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在挤奶房

家庭日历上面留有圆珠笔和铅笔的痕迹，来自同一个人的手笔——这是一部女性之书。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的看诊预约、游泳课、半日游、家制糕点义卖、募捐、去图书馆还书、预产期、生日聚会和学校假期。划掉。划掉。划掉。每年十一月，我都会去超市挑选一本新的日历。到了一月，旧的那本将被放入堆叠起来的本子中：这些是我最甜蜜的岁月，用纸和墨水存档，用白色和黑色存档。

六月的一个星期二，早上7点46分，一根超声波传感器在我隆起的腹部上滑动。它磨磨蹭蹭，慢慢倒转。这根棍子动得越慢，我的脉搏就越快；随着我抬起头看到它移动得越来越缓慢，我的脉搏速度从慢跑开始飞奔。更慢。更慢。它停下来了。

当我从我的肚脐里舀出凝胶时，医疗顾问正在给妇幼医院打电话，商议何时能安排一次剖腹产手术。虽然只能听到这一方的谈话，我的强烈的恐惧感很快就开始填补空白。挂断电话后，她解释说，她在我的胎盘上看到了一些钙化现象，这些白色斑点表明出现了血管梗塞（或者说是中风）的情况。在这些地方，胎盘组织已经死亡，没有能力维系如今远比预期小得多的胎儿的生长，孩子正在愈发减少的羊水中挣扎着生存。一个孩子。我的孩子。

之后我发现自己很快就到了医院。我一定是开车来的，但我不记得这段路途了。一个护士拽下我的紧身裤，在我的臀部注射了类固醇，目的是加速婴儿肺部的发育。我被告知第二天接受剖腹产手术的抵达时间。他们说，一旦发现腹中宝宝有任何异常，任何，我都要直接从家里赶去——不要去等候室，不要在接待处检查，“直接跑过安检去助产士站”。“但他们会拦住我的。”我笑着说。我的笑没有换来笑的回应。

“不，他们不会的，他们会知道的。”

“我应该给他们看我的文件吗？”

“不用，他们看你的脸就会知道了。”

我颤抖着给我丈夫发短信，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尽量让他放心，就像我让自己放心一样，就像我尽量让现在遥远距离之外的你放心一样。我写道：“一切都好，宝宝也许明天就会出生。现在去商店买点东西。”然后我给我妈妈发短信：“你能来照看孩子们吗？医生说宝宝可能很快就会出生。亲亲。”我发送的每条消息都是我从医院里得到的信息，并传达了一种印象，这印象使我能够在潘尼百货商店附近平安地闲逛十分钟，因为，如果我还在卡通拖鞋和连帽衫的货架之间漫步，我的手指闲适地拍打着一层层的羊毛、蕾丝和拉丝棉睡衣，就说明不会有什么真正糟糕的事情发生。我的手机发出哔哔声，回复着无字的点号、破折号和椭圆的笑脸。当我在货架间闲逛时，宝宝很安静，我想象它在我的散步带来的波动中打盹。

回到家，我告诉丈夫，可能只是小题大做，然后笑着把他推出门外，让他回到禁止通话的工厂里。他相信我；我相信我自己。我开始做我的家务。如果我在洗碗，一切都没问题。如果我正在从锅里铲出炒蛋，一切都没问题。我的朋友艾米打电话来，我试图劝慰她：“对啊，我确实挺好的。”如果我正在阳光底下晾晒湿衣服，意味着一切都很好，不是吗？我在起居室里打扫卫生，身体力行地重复这些乏味的来来回回的劳作，就跟以往一样——如果一个人在打扫卫生，他们的生活肯定没有出什么岔子。我的表妹西尔莎发来短信：“宝宝在动吗？”

我回答：“现在没有，但一切正常。”笑脸。删除笑脸。一个一个地删除字母。我洗了澡，准备吹干我的头发，但是，当手机又在我的口袋里振动时，我心神不宁。又是西尔莎。

宝宝动了吗？

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很好！刚洗完澡。亲亲

我有点担心。你什么时候过去？

一切都很好:-)

给医生打电话！求你了！！

无论我怎样努力让自己听上去欢快轻松，她都抗拒我的说辞，她直接看穿了我，她对情况的解读开始让我感到不妙。我躺在沙发上吃可爱多甜筒冰淇淋，希望宝宝能在冰冷的冰淇淋的刺激下蠕动，像往常一样踢一踢以示抗议。什么动静也没有。我等待着，盯着长霉斑的天花板。还是什么都没有。一切好像霹雳罩向我，突然间我无法呼吸了。

