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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飞》于一九七三年首次上架时并没有立即成为畅销书。出版商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公司首印三万册之多，在《纽约客》杂志刊登约翰·厄普代克的热情好评后，这些书即刻销售一空。厄普代克在评论一开头就称这本书是“胜利者”，第二句说它“既有品位又有活力，既聪慧，又犀利”，并将它置于《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波特诺伊的怨诉》的传统之中。八十多岁的亨利·米勒宣称，终于出现了一本女性版的《北回归线》。在等待《怕飞》第二次印刷时，正是这些男性的认可（包括《纽约时报》上特里·斯托克斯的恶评，充满厌女情绪、抱怨指责和一丝反犹主义，但效果似乎适得其反），造成了图书缺货的疯狂局面。
但霍尔特从未进行第二次印刷，有种说法是他们当时遇到了资金问题。这本书始终是评论界的热门，令那些买不到它的人望眼欲穿。一年后，它以平装本出版，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首次亮相就登上榜首。过了半个世纪，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当下，《怕飞》在全球已售出超过两千万册。
《怕飞》是埃丽卡的第一部小说，但不是她的第一本书。当时她是巴纳德学院的毕业生，拥有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并获得好评。这部小说让她一夜成名，出版商被颂声遍野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安排作者参加无休止的书籍巡回宣传：超过一年之久的仓促组织的座谈会，大学和书店举办的朗读会，深夜电视节目的邀约。在此期间她不得不应对来自男性的性别歧视，他们好奇，为什么像她这样的好姑娘会公然写作关于性的话题；她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女性的对峙和谴责，她们指责她破坏了美国家庭。面对这些人，埃丽卡冷静而简单地阐述她的观点：女性有性爱，有情感，有智慧，有感知能力，且真实存在——她利用书籍巡回宣传，为女性首先是人类这一点辩护。作为回报，她收到了阳具雕塑和淫秽的画作（我见过的一幅是带毛的阴茎，上面写着：“埃丽卡·容，见见埃里克，屌。”）。走在她家乡曼哈顿的街道上，她在每个街角都需要为自己辩护。她不得不听取那些因为妻子现在大声抱怨而怪罪于她的男人的长篇大论，面对猥亵的口哨声和手势，她如今的“恶名”使她难以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找到一个小角落躲藏。
但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她的信件每天上午十一点就会砰的一声落在后门，她忍不住跑去读：成堆的信封，是的，里面有一些淫秽的东西，但更多的是长信，有的是写给她的，也有的写给了《怕飞》的叙述者，伊莎多拉·泽尔达·怀特·斯托勒曼·温。她读到那些来自女性的信，信中她们寻求建议：想知道如何生活；想知道是否应该继续和丈夫保持婚姻，是否应该和丈夫最好的朋友私奔，是否应该去弄清楚如何自力更生。她们想知道浪漫爱情能否永远支撑她们，婚姻是否真的能成功。她们想知道如何获得自由。她们想让她知道，她们不仅被她的书解放了，也被伊莎多拉的存在解放了，也就是说，被埃丽卡·容解放了。我最终也加入了她们。这本书出版二十年后，我十八岁，在以色列一个面向美国人的大学项目中度过间隔年；当时我在特拉维夫的一个户外书摊上找到了一本《怕飞》的二手书。起皱的亮黄色封面，有些褪色但仍然引人注目，像菲利普·罗斯的书一样用着加粗衬线花体大写字母，因为它们没有封面图案，整体看起来就像正统的文学作品，我得以瞒过我母亲。现在我能猜到，这可能是一九七六年一月由美洲狮图书公司出版的平装本；那是一家主要专注于科幻小说的英国出版商，后来被格拉纳达收购，然后并入了威廉·柯林斯父子公司，后者又并入了哈珀·柯林斯，如此这般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出版业垄断时代。（顺便说一句，这不是我最喜欢的《怕飞》封面，尽管它肯定是我最怀念的一个。我最喜欢的是企鹅经典豪华版封面，它是红色的，一道拉链清晰地划分开两个白色的梨形对称球体，就变成了臀部，这是对伊莎多拉热切追求的“无拉链速交”的引用——无束缚、无义务的性行为，既不会导致依恋也不会导致怀孕，是女性为了纯粹的快乐而追求的行为。封面的企鹅标志恰好放在阴蒂的位置。）
