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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诸位面前的这部《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是日本金泽大学法学系教授、专攻社会思想史和比较文学的仲正昌树（1963— ）于2005年在光文社出版的文库本。我手头上的这本是2009年的第4次印刷本。这部书从“战后责任”“国家形态”“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四个方面，概述了德国和日本战后思想的演变：这两个战败国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相似的历程，但在关键点上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仲正对这些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反思了日本在战后没有像德国一样进行彻底反省的原因。
自2004年我从波恩回到北京之后，由于工作的关系，同德国和日本的同仁有了较多的交往，每年也都会到这两个国家进行交流。说实在的，多年来我一直想弄明白日本的战后反思不如德国深刻的原因。期间我也读过很多相关的文章，但几乎没有一篇对这一问题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解答。直到后来读到了仲正的这部书，觉得他的分析非常有说服力。
对于战争的认识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家的层面，他们会从思想和历史的层面对战争问题进行剖析；二是政治家的层面，通常是一种口号式的宣传；三是普通民众的层面，这主要与他们的经历、教育体系以及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实际上我们所了解到的所谓对战争的认识，常常是各种不同层面思想错位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教德语，课余的时候也在旅行社兼职，担任一些德国旅行团的导游。那时我还没有去过德国，对这个曾经的纳粹国家的了解仅限于一些影视作品。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旅行团的成员聊得很投机。第二天一大早，我跟他们打招呼时，模仿着电影中的镜头，右手行纳粹礼口中开玩笑地说：“Heil Hitler。”那几位温文尔雅的德国人，见此情景都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情。之后其中的一位长者语重心长地跟我说，纳粹礼在德国是被严格禁止的。
后来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想找一本德文版的《我的奋斗》，但在大学的图书馆中没能借到。几经周折才在波鸿的一位德国朋友那里弄到一本，好像他也是从其他朋友那里辗转借来的。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充斥着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极端思想的“大杂烩”。当我将书还给我的那位德国朋友时，他如释重负地跟我说，他一直担心会出什么事。
2015年希特勒身亡七十年后，《我的奋斗》开始进入公共领域。2016年，慕尼黑–柏林的当代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出版了两卷本的《我的奋斗》校勘本（ Hitler, 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2016）。我买了一本，但已然没有了当年的阅读热情。只是偶尔写作需要引用原文的时候，才会查对一下。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曾经多次去往德国北部的奥登堡（Oldenburg），拜访我在波恩的房东海因茨（Heinz）的父亲。老人家向我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联被俘的经过，以及在战俘营的一些经历。在叙述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喃喃自语：如果当时元首没有犯错的话，苏联是必败的。在他眼里，苏联士兵除了伏特加和女人之外，完全不具备军人的职业道德。
而我在其他一些德国朋友家中做客时，也经常会在他们的起居室中看到他们已经去世的父亲或其他男性长辈的照片。令我吃惊的是，这些照片上的人常常是穿着军装的纳粹军官和士兵。
在我的印象中，这些纳粹的军人都是嗜血如命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怎么可能跟我的朋友或同事联系在一起呢？慢慢地我了解到，这些纳粹的“军官”和“士兵”，也曾是母亲心中可爱的儿子，妻子眼中体贴的丈夫，孩子们想要对他撒娇的父亲……他们也都曾有一个温暖的家，过着平静的生活，直至他们应征入伍，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在亲情的链条中，他们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年来我从事季羡林的留学研究，了解到他的博士导师瓦尔德施密特（Ersnt Waldschmidt，1897—1985）也曾于1937年5月1日加入过纳粹党，并于1939年1月1日成为反动组织纳粹德国教师联盟（NS-Dozentenbund）的成员。但他依然是一位杰出的印度学家、印度及中亚考古学家。
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复杂性的一面。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国内一所高校任职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名叫吉武百合的日本同事，她曾经给中曾根康弘（1918—2019）首相做过翻译。因为她的先生吉武正幸曾经在我的老家徐州生活过，并且会说德语，所以我们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吉武先生说他父亲曾经是铁路工程师，在徐州为日本军队服务。他讲到当时徐州的冬天特别冷，黄河故道全都结上了厚厚的冰，孩子们常常会在上面抽陀螺。吉武先生说，他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日本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而日本的教科书直到今天都没有这段历史，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万分遗憾。在书中，仲正昌树提到，即便到了战后六十年的2005年，还有一些东京大学文科专业的学生误认为在二战期间日本是与美国一起对抗德国的。
（序言第2页）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东西方冷战局面形成，于是尽管日本和德国不久之前还是敌人，但它们很快被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作为西方国家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
（序言第3页）
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日本的大学生会误以为日本和美国从来就是一个阵营的缘故。
在日本，“反战和平派”（左）与“保守爱国派”（右）直到今天还在各种媒体上展开大辩论：反战和平派认为“日本至今没有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充分反省，而且正在走上危险的道路”，保守爱国派则认为“如果一直自责，那么日本将无法回归真正独立的国家”。 （序言第1页）
仲正在书中提到，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战败”六十周年。这一年从年初开始，日韩之间围绕战后补偿的外交谈判、NHK改编慰安妇节目、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竹岛争端（韩国称“独岛”）、中国民间抗议日本的游行，以及宪法修正等一系列前哨战持续不断，引起了相应的热议。 （序言第2页） 可惜汉语学界对这些讨论所知并不多，这与我们较少引进日本关于战后反思的著作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和韩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亚的最主要受害国，在日本认罪的问题上，我们经常拿德国与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没有像德国一样对自己的过去彻底反省。仲正认为，德国对纳粹时代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并实施了各种战后补偿政策，这种积极努力“克服过去”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日本由于在战争责任上态度暧昧，依然无法获得中国和韩国的信任——这种观点在日本国内时常被提及。 （序言第3页） 将德国作为“克服过去”的理想模式的主要是那些专门研究德国历史、德国思想、德国文学、德国政治等领域的自由主义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强调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非人性后，介绍战后德国为防止再次犯下这样的错误而做出的真诚且系统性的努力，从而突显出日本（政府）在对邻国的“侵略”战争问题上试图回避“道歉”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序言第3页）
对于这些左派的德国模式论，右派也会提出“反驳”的观点：其一是日本没有像纳粹那样实施计划性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其二是德国的道歉并非出于纯粹的道德，