宝宝不再动了。

宝宝已经停止了胎动。

我他妈的在做什么？

我的父母还没有来，所以我把三个孩子塞进车里——我会把他们交给艾米。我拿起我的待产包，把那本破旧的《挽歌》影印本也扔了进去，然后泪流满面地加速穿过住宅区，尽量不让孩子们看到我的脸。

一只小狗在街上闲逛。我刹住车，请几个路过的青少年抱住它一会儿。他们抓住它的脖圈，抚摸它柔软的头。真乖。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我加速了，然后我的每一块脊椎骨都感觉到车轮碾过了那只狗。在后视镜里，那些青少年匆忙地走向它瘫倒的身体，但我还在继续往前开。我还没有停下来。为什么我没有停下来？我的孩子们问：“那是什么声音？”“没什么。”我撒了谎。最大的孩子从后窗看出去，最小的孩子问：“你会把狗狗也送去医院吗？”我说：“我待会儿再来接它。”“你怎么哭了？”“没有啊，我很好。”我想象着车轮上狗的血迹。我想象着我的大脑一团烂糊。我的宝宝已经不动了。我的呼吸变得像锯齿般粗糙，我的喉咙很痛。我从车里抱出孩子们交给艾米，把他们的安全座椅拖出来，然后开往产科医院。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号啕大哭。

宝宝还是不动。我还能做点什么呢？我回到我们的住宅区，开了一圈，直到找到那群青少年。他们指给我看它主人的房子。我心里乱极了。宝宝还是不动，但“狗狗没事儿”，狗主人说，她指着一个篮子，篮子里的小狗用悲伤的眼神向我伸出爪子。我哭了。那个女人把我赶向医院。

——

眼前的高速公路迅速自动铺开，快到连毛毛雨都变得模糊而潦草。我来不及把车停正，立即下车奔跑起来，喘着粗气穿过走廊。我遇到的每个保安、每个护士和病人都靠边站。我很快就被挂上了一些机器，看着一个长长的纸卷在机器底下展开，刮出一个挣扎和坠落的故事。围绕着我的床铺的窗帘是脆弱的界限，虽然我听不清她们的谈话，但我猜测护士们在议论我，因为她们的女性声音的节奏里透露出关切。我想见到我的丈夫。我想见到他甚于任何其他人。我给他发短信时，我的手指在颤抖：“不要慌，我在医院。快来吧。”

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动静。

然后，我感到孩子微弱地踢了一下。我的丈夫来的时候穿着摩托车裤，他的胳膊肘下夹着头盔。我看到他，难以言喻地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好，”我说，“我处理好了，都在掌握之中。”

——

护士们为我准备当天的第一台剖腹产手术。许多人穿上手术服进入房间，彼此急切地交谈着。麻醉师检查我的腿是否已经麻木。我的医生进来了，她很温和，让人放心，口罩上的眼睛微笑着。一张床单在我们之间升起。我想象着我身体上的刀片，不由得为之战栗。然后，她把刀放了下去。她把我剖开。我的丈夫将他的嘴唇贴在我的手上，他注视着我。在床单之外，有许多拉扯的声音，突然我感觉到压力，仿佛是有什么东西抬了起来，然后是一种奇怪的轻盈。床单被放下来了。我看见婴儿从我的身体里冒出来。

我看见她，一个女孩，一个小小的女孩。

我被硬膜外麻醉、喜悦、兴奋和肾上腺素弄得晕头转向，乃至我忘了担心她现在极其瘦小。对我来说，她看上去很完美。她被立即地抱到远处房间尽头的恒温箱里，一群医生开始围着她忙碌起来。我慢慢意识到，烤肉和灼烧的气味来自我自己：那就是我的身体散发的味道。医疗顾问工作的时候还微笑着，告诉我她多么高兴她把我的女儿弄出来了，她说里面的情况比扫描时看到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孩子已经好几周没有长大了，胎盘和脐带都已经不起作用，如果再等下去，她就会变成死胎。我想不出能说什么可以回应的。我尽量微笑。我的女儿在这里，她还活着——我听到她在角落里低泣。