再说回以色列的书摊。我打开书就开始读，起初只是匆匆一瞥，之后，就像她用拳头攥住了我的衣领，我被拽进书中，滑入她那光辉、狂野、曲折的句子里。只有在翻到封底看她的照片时，我才停了一停：那不是一张严肃的作者照，而像是一张随意的快照。封皮太皱，看不太清她的样子，但我看到了长长的、直直的、浓密的金发，大大的微笑，还有她会在书中形容为波兰农民式的鼻子。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直到书摊老板告诉我他要收摊回家了，我就掏出最后几个谢克尔买下了这本书。
我从未读过这样的书。那时我已经读过一些名著——我很幸运有一个品味优秀且喜欢把东西随处乱放的姐姐，甚至读过一些与《怕飞》同类型的书：一些厄普代克提到的，还有一些仅存在于纽约/犹太人/精神分析师沙发漩涡中的书。
但没有一本能像《怕飞》那样。它似乎是由当时已经是博士生（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讽刺文学）的作者一口气写成的，想法一旦闪现于脑海中就尽可能快地打出来，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想法和反应的汇编，她们热衷于寻找那种不会让你恨自己的爱情和性。
曾有过哪本书的知识/教育/文学指数和性感/喧闹/肮脏指数一样高？书里每一次提到山鲁佐德，都会同样多地提到阴蒂，关于存在主义的讨论和关于力比多的讨论一样频繁。书里有希斯克利夫、赫拉、《伊利亚特》、对弗洛伊德如数家珍的理解（部分客体！），有《〇的故事》、西尔维娅·普拉斯、泽尔达·菲茨杰拉德、马乔里·莫宁斯达，也有指挥家德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怕飞》要求你跟上它的节奏，它期望你和它一样聪明、有教养和性感——就像 她 一样。一旦这一点确立，它就成为一部高尚的、理智严谨的（且彻底放荡的）女性欲望的史诗，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犹太人坦然的拒绝道歉，是女性主义的困惑，是这些新的、开创性自由所包含的约束，是毫不掩饰的对被爱和被满足的要求。
最基本层面上，《怕飞》是一个开创性的、历史性的记述，讲述了女性在应该想要什么和实际想要什么之间的复杂和矛盾。今天任何活着并还在阅读的女性都如此熟悉这种挣扎，以至于感觉它不再是挣扎，而是人类状况本身。重要的是，当埃丽卡·容把它写下来时，当她摘下女性主义的眼镜（然后脱掉裤子，然后是内裤）时，她让大量女性读者得以理解这种挣扎，她们第一次明白自己并不孤单。现在这样写已属于常规：在我自己的处女作小说中，女性角色也在与这种状况斗争。但当我写它的时候，它已经不新颖了，只是这种状况的最新变体（可能四年后的如今，也已不再是“最新”）。事实上，我的书是对《怕飞》的致敬，它以同样的方式结尾：一个失踪的人站在门口，回到家中。当我的书被改编成电视剧时，电视台制作的广告牌和出租车车顶广告的海报包含了一系列视觉符号，向观众表明我们讲述的故事的传统。就在海报正中间，曼哈顿被一道拉链打开，这是对《怕飞》的致敬。当我看到它时，我差点昏倒，我太自豪了。我知道，我来自何处。
《怕飞》在我们文化中的余响和它的诞生一样复杂。这本书卖出了电影版权，但电影从未被制作。埃丽卡起诉要回版权但失败了。在这两句话中，暗藏着上千份法律文件和同样多的伤感。
这场诉讼消耗了她。她的离婚消耗了她。前所未有的文学名气消耗了她。她曾发誓永远不会为《怕飞》写续集，但她的下一本书就关于一个名叫伊莎多拉的女人如何起诉一个制片人和电影工作室，并在前所未有的文学盛名中经历离婚。她又写了三本由伊莎多拉叙述或以伊莎多拉为角色的书。
但这些书难以企及《怕飞》所带来的期待。它们缺乏它的兴奋、它的独创性、它的紧迫感。也许它们缺乏的是它年轻的热情，也许它们只是缺少了惊喜。但更可能的是，它们本身就是一份记录，呈现了当文学名望和成功的闪电如此猛烈地击中一个人时会发生什么：被闪电击中而几乎瘫痪时，你想要明白，人们究竟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别误会我的意思，它们都值得一读。但在埃丽卡后来的书中——关于女巫的历史小说，关于十四岁的萨福，关于十八世纪的诗人——在新领域的火花中，读者会想起那些第一次紧攥她衣领，使她屏住呼吸阅读的拳头。
