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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么遇到他的？”有一位朋友问我。
“通过书。这是唯一真正的相遇。至少在他看来如此。”
我想起在巴黎拉丁区的时光。我坐在祖父笨重的办公桌前，他是查理曼中学的文学老师。我的手里拿着铅笔，一边读《小说的艺术》一边记笔记。我在页边留白处画上叉形标记，遇到印象深刻的段落就画两个叉，我疯狂地在段落下画线。我当时正在读预科。是不是学校布置的阅读作业？也许吧。但是最重要的——最难忘的——是这种一页页翻过之后的狂喜之情。在课上，我们还要读别的小说理论，卢卡奇的，还有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以及林林总总多少有些面目可憎的关于新小说实验的思考。然而，突然间，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了，欣喜若狂。在米兰·昆德拉笔下，深刻与明晰的结合给了我一种无比美妙的印象，我觉得我都读懂了，虽然也许是虚幻的。作家这种把所有东西都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仿佛能够在文学、音乐、绘画之间，在旧时代的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在传统与先锋之间抽出一条无形的线。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兴奋的感觉，觉得读完之后自己也得到了成长。我爱上了他的风格，严峻、简洁，十八世纪的风格。我喜欢他的节奏、轻盈与透明。这种写作也拒绝张扬，不遵循范式，不落俗套，主张微妙的差别、多义性与模糊性，充满复杂性与矛盾。
这种写作尤其是在告诉我们：要注意，正是这些价值让我们成为文明人。然而，这些价值很脆弱。它们正在消失。要小心。
后来，在我的小床上，我再也无法离开他带给我的“启示”。我沉浸在米兰·昆德拉的文字里，这一次不是作为随笔作家的昆德拉，而是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再一次，《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不解之词”迷住了我，告诉我，在何等程度上，同样的词可以让主人公特蕾莎和托马斯走向完全相反的想象，彼此不能兼容；在何等程度上，言语让他们渐行渐远，而不是“和睦相处”；在何等程度上，词语、符号、符码、象征不仅不能将我们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世界和我们之间竖起了一堵玻璃幕墙。
自此之后，这个念头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或许都是建立在误会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