在术后病房，孩子抓着我的乳房，睁开了她的眼睛，她使劲儿吸吮。一位陌生的医生向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坚持要给她喝一瓶配方奶。我挤出笑容，拒绝了。“我的孩子当中没有谁喝配方奶，”我说，“而且反正她也没事，现在一切都很好。”医生变得冷漠而强硬：这不是建议，而是要求。我钙化的胎盘未能为婴儿提供足够的营养；这也是她的活动变慢的原因。医生现在怀疑她的血糖水平可能低得令人担忧；在饮用一定量的牛奶前后进行测试，可以让他们确认她的身体能否有效地处理糖分。没有办法测定我的乳房能产出多少乳汁，所以他们需要立即给她喂一瓶奶。我点点头，然后看着我的女儿在一个陌生人的怀里吃奶；我的孩子，在她的两片小嘴唇之间夹着一个塑料奶头。我笑这事是多么简单，又多么诡异。我的世界有点歪斜，超现实，但又特别正常——就像那些传统情景喜剧中的人物在睡觉前关上灯，突然间一切都发出蓝色的光芒。在这同一间术后病房，我和我的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都曾躺在这里，但这一次，这里散发出不一样的光。

检查结果让我们可以被一起推到病房，这是一桩小小的胜利。探视时间结束了，我丈夫亲吻我们俩，然后回家哄我们的儿子们睡觉。婴儿睡了又睡。她不愿意睁开眼睛，更别说吃奶了。我尝试了我记得的所有对付其他婴儿的招数：用湿棉球擦拭她的脸颊，在她的腹部吹气，挠痒痒。我哼着我给儿子们哼的那首曲子：“我已经尽全力了，还不够，我已经尽全力了。”她仍然不肯醒来。

我惊慌起来，尽管我决心向那些企图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的医生隐瞒我的恐惧。我坚持一切如常，且母乳喂养最终会稳定下来，他们对我的说法越来越气愤。他们希望把她放在一个可以持续监测她的血液的环境中。如果我可以用手挤出一定量的母乳，然后用注射器喂给她，他们将允许我们再相处几个小时，看她的血液测试结果会否改善。如果改善，他们会让她留在我身边。如果没有，那就太危险了。我想，也就是说，为了让她留在我身边，我必须通过的测试是挤母乳吗？简单得很。我让他们给我纸、笔和一些瓶子。我开始用手从我的乳房里一滴一滴地挤出亮黄色的初乳。我尽量记录夜间的喂养情况，以便向医生证明她吃得多么好——这些努力给我留下了如下人工制品，一个悲伤的、几乎无法辨认的、受我血液中遗留的吗啡影响而模糊不清的文本。

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这一页记录。到了凌晨3点15分，我的喉咙又因为沮丧的哭泣而疼痛起来。我用手挤了一整瓶初乳，看着珍贵的乳汁从婴儿紧闭的唇边一滴一滴地滑落。我没办法让她吞咽。我现在很紧张，紧张而慌乱。一位专科住院医生用针刺破我女儿的脚底，把它放在检验血液水平的电子监控器上，她皱起眉头。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在五分钟内，两名年轻医生就把我的孩子推走了。他们不允许我跟着她，要一直等到我身上的静脉注射和导管都拔掉了再说。

门关上了。

我已经输了。我的孩子从我身边被人带走，匆匆离去，到别处呼吸。我躺在那里，盯住墙壁。乳汁从我身上渗出，没人看到：乳白色床单上的暗淡文本。

——

我的房间位于我孩子所在病房的几层楼之上，但医院只是给她送去了我手工挤出来的随意剂量的母乳。我的房间里有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母乳喂养最好”，但护士却不让我使用他们的泵乳器。她温和地说：“只能用手挤。”我要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但是专科住院医生跟护士的意见一致：医院规定产后三天禁用泵乳器。当我问及原因，答案总是“医院规定”。我提高了我的音量。我咒骂他们。我告诉他们，如果我现在不挤奶，我的产奶量就会减少，等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奶水喂养我的孩子了。我说，如果他们拒绝，我就让我丈夫回家取我自己的泵乳器。我用拳头捶打我的双腿，我颤抖，咆哮，他们这才同意。

