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不科学的大杂烩

孩子出院后，我过去的一切日常都回归了，这让我不再为孩子刚出生的那几周诡异的日子而过分纠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喜爱我的清单和我每天用来填满清单的日常琐事：用吸尘器除尘、购物、给孩子们洗澡、换洗衣物。通过完成一项任务来获得简单的喜悦，这使人心里踏实。不论什么时候把女儿抱在怀里喂奶，我都会伸手拿一本书。我在那些学术著作、十八世纪的爱尔兰历史、译著和古老地图中，持续寻找关于艾琳·杜布的一切信息，无论它们多么晦涩和离题。我读得越多，我的笔记就越多。

我女儿出生后的几个月里，背诵《挽歌》仿若时间旅行——我怀里用的是同一个婴儿吊兜，低声吟诵曾经对她哥哥吟过的诗句。当她紧靠在我的胸前安睡时，她沉睡的耳畔回荡着艾琳·杜布的文字。她可能会从这些耳语中编织出什么梦境？会有怎样的奔驰的蹄声？怎样的哀号声？

——

公共卫生护士安排了一次家访，使我陷入了紧张的擦洗劳动中，我的脑海里盘旋着恐惧，担心她会指出一些散乱的蛛网或溅落的果汁，然后以此为由带走我的孩子。我看见她把磅秤放在我们厨房的桌面上，不由得手心出汗。她想要一杯茶，我在心里默默咒骂自己没有提前预备好一壶茶。当我带着我们最好的一只有缺口的杯子回来时，她正在翻阅我的文件夹。我想要冲到桌子的另一边，大吼道：“住手！那是我的！”但我只能尽力微笑着为她倒一杯茶。

她笑了，轻轻叩打着书页。“阿特·奥利里 ！他可能是最接近我们那个年代的男子乐队偶像的人了。”我试图掩饰自己别扭的表情。

正当她追忆她的学生时代，我疲惫的目光漫游到我的茶杯上，它的柄像一只耳朵一样弯弯的，装饰着蓝色的弯曲纹路。我想到一只杯子应当具备的姿态：向嘴巴倾斜，使液体流动。我看到杯子上的图像，不由得战栗。我怎么没注意到这个？多年来，我一直在喝着一只绘了椋鸟 的杯子。我想起它们的歌声，它们如何熟练地发出它们记忆中的现实世界的声音，将其编织成自己的旋律：既真实，也是创造，融合了过去和现在。护士提了一个问题，期待着我回答，这期间的寂静将我的思绪拉回她面前，她贸然的手指在我潦草的字迹上停顿着，她看着我，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咱们这是去上了夜校吗？”我摇了摇头。“那这是为了什么？”我耸耸肩，代表回答，我整个身体陷入通红的尴尬。她很快转而责备我关于孩子的事情：没有喂养的时间表，没有固定的睡眠安排，通常有四个孩子的母亲会更加……她抬起眉毛，摊开手掌。

她离开后，我哭了，并不因为羞愧，更多是愤怒，她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那这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但我仍然抱着一种错误的希望继续下去：如果我能够简单直接地消耗掉我的痴迷，也许它最终就变得无聊了。这做法有些愚蠢，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我读得越多，我的愤怒就越尖刻。这种感觉通常黏附在译本序言的介绍篇幅上，这些段落是对艾琳·杜布生活的粗略素描，它们几乎总是翻来覆去讲两个事实：她是阿特·奥利里的妻子、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姑妈。学术目光轻易地将她置于男性的阴影之下，好像她只能作为男性生活的附庸而引起人的兴趣。

在愤怒中，我开始琢磨一个或许能够回答护士问题的答案。也许我一直都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也许我意外发现了我真正的事业。也许我耗费年月筛选这个拼图的零散碎片并非徒劳无功，我是在准备。也许我可以通过构建更真实的艾琳·杜布的人生画面来向她致敬，收集我们所掌握的每一个事实来创造一个万花筒，揭示那些珍贵的，虽然破碎却生动的瞬间。这个想法一经浮现，我的心跳便加速了。为了探寻她的人生，我可以贡献我的时间，我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而且我会这么做的。

