年的王维，一个“以玄谈为乐”“以禅诵为事”、过着极简生活的王维……
总之，在唐五代人的笔下，王维德行高尚，才华出众，是一位博学多艺的全才。比较《旧唐书·文苑传》中对“初唐四杰”、陈子昂及盛唐知名文士的品行评述，则更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如：
勃恃才傲物……勃等（王、杨、卢、骆）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子昂褊躁无威仪，然文词宏丽，甚为当时所重。
崔颢者，登进士第，有俊才，无士行，好蒱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累官司勋员外郎。
王昌龄者，进士登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又以博学宏词登科，再迁汜水县尉，不护细行，屡见贬斥，卒。昌龄为文绪微而思清，有集五卷。
盂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天宝初客游会稽……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杜甫字子美……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
五代史臣对这几位诗人的品行，均有批评指摘。大概来源于唐人著述，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李白“白性嗜酒，志不拘检”，评王昌龄“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评高适“适性拓落，不拘小节”
等等。又《明皇杂录》谓：“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依据这些载述对以上诸公作贬评，但它无疑反映出当时社会评价的一个方面。
2.贬抑之语少
现存唐五代载籍中，涉及王维人品的批评仅见两条：
维有诗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
（维）尝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如此。”
这两条批评，主要针对王维在诗画创作方面的问题，当然也能牵扯到人品。在今人眼里，王维曾在扈从温汤时为宰相李林甫作过“和诗”，诗中有“谋猷归哲匠，辞赋属文宗”“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之句
，是“趋附谄媚”。但唐人对此无任何针砭，或许只视为碍于人情和面子的“应酬文字”而已。
此外，唐五代人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中，有中唐薛用弱《集异记》载王维奏“郁轮袍”事，晚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载王维作“凝碧诗”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载孟浩然因王维之邀而“无官受黜”事，作者均未流露出批评王维的意思。所以在唐五代时期，“既不见有人责斥或嘲讽王维，也不见有人替王维洗雪”
。但到了宋人那里，成了诟病王维的口实。
最为后人诟病的莫过于安史之乱王维陷贼受伪职（给事中）事。《旧唐书·王维传》载：
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瘖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
唐军收复二京后，“陷贼官三等定罪”，王维未被定罪。乾元元年（758）春复官，由给事中官降一阶，责授太子中允。不久，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秋复拜给事中。上元元年（760）夏，转尚书右丞。王维之所以获免，从《旧唐书》与《明皇杂录》等记载可见，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王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致力于平叛的肃宗，此时最需要群臣的拥戴。王维《凝碧诗》表达了爱国之情、亡国之痛，肃宗自然嘉之宥之。
其二，王缙为兄赎罪。安史之乱时，王缙被任命为太原少尹，协助李光弼守太原，立下了汗马功劳。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
其三，宰相崔圆将王维、郑虔、张通（张藻，字文通）等人“召于私第，令画名画数壁”，可能出面“救解”，“故皆获宽典”
。
此外，毕宝魁文章认为，王维所作《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是考察王维安史乱中表现的关键性资料，从韦斌后来“被褒扬受赠封及碑文的撰写来看，在韦斌得到朝廷公正评价方面，王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此事对王维的官复原阶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
王维本人对于宥罪而复官有过片刻的欢欣，“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
，然事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失节”带来的极度的自痛、自责与自愧。《谢除太子中允表》说：“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跼天内省，无地自容。”
《责躬荐弟表》说：“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愚弱，托病被囚，不赐疵瑕，累迁省阁，昭洗罪累，免负恶名。”
他企图以忏悔、布施（如饭僧、施庄为寺）、禅修（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等功德来自我救赎。研究者李俊标、胡可先、王庆显、王志清等，对王维的这种痛苦心态、救赎心态，均作过深刻的剖析
。
但上自皇帝，下至官员文士，对王维均抱以宽宥的态度。王辉斌《王维“接受伪署”考评》总结说：
综合现存各类有关王维生平事迹之载的唐人资料，可知唐人对于王维“接受伪署”的认识，大致而言，乃可用八个字进行概括，即：承认事实，予以宽容……在唐人的心目中，王维的“接受伪署”一事，是并不曾影响其在诗坛上之应有地位的，则唐人对王维降伪事的宽容与通达，藉此即可窥见一斑。
胡可先、王庆显《王维与安史之乱》一文指出：
唐人对王维陷入安史之乱的看法与后人完全不同，这与当时的文化思想背景有关。我们知道，唐朝是政治开明、思想解放的朝代，儒、释、道三种思想都各有势力，因此封建教条也就比前朝后代相对少一些，他们对于当时著名的人物，也就能够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无论是文官、武将，还是诗人，他们陷入安史乱军之中，乃至投降安禄山，并任以伪职，都具有特殊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了解了唐代官员与文人陷入安史乱军中的背景以及唐人对他们的认识，我们对于王维陷贼情况的看法也就会与唐以后传统有所不同。
以上两文之分析与结论大要切当，可以见出唐人对王维“受伪职”事所表现出的谅宥与宽容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依存的文化思想背景与政治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