泵乳器被送来了，这个泵乳器与我见过的任何泵乳器都不相同。这是一个顶级型号，不是便携式的，而是用轮子推来的，然而当我按下开关键时，唱的还是一样的歌，老一套的吸/嘶、吸/嘶的合唱。只要这声音轻轻一响，我的乳房就开始淌出液体。我但愿我能说，这套动作让我感到安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感到受骗和疲惫；我感到挫败。这么多的早晨，我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的孩子们挤奶，同情他们的母亲，而现如今我坐在这里，我自己的孩子不在我身边，我毫无用处地溢出液体：乳汁进入乳泵，尿液进入导管，还要对着纸巾打喷嚏和哭泣。护士们说：“情况原可能更糟糕。你就是那个差点没了孩子的妈妈吧？他们会在楼下照顾好她的。你不用担心。放轻松。休息吧。好姑娘。”当所有人都离开，门就轻轻地关上了。只有一个声音从未离开我的身边；艾琳·杜布和我在一起，像纸上的墨迹与纸一样紧密，像脉搏一样稳定。

我丈夫给我发了女儿在恒温箱里的照片，她只穿纸尿裤，身上布满电线和导管。这个孩子看起来不像我的任何其他孩子，她看起来像母乳银行宣传单上的一个婴儿。我盯着这些照片，害怕极了。

我一直不记得在悲伤的房间里怎样睡着，但每次我睡着后，都会被那些不属于我的婴儿的哭声吵醒。这些陌生人的婴儿整晚地哀号，整晚地哭泣，在无菌的黑夜中哭泣。每次我被又一个婴儿的哭声惊醒时，我都觉得我一直在同一个梦境之中，只是我始终记不起那是什么。一些东西，黑黑的，虚掩着的。每当我醒来时，我就会伸手去拿泵乳器吸奶，好像我有什么要证明。护士们穿过走廊，拿着剪贴板和小纸杯来到我的床边，每个纸杯都装了止痛药。哎，我说。一边用手肘把自己撑起来。哎。

当他们准备把我的点滴和导尿管撤走，我得证明我可以将尿液均匀地排入一个纸板桶。护士看了看我的尿液，点了点头。我感到很高兴。很快，一个护工带着轮椅来了，我把酸痛的身体沉入轮椅的架子里。他把我推下楼，往下，再往下，一直推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当我终于坐在我女儿的恒温箱旁时，我才开始真正接受我们所经历的挫折。未经允许，我不得将她抱起来。我只能长时间从玻璃外看着她，为她的脊柱附近的绒毛、她的睫毛、她的小手、靠在她胳膊上的灰暗的脸颊而断断续续地流泪。我的身体在这样一个公共场所表达私密的恐惧，真是令人不知所措，但我还是这么做了，我让我的哭声与那些也被困在这个房间里的人的哭声一同此起彼伏。这是一个大合唱。我也加入其中。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是一个极为宽敞的繁忙的房间，里面同时上演着许许多多不同的故事。如果一个人让自己疲惫的目光在那里停留哪怕片刻，就会发现自己是一些私密人类灾难的见证者，每一个灾难都在缓慢地内爆。每当我从恒温箱旁边抬起头来，这些事情的同时发生就会使我晕眩：这里，一群专科住院医生对着一张表格摇头，那里，隐隐约约有个女人在哭泣；这里，一个护士在加热一瓶奶，那里，另一个护士抱起一个婴儿，而他身后的管子却像蛛网一样升起；这里，一对父母在微笑，每人温暖的胸前怀抱双胞胎中的一个，那里，三个医生肩并肩穿过大门；这里，一个男人手肘垫在膝盖上，脸埋在两只手掌心，他的肩膀剧烈地耸动。他啜泣着。她啜泣着。我们都他妈的啜泣着。在他的椅子后面，还有三对夫妇坐在恒温箱旁，刷着他们的手机，而一个新晋妈妈一瘸一拐地走过，手中抹搓着免洗消毒凝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忍耐和崩溃，战斗和哭泣，大笑和打盹，观察和被观察。我在这里对监视的感受很强烈，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似乎每遇到一位专业人士，我都必须得通过一些没有名目的测试。我确信我在泵乳器的事情上发的脾气已经被记录在我的档案里了，所以现在我尽量有礼貌地微笑，设想我假装出来的精神正常程度和我们的女儿可能受到的待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我只想一把跪在医生面前求他们让我抱抱我的女儿，但我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要带她回家，我必须既控制自己又把控制权交给他们。