我把白日梦和现实不科学地混淆在一起，并由此开始。我一边构思，一边把粥糊刮进垃圾桶，收拾孩子们上学的书包和外套，催促他们上车，等红绿灯、咬牙忍住咒骂，与三个儿子吻别，再开车回家。做所有这些事的同时，我的一只眼睛盯着艾琳·杜布，另一只眼睛盯着汽车安全座椅里的我女儿。她在后视镜里长大。不过多久，当我开车回家时，她不再睡了。不过多久，她奶声奶气的话语几乎可以辨认了。不过多久，她开始拉扯我给她系的安全带。不过多久，她会用微笑回应我了。岁月就这样在那面镜子里过去：不过多久，太快了。

一天早晨，9点23分，我停在学校大门前。我没像往常一样左转掉头回家处理一篮子要熨烫的衣物。我选择了右转。我一边开车，一边随意地切换着收音机频道。一位前总理去世了，几个男人带着亲切、焦糖般的怀旧情绪反复谈论他的成就：“伟大的人。啊，一个伟大的人。”我关掉了收音机。此刻，只有三个声音陪伴着我们行驶在柏油沥青马路上，这是三个女性的声音：我的声音，我女儿的声音，以及那位以冷静权威的口吻指引我们前往基尔克雷的GPS的声音。“左转。”她指示道，她的声音干干净净，剥离了一切社会期待。

我们驶入河上的一座窄桥，它十分窄小，更适合马匹而不是汽车通行。我打开车窗，熄灭引擎。鸟鸣声飞了进来。虽然已是十月下旬，但这里的树木依旧繁叶密布，在微风中奏响浓郁的歌曲，当年艾琳·杜布来到这个地方时，它们也是如此吟唱着。我的皮肤上泛起鸡皮疙瘩。她曾经就在这里。一匹马驮着她越过这座桥，穿过新娘河。许配的。Bríd。 很快她将抵达利河，她的名字将改变，她将成为另外一个人，而现在，这条小河仍在树荫下流淌，吟唱它自己的潺潺曲调。

在桥的另一侧，在晴朗得不像样的天空底下，修道院矗立在一片片交织的田野中，样子温暖而质朴。我的女儿微笑着。她穿着奶奶为她编织的亮粉色开衫，这也是女性的文本，每一个针脚都是一枚音节。我抱起她，还有我的包、手机、笔记本、笔和相机，侧身穿过篱笆门。这就是我为自己打造的生活，我总是追求超越自己掌握范围的东西，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抱了满怀。

当我沿着笔直的大道朝修道院走去，我想起艾琳·杜布也曾走过这条路，她会发现道路两旁的界线是由骸骨组成的。查尔斯·史密斯 在他出版于1774年的作品《科克郡、市的古代情况与现状》（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County and City of Cork）中记载了他在这里的旅行。当他来到这座修道院的大门外时，他是这样描述的：“两旁的高土堆上全是人骨和颅骨，苔藓把它们黏结在一起；除了周围散落的大量骨骼，还有数千具骸骨堆积在拱门和窗户等处。”而现在，那些骨骼都已经整齐地葬入地底；现在土壤之外唯一的颅骨就是我们的和那些乌鸦的头骨了。

“基尔克雷”（Kilcrea）的意思是“克雷教堂”（the church of Créidh），这个名字源自第一位在此设立圣殿的女修道院院长的名字。后来，修道士们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著名的修道院，他们虔诚的信仰回荡在坚固的石壁上；后来，艾琳·杜布用另一种曲调在它们的废墟之上表达她的悲伤。如今，秋天来了，它携领我一同到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吸引着我，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也许这次朝圣是我走向她的第一步。我漫步其中，我的脚步在土地上留下印记，为它古老的足迹账本又增添了一行。我进入修道院，依照想象中别人的动作，调整自己的仪态——我抬眼望去。