我们很难知道她当时在想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感觉。我第一次见到埃丽卡是在二〇〇三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三十年后。我当时在一家互联网初创公司工作，负责为继续教育课程聘请写作教师。我认识的人有她的电子邮件地址，于是我邀请她在巴尔塔萨尔餐厅与我共进午餐。最后她并没有为我们授课，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她的费用。但我想我从未真的认为她会接受聘请。相反，我通过这次午餐告诉她这些年来她对我的意义——她如何在现代书籍中使这样一个观念合理化：一个来自曼哈顿的唠唠叨叨的犹太女孩也可以是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现在我们有各种愚蠢的方式来为女性的书籍分类，但在那时，我们大多只能读男性的作品。我们读过每个男人的沉思，并允许他们插上旗帜代表所有人类经验，我们的选择只有见证或者认同。但有了埃丽卡，有了《怕飞》，世界重新开始，我们所有的故事都变得新鲜且合理。
几年前，我重新回到她的生活中，当时我有幸受邀写一个剧本，关于《怕飞》出版前后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她在事实方面帮不了我太多。那时她已经开始出现记忆问题，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她无法回忆起出版前后的感受或者任何人和事，只能记起输掉诉讼的羞耻感，以及对当初提起诉讼的后悔。
我开始了搜寻。她的档案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她在那儿修完了课程但没有完成论文。那些箱子里是她的文学遗产和她激情澎湃的生活的记忆。巨大的《纽约客》日记本记录了她的会面、想法、涂鸦和待办事项清单。来自英格玛·伯格曼、亨利·米勒、琼·里弗斯等人的信件，赞扬她的勇气，劝告她不要受好莱坞那些糟心事的影响。还有笔记本上的半成品诗歌，她想做的事的清单，《怕飞》音乐剧的草稿（“为什么我会……如此怕飞？”）。她至少有一个还健在的前夫，记得一切。她有一个全心全意付出的女儿，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从混乱童年的走马灯中收集了故事。综合起来，一幅画面就此浮现。
《怕飞》的出版故事就是《怕飞》的故事。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聪明、开朗、乐观、精力充沛、贪婪，渴望投入她的工作，投入她的生活，将她跳动的、血淋淋的心脏展示给任何人看，被关注而受宠若惊，却又感到不知所措和孤独，因为一本包含她肺腑之言的书被公众广泛消费，这其中的心情少有人能理解。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能像说出一个情色双关语一样轻松地引用一句梅菲斯特的台词。何其精彩。
我告诉了她这些。尽管她不记得那段时间，但她仍然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度和深度谈论写作过程及其挑战。她很高兴，看起来，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即使它很复杂。她笑了，我能看到当年那本书封底的灿烂笑容，仿佛对她或我来说，时间都完全没有流逝。
去年夏天，我在公园大道军械库观看《哈姆雷特》，中场休息时遇到了她。她和她的孙子在一起。她能为我回忆起她看过的几乎每一个版本的《哈姆雷特》，还能以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的专业水准，对我们正在看的这个版本发表中场评论。当她开口时，我产生了同样的想法，每次和她交谈时我都会这么想——正如我站在特拉维夫那个书摊前的心声：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怕飞》。没有第二个埃丽卡·容，再也不会有了。
孙丽娃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