在病房里，我被带到一个狭长窄小的房间，里面有冰冷的皮沙发、一个洗手池、一台冰箱、一台电视和一排泵乳器。护士称之为“挤奶房”。在门外，我发现了其他母亲：穿史努比睡衣的金发少女、戴珍珠耳环的教师、农民、吸烟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母亲。每隔两小时，我们就离开恒温箱的职守，把自己跟泵乳器连在一起，看下午重复播放的《东区人》 和《改造空间》 电视节目，讨论催乳药草的好处：燕麦、胡卢巴和蒲公英茶。我们在匆忙的耳语中传递着每一个刚听说的恐怖故事，由口传到耳，再传到口，再传到耳。我们讲述的故事就像疫苗，我们不自觉地抱着希望复述它们，期待能凭此保护我们自己的宝宝免遭相同的命运。这种冲动并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如同强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的残酷现实一样莫名其妙。在这个房间里，我们笑的时候比哭的时候多，但我们都精疲力竭、心惊胆寒。一个女人戴着尼卡布 ，我们其他人穿着睡衣和拖鞋，然后我们一同身处地狱。

这个区域是依据婴儿的病情严重程度来规划的。我女儿一开始被安排在C区，有的婴儿来这儿待几小时就能出院。我在C区的时候都期盼着将她带回产房，毕竟随时有可能获得这样的许可。当她被转移到A区的时候，我会幻想把她带回C区。医生们巡视时，会讨论她的最新血液检查结果，调整她的葡萄糖静脉滴注速度。我紧紧抓住丈夫的手。我们的宝宝太虚弱了，无论护士们多少次用小刀戳她的脚后跟，她都不哭。我期盼有一天能够在疲惫的欣喜中获准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当她因为那些检查流血时，我把嘴唇贴在她的脚后跟上，用我的嘴清理那些血滴，直到干干净净。

尽管她被留在A区，我仍然觉得幸运。她的内分泌问题较为复杂，但是与我在挤奶房里听到的故事相比，医生的治疗计划似乎简单许多。有些日子很灰暗，医生会摇着头谈报告结果。而有时候，我们还是确信，不管怎么样，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当她状况好一些时，我会用母乳亲喂，但是当她虚弱时，我的母乳会通过管子、注射器或者奶瓶送到她口中。我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去挤奶房，不仅是为了保持一定量的母乳的供应，也是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感觉有用的事情。每当我的乳房开始刺痛，我就会带上我的书，趿着拖鞋回到那个逼仄的房间。在那里，我像在家时那样，一边吸奶一边阅读，有时候恍如一切正常。我把我的奶瓶装入冰箱，和母乳银行送来的奶放在一起，瓶身上有整洁的手写标签，写着陌生人的名字。

时间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变得怪异。事情尤其模糊和混乱。我几乎没有睡眠。我弄伤自己。我撞到了墙上，我的头撞到了一个角，要么关门的瞬间撞到了肩膀。我的身体用它的方式记录这段时间，记录下瘀伤、胀痛的乳房、敷料、伤口的缝线和缓慢而一触即痛的跛行。一天下午，我的父母来我们恒温箱旁的紧急出口玻璃门前，他们把我的几个儿子轮流抱起来。我非常想念他们。当孩子们向他们正在熟睡的妹妹发送飞吻时，我转过满是泪痕的脸。通过这同一扇玻璃门，我看到一只鸟在匝道上振翅而飞，落在一棵小树的枝桠上。我看到一辆救护车静静地向车库滑行驶去。我在那里看到过两次殡仪车，那车的轮子慢慢地碾过它自己的影子。

我越来越喜欢那些穿着崭新围裙的清洁工，喜欢他们舞蹈般的朴实无华的例行活动：工业除尘拖把的迅疾旋转、他们的微笑、用抹布擦拭物品的动作，以及点头致意。我熟悉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特点——谁会擦一擦文件柜前的电灯开关，谁会与人眼神交流，谁会讲笑话，我哭哭啼啼时，谁会出于尊重盯住地板。看着他们打扫卫生的舞蹈，我越来越想家；我渴望我的洗衣机、我的扫帚、我的厨房钟的嘀嗒声，渴望划去我的清单上的条目。这里的每一天都是未知的，没有哪两天是相同的。我担心后面会发生的事；我不停地担忧，努力强迫自己在恐惧中放松，但是这里的一切都毫无逻辑可循。我所看到的似乎都是匆忙发生的，既近在咫尺，又与我相距甚远。一天下午，我在去洗手间的路上，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推着他伴侣的轮椅进来。她长着雀斑的脸蛋虚弱而惨白。一名护士拥抱了她。在他们身后，一群医生把婴儿推进来，随后紧跟着一位牧师。在他们周围，房间里的空气变得安静——或许是我自己的想象。当我回来时，他们都已经离开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忙碌依旧。