上方是抄写室，修道士们躬身于桌前，这个地方充盈着羽毛笔在羊皮纸上发出的稳健的刮擦声。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复写着：哦，人类的严肃劳动。那时，通常由陶夏（taoisigh） ——古盖尔人社会的领袖——资助诗歌创作，陶夏通常会雇用一位（男性）吟游诗人写诗纪念某个人或某件事。这些诗歌被复制到手抄本（duanairí）里，即手写的选集，通常其中也包含一些族谱和宗教文本。相较之下，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并未通过书籍保存下来，而是储藏在女性的身体里，她们的身体就是诗歌和歌谣的活体储藏库。我在阅读中发现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记忆的固有缺陷和储藏记忆的这种人体容器的不完美，《挽歌》应该不是某一位作者的作品。这个理论指出，它一定是拼贴作品，或者是民间对某支更古老的哀歌的改写版本。对我而言——让我在远离大学校园的高墙外厚颜无耻地放肆一把——这似乎是强加给女性文本的男性判断。毕竟，“文本”一词的词源来自拉丁语中的动词“texere”：编织、融合、用穗带镶缀。《挽歌》是一个由女性创作和编织的文学体裁，它交织着女性声音的纤维，这些声音在女性身体中传承，这种现象只会使我惊叹和钦佩，而不会让我质疑作者的身份。

在基尔克雷，天色渐渐变暗，女儿在我怀里冻得哆嗦，她开始唱起来：“咩咩黑色小绵羊，你在干什么？” 我把外套裹在我们两人身上，站在艾琳·杜布曾经伫立的地方。我念诵着《挽歌》中的几行诗句，我的声音从石墙上弹回来，这堵墙也曾聆听过她的声音。当我念诵“Mo chara go daingean tú”时，我的女儿抬头看着我，觉得有趣，她马上歪着脑袋，模仿我抑扬顿挫的语调。我又念了一遍，这句诗的大意是“啊，我的忠贞伴侣”。我在这里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回声。这是我们的开始。

——

当我离开基尔克雷时，连我的指尖也感到触电一般。我想知道，如果我抛开迄今为止所接受的那些学术观点，我可否对艾琳·杜布的生活有更多了解。我再次想到，那些简短而粗略的素描将这个女人描绘成姑母和妻子，让她隐没在男性的阴影中。如果从她认识的女性的视角来描绘她，她会是怎样的形象呢？

我下车时，已经制订好了计划，也选好了我的工具。虽然我不是一名学者，但我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勾勒她的人生。我当然是从列一个清单开始的。除了重新阅读我以前读过的材料，前往她的家乡进行调研，以及追踪文献档案外，我还将重读1892年出版的《爱尔兰旅团的最后一位上校》（The Last Colonel of the Irish Brigade）。在两卷干净泛黄的书页里，一个自称摩根·约翰·奥康奈尔夫人（Mrs Morgan John O’Connell）的作者详细描述了一叠藏匿的家书，这些信件是在“老摩利斯·奥康奈尔的书橱里”被发现的，“书橱上镶嵌着黄铜把手，有许多抽屉”。摩利斯是艾琳·杜布的哥哥，是他们一起长大的那座房子的继承人，也是家族财富的分配者。可以料想，这些兄弟间的通信大多涉及男性关心的议题——军事政治、贸易安排、财务等等，但也偶尔谈论这里的女性的生活。我决定重返这些文本，有意识地删减擦除，将文件和信函都削减到只剩下女性生命记录。通过这种间接的阅读，我将全身心地致力于从男性文本中捕获女性人生。我希望这种角色对调的实验能揭示隐匿的女性的人生，她们一直存在，只是被编码在隐形墨水里。

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找到两位女性帮助我们了解艾琳·杜布。我发现了奥康奈尔夫人笔下的一个人，她称之为“（摩利斯和丹尼尔的）生了许多孩子的妈妈，她拥有独特的爱尔兰式即兴创作天赋和务实的智慧，并善于持家”，而当我发现艾琳·杜布有一位孪生姐妹时，我感觉另一条路向我敞开。我开始从这两位女性着手，慢慢地将我的研究和幻想与奥康奈尔夫人书里的斜体字编织在一起，而就算我脑海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也已经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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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作一只提线木偶

