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篇文章里,我发现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里选出的关于笑的片段。我还发现了一点,那就是笑得最厉害的人物事实上都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就像这个他饶有趣味地描写的“很吵”的电视节目场景:
有几个主持人、演员、明星、作家、歌手、模特儿、国会议员、部长、部长夫人,不管他们拿什么当借口,总之每个人都张大了嘴,发出很大的声音,做出很夸张的手势。换句话说,他们在笑。
——《相遇》
他们在笑,是的,但是笑得“龇牙咧嘴”,盲从的笑,“缺乏滑稽的理由”,而这正是具有悲剧性的可笑之处。《滑稽理由的滑稽缺席》
,这是他文章的标题。接下来也同样可笑,昆德拉想象着巴甫洛维奇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正在观看这场可悲的“演出”。他先是目瞪口呆,接着爆发出大笑。那些在笑的人于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又是一场误会。接着昆德拉也笑了,不乏苦涩,他如此收尾:“欢迎来到这个没有幽默只有笑的世界,而这正是我们注定要生活的世界。”
他是故意把这篇文章给我的吗?让我意识到,我竟然胆敢邀请他上电视节目,因为这与他嘲讽得最厉害的东西相差无几——当然没有部长,但是肯定不乏喧闹与手势——他深恶痛绝的那类节目、充斥表演的社交场合,以及什么都有就是不真正谈论书的地方?
不过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因此对我怀恨在心。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定期见面,在鲁特西亚饭店的酒吧。当时,这座宏伟的巴黎殿堂还没有改造,“我们”的小桌子一直归我们使用,在狭长酒吧的一角,走廊的尽头。
米兰·昆德拉从来不会错失一次开玩笑的机会,我们在鲁特西亚的聚会总是沉浸在轻松欢悦的幽默气氛里。
除了他谈起尤内斯库的那个晚上,他坚持说,在他看来,法国观众很难理解《犀牛》的作者。他说尤内斯库的滑稽完全是中欧的,也就是说,是悲剧性的。
渐渐地,我们的谈话蒙上了一层阴影,作家也神色黯然。天知道,他平素并不喜欢倾诉,但是这天晚上,他向我倾吐他的恐惧。他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他担心自己会患上失语症。失语症,这是他使用的词。他说,他越来越频繁地需要找寻词语。这让他感到非常害怕。由于我抗议说,我根本没有发觉,他又点了杯伏特加,讲起他父亲的故事。
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来到了布尔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