——

每次护士要我离开时，我都会变得愤怒。她们急匆匆走过来，示意我到走廊上去。即便我恼怒，大声叹气，她们还是会坚持，而如果说我在这里对自己有什么进一步的了解，那就是我的软弱。我总是屈服。在走廊的一张皮沙发上，我像一个孩子那样怒目圆睁地坐着，直到最后，她们请我回去，我看到了新的敷料，覆盖在我的孩子新的伤口上。我恨她们让我和我的孩子各自承受痛苦，明明我应该在她身边。

一个下午，我见证了坐我们对面恒温箱旁的一个家庭的同样的舞剧，那对父母对护士摇头，护士微微侧着脸，轻声哄着，不断地哄着，最终，他们愤愤不平地离开了。我注意到那位父亲背后攥紧的拳头。他们走后，我看到医务人员在他们的孩子周围搭建起屏风，这道界限旨在打造保护隐私的错觉。然而，屏风无法挡住婴儿的尖叫声，也无法阻挡抚摸着婴儿额头的护士们的歌声，她们一边轻声哼唱，一边为接下来的注射或冰冷的手术刀造成的疼痛把婴儿固定住。这微小的号叫是我永远无法从记忆中删除的声音。我听到那声音会哭泣，我哭泣是因为无助，是的，我也为感激那些护士而哭泣，她们相信，不能让父母承受看着孩子受苦的折磨。护士们是站在孩子父母的立场上这样坚持的。

——

在挤奶房，聊天反复地循环着。这是一个由揭开的秘密和恐惧黏合起来的房间，一个在不停重复的螺旋中存在的房间：流血的乳头，低语，感染的伤口，心脏手术，逐渐减少的母乳，手术，莫名其妙的疼痛，转诊，有问题的凝血块。这个清单永无休止。希望。家。脑膜炎。克拉姆林。家。昏迷。家。家。家。

每当有婴儿出院回家，我都会仔细观察他们的母亲。她进入挤奶房告别时，会流露出一副既解脱，同时又怜悯我们这些必须留下来的人的复杂表情。我为她们感到高兴，但在这些时刻，我也总感到背叛。我内心有一部分幼稚地想要让这里的一切保持原样。当别的母亲到来时，我们向她们展示如何使用泵乳器，以及在哪里储存她们的母乳。我们倾听她们的故事。我们递给她们纸巾。我们对她们讲那句有魔法的话，告诉她们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拍拍她们的手背。我们微笑。我们很清楚，一切不会都好起来，至少在她们逃离这个地方之前是不可能的，但这就是这个房间的剧本，我们忠诚地据此表演。在这里的时日教会了我这种表演，正如它教会我在椅子上睡觉一样，我的脑袋懒洋洋地倚着椅背，不时垂下，我的目光在耀眼的荧光和温暖的黑暗之间游荡。

——

一个早晨，一位会诊医师高举我女儿的病历，宣布我们当天可以出院。他说出了我一直渴望听到的那个词。回家。我欣喜若狂，甚至无法开口说话。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不住地点头，直到他下颌紧绷、看向地面，我还在感谢他，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害怕松开。如果我松手，恐怕他会改主意。我握紧他的手，因为我内心的某个奇怪的角落害怕离开，它想要留下。在这里，我的女儿是安全的，有机器和专业人士的监护，但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我可能会因为回家而松一口气，但我也害怕离开这种可怕而熟悉的感觉。恐怖也可以是如家般亲切的。会诊医师默默看着我脸上发生的一切，他抽回双手，坚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都会好的。”他说。

我清理着橱柜里的尿不湿、婴儿连体衣、毯子、皱巴巴的一次性咖啡杯、《挽歌》的影印本以及早就逾期的图书馆书，我的手微微颤抖着。我轻轻摇着女儿的小手，做出挥手告别的动作。终于，我要带她出去了。

最后一刻，我想起了我在挤奶房里的架子，赶忙回去拿了塑料袋，把我自己冷藏的奶都扔进去。在那昏暗之中有那么多瓶子凝视着我——其中包括母乳银行的瓶子——如同乳白色的幽灵一般，随时准备供我使用。我关上门。我离开了。 QLC5tW74IM257WbsufIyFJIMueWvfd32iEMQBvDPm/L4Z48zNsTDYszIofG8/j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