1. 将一页纸平整对折。

2. 再对折两次。直到折出的褶子像一架白色手风琴。

3. 描画出一个女人的轮廓。

4. 用缝纫剪刀剪下女人的形状。

5. 把这女人轮廓的剪纸拎起来，就好像从纸页中赋予了她们生命。她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观察她们是怎么苏醒的吧：各个手牵着手。

6. 记住这一课：每一页纸上都有未被书写的女性，每一位都独自沉默地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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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当艾琳·杜布漂浮在一团温暖的黑暗中时，她就已经不孤单了。在她母亲的指尖察觉到气泡一样的胎动之前，她的孪生姐妹就已经感受到了她在身旁的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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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前，海洋翻腾着巨大而鲜活的海浪，这无数的波纹，每一道浪花都积蓄着自己的力量。在海那边的熹微晨光中，一个农庄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马儿拱食着燕麦，新鲜鸡蛋握在人类的掌心，奶汁从牛羊的乳房中激涌而出，暖热的嘶嘶声此起彼伏。屋内，一个女孩大步走进起居室，在前一天的煤渣旁跪下。她轻轻吹动炭灰，底下的三团余烬开始发亮。厨房里传来面包的香气，圆润的白面圈代表着这个家庭的英国基因，棕色的面包代表着爱尔兰基因。每个房间都有人在兴奋地低语，因为今天，家里的女主人，玛伊尔·尼多诺万·杜布正在分娩。

这不是她的身体第一次尝试分娩；在她的一生中，玛伊尔拢共将诞下二十二个孩子，但她将埋葬其中十个。作为一位慷慨的女主人，她唯一的俭省之处就是对家中鸡蛋的精确控制。她平常的慷慨和这种特殊的吝啬形成鲜明对比，她因此被亲切地称作“皮安塔·乌瓦”（Pianta Ubha）——“蛋卵疼”——鉴于她雄心勃勃的身体频繁地怀孕，这个说法很是酸楚。数十年来，玛伊尔的乳房几乎一直在分泌乳汁，她的子宫也几乎一直在孕育新的生命。此刻，她的身体摊开，她的咆哮迎来了婴儿的啼哭——第一声是一个女声，然后是另一个。双胞胎。女孩。玛伊尔向后仰倒，大腿湿润而战栗。她给初生的女儿们起名艾琳和玛伊尔，但大家都叫她们奈莉和玛丽。她们的母亲并没有休息多久，因为经营德林内恩庄园是一项庞大的事业，并且她还在掌控一个有利可图的走私活动。这样的“贸易”在当时并不罕见，但他们事业的规模确实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异常的财富。玛伊尔经常与她的丈夫唐纳尔·莫尔一起运输兽皮、腌鱼、黄油和羊毛，以及进口茶叶、葡萄酒、白糖、白兰地、烟草、奢华的丝绸和天鹅绒。

这两个女婴会被送到乳母那里喂养，等到她们足够茁壮，就能与家人们在德林内恩庄园重新团聚。她们回来的时候，还将一同带回送养家庭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胜似她们的亲生手足，作为值得信赖的仆从一直陪伴她们。双胞胎在乳母那里学到的语言是爱尔兰语，但她们自己家里使用的语言是英语，这种双语体系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奥康奈尔夫人写道：

奈莉和玛丽出生时，英国殖民者实施的残酷的《惩治法典》几乎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这些精心设计的法律被用来镇压本地人口，消除他们对新教崛起可能构成的任何威胁，当时后者已盗窃和占据了前者的土地。爱尔兰天主教徒不得受教育，不得拥有价值超过五英镑的马匹，也不得投票或携带武器。未注册的牧师将被阉割；献出牧师首级的人还能获得奖励。然而，还是有办法让一个雄心勃勃的女家长暗中违反这样的制度。德林内恩湾地处偏僻，当权者很少到访，所以玛伊尔和她的家人在这里保有一定的自主权。白兰地和优质烟草的诱惑足以购买沉默。

玛伊尔除了管理家务和贸易，还是一位诗人。她的许多存世诗篇涉及她与德林内恩的仆人们的交往。我翻译奥康奈尔夫人记录的一首现存诗歌如下：“快点，女士们！快纺好那根纱线，因为你们的纺车坚固，你们的肚子从不挨饿。”我在都柏林大学的档案中发现了更多她的声音的遗迹，我借此想象，她的女儿们眼中的她从庭院迈步到马厩，她美丽的长发编成齐整的辫子，用发卡绾起。她身着最好的进口布料，这是为她量身定制的，迎合了她“亮丽的彩色丝绸搭配缎面衬裙、精致的蕾丝帽和荷叶边的礼服，以及细棉布和素色羊毛织物”的品味。我翻译其中一段对话，玛伊尔正夸耀她的家园：

听到这深情的感叹，附近的一个男人反驳道——

这机智对谈中蕴含着智慧，她的夸夸其谈被仆人们熟练地驳斥，几乎可以想象随之而来的热烈欢笑。玛伊尔在早餐时戏弄一个男仆：

他的反驳再次颠覆她的韵律与格律，巧妙地做出回应：

在这位女主人与用人之间的戏谑交流中，我们感受到玛伊尔·尼·杜布在自己和孩子们周围营造的氛围。作为上级和母亲，她看重聪明才智和交谈中的勇气胆识，而其他人响应了，记住了，并且记述了。

小奈莉在养母那里断奶后，回到了德林内恩，与她的孪生姐妹一同在马厩、海滩和森林中嬉戏。头顶的树枝低低地哼吟着古老橡树的私语，正是这片橡树林带来了“德林内恩”（Derrynane）这个名字，它是“圣芬安的大橡树森林”的英式译名。我渴望聆听那片森林当初为小艾琳唱的歌曲，然而，我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可听不见。于是我开始查阅地图，在日历上圈出日期，准备好我的车钥匙。

——

当我抵达德林内恩时，已经是春天了。我发现即使在那片森林的深处，潮水的声音也能让人像遇到吸铁石一样转过头来，让我重新找到方向，像小奈莉当初那样。

我独自站在海滩上，黄沙在我脚下延伸，无数的贝壳、石头和石英碎片被揉捏成一个全新的整体，清晨的海岸还未被人类的存在印上痕迹，就像空白的一页纸。过去的日子里，它每一天都承受新的脚印，微风中还夹杂着葡萄牙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片段。低潮时，那对双胞胎姐妹就可以步行到修道院岛，就像我现在一样。

柔软的沙地曾经承载过奈莉雀跃的脚趾，触碰过奥康奈尔夫人的长裙，如今则留下了我自己的足迹。我转身，意欲拍下我在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沙滩上留下的足印，但当我专注于手机屏幕时，却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我稳住了，顺手拾起那个绊脚的障碍物：拳头大小的一块蓝绿色岩石，上面交织着三道石英细纹。我决定将其解读为一种预兆，寓意着交汇于此的存在，表明我所追寻的三位女性也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当我转向那座岛屿时，这块石头在我的手中渐渐温润。

我沿着岛上的斜坡攀爬，想象双胞胎姐妹在这片低矮的杜松子灌木丛中欢快地穿行，穿越野花和长满尖刺的荨麻地。我确信，如果艾琳·杜布此刻站在我身边，她会立刻认出这个地方。这里除了几处被海风摧毁的岩石，以及不断增加的墓碑和其中的新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座废弃教堂的一个角落，我找到了玛伊尔的墓碑：

我用手指轻轻触摸这些字母的纹理和曲线，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她的名字。我是在召唤艾琳的母亲，还是在为她黯然祭奠呢？

“玛伊尔，”我呼唤着，“玛伊尔。”我伫立静默片刻，意识到自己在等待某种回应。没有声音回答我，但一阵风升起，猛地将我的头发拍打在脸颊上，锐利得如同一记耳光。

——

从海滩通往她们家的小径引导着两个女孩穿越森林。如今，我沿着同样的小径走着，树影摇曳，感觉既现代又古老。我采取了以前从未尝试过的步态，慢慢地踱步，一再放慢脚步，幻想也许我能看到一些东西，让我更深入地理解艾琳·杜布早年的生活。在房子西边不远的地方，我停在几株长了多节瘤的橡树和山毛榉树下，我的心如鸟儿般振翅扇动。一棵树已经倾倒，是被暴风雨摧倒的。它倒下的树根纠缠着泥土，其中嵌着一段旧墙的残骸，在那纠缠之中是一扇门。它一定曾被树木几十年的生长吞没，只在树倒下之后才再次暴露。若要爬过去，我得将身体紧贴着湿漉漉的土地。我这样做了。当我爬出来时，我的膝盖湿了，我感觉到异样的变化，但我无法具体描述。我的右侧乳房有点刺痛。我继续朝前走。

在我还没有亲眼看见之前，我就感觉前方有一个环形墙。尽管有些害怕，我还是朝它走去。我知道很多人对于围绕这些古老的环形堡垒的传说嗤之以鼻，但我不愿亵渎这个黑暗而神圣的地方。在我从小长大的房子外，也有一个突出地平线的环形墙。它是我根深蒂固的恐惧的中心，黑暗而凄凉，充满神秘感。尽管我经常凝视它，但我从未敢走近。整个童年，我总是被告知这种地方充满危险：有人住在那里，那些被我们自己人认为衰老而狡猾的人，还有那些据说会绑架像我这样的女孩的人。学校教给我的另一种解释是，环形堡垒曾是为了保护农舍免受狼和窃贼的侵袭而建立的防御性围栏，与它们有关的故事仅仅是“piseógs”，即迷信的民间传说。在我的历史课本上，环形堡垒的俯视图状如字母“O”，让我想起悬崖上的洞口，或是某个入口。我不愿了解这样的洞口可能通往何处。恐惧的面纱将这个画面完全笼罩住，使我保持着距离。但今天不同了。今天，我感到自己被某个人引导着走向那个环形墙。我无法抗拒。

我走得更近些，隐约看到墙下有一个影子——或是在墙里？总之有东西在那里。某个——黑暗的东西——某个微微敞开的东西。我发现我原以为的环形堡垒的围墙实际上是一个环嵌套在另一个环里，而在两者之间是一个中空的房间，类似一个内部走廊或一串狭窄的房间，仍然保留着部分巨石屋顶。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我将手臂伸进黑暗中，摸索着石头冰冷的内壁，像是在黑暗的房间里寻找开关一样盲目地拍打。然后我放弃了，往高处爬。从上面看，这个堡垒是一个优美的地下洞穴。

“地下洞穴”（souterrain）这个词源自法语，由“sous”（意为“在……下面”）和“terre”（意为“地球、土地”）组成。在陆地底下。在脚底下。在地面以下。在我们以下。这古老的结构建造在一种深藏的建筑之上，就连这也让我想起了《挽歌》。我很好奇，如果在这里多待一会儿，我还能发现什么。尽管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家看我的孩子们，但还是在环形墙的边缘坐了一会儿，我的手指在它覆盖着茂密的青草和黑莓灌木的表面漫游。这个建筑结构安坐于树丛之中，隐蔽而惬意。

我坐下时，远处云朵和阳光的斑驳光影在我身上舞蹈。我的指尖漫游在石头上。我在这里坐了很久，等待这个地方透露一点秘密，揭示一些或许能让我更接近那个女孩的秘密，那个曾经在这片森林中因两个音节的呼唤而转头的女孩：奈莉，奈莉。我想到自己因为她而获得的成长。我的手有点痒，我睁开眼，发现一片小小的绿叶在我的手背上忙碌地摩挲着。不悦之下，我将它拂开，想要回到我的沉思中，但我的目光已经被打扰了，我追随着它的叶梗。在那些小小的隐蔽的角落，我手指摸索到顽强的野草莓藤蔓。在那一刻，我看到了它们，然后看到了双胞胎姐妹，一个黝黑，一个白皙，她们的嘴唇被草莓汁染红。

——

十几岁时，奈莉变得难以管束。为此，当她长到十四岁时，母亲把她嫁给了一位老人，这个人只在文献中被录作“康纳先生”，他住在五小时路程之外。瞧：奈莉略微暴力地将她的梳子扔进了一只箱子，接着扔进去两件睡裙、刺绣长袜子和一只盒式项链坠。她砰的一声关上箱盖，将它锁上。她紧紧地拥抱着她的双胞胎姐妹，当她们低声交谈，我们离得太远是听不到她们的对话的。奈莉离开德林内恩时，一千个锋利的涟漪闪烁着道别的光芒。

——

我从书上读到，新娘的马车前面通常驱赶着羊、马和牛等嫁妆，于是，我想象几头黑牛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在我前面小跑，想象奈莉在后面的马车轿厢里噘着嘴。在传统的“送嫁”仪式中，到了最后一段路程，人们要抬起新娘的马车轿厢，还要合唱欢快的爱尔兰传统歌曲《噢，欢迎回家》。所以，即将抵达目的地时，他们会解开马的牵绳，欢乐的人群则会冲上来抓住新娘的轿厢。奈莉走进婚姻带给她的家，走向欢呼声和掌声，每个人都希望她这个好妻子能给老康纳诞下一个继承人。这所房子里有一架竖琴。奈莉刚踏进门，竖琴上的每一根琴弦都崩断了。嗒。嗒。嗒。在场所有人都将这桩怪事解读为特别不祥的征兆，人们同时倒吸一口气，人人都用手肘去碰身边的人，这个讯息在人群中像涟漪一样播散开来。亲眼看见一个征兆的诞生，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大多数征兆都只能在事后得到领悟。这些琴弦一断裂，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奈莉。

如果这件事没有明显的后果，这个故事就不会被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直到它的回声响亮到连我们都能听见。然而，没过六个月，她的丈夫就去世了，他的死亡使那些琴弦成了厄运的象征，将一个普通（尽管奇怪）的事件变成了值得重复的故事。奈莉必须穿上她的黑色裙袍站在他的遗体旁边，就在那些目睹了琴弦断裂的同一批观众的面前，在外界的期待中扮演她的剧本角色。

有人说她为他哀哭，还有人说她在他的丧礼上愉快地躺着嗑坚果，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奈莉确实在十五岁时就成了寡妇。当她回到德林内恩时，她没有怀孕。

在这里，只剩下寂静。

我多么希望当初有人能明白，更多的女性话语配得上在那古老的书桌上找到一席之地。我想象中那些由女性誊写的日记、信件和账簿，一定曾经存在过，直到有人把它们整理出来丢进废纸篓，整整齐齐地抛入遗忘。我们只能依靠奥康奈尔夫人的评价（她是数十年后在另外一处地方写作的）来判断奈莉的婚姻的后果。尽管奈莉“既没有取悦她的丈夫，也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依恋，她返家时还是懊恼自己失去了一个家庭的女主人所拥有的自由和影响力”。我为这个女孩感到沮丧。我已经习惯了在我熟知的生活中侧耳倾听她的生命回响，她对我来说就像任何其他看不见的存在一样真实——像收音机里没有实体的声音，像互联网上的嘈杂人声，像草丛之下伸展的根须，像我们篱笆外吠叫的那只狗一样真实。

当我跟随她从德林内恩走到她失败的婚姻，再回到原地，她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她与我一样真实。

我意识到艾琳·杜布的生活与我的生活有着根本的不同，然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要在我们之间建立联系。当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的时候，我也凝视过一具遗体，我也发现自己是个失败者。一个房间引导我走向那个时刻。 RRbae1tSRsY5Z1CoF7BXV0bXOB8iTnDoEmrolE7zXnaPYBZ6d2ZiigK0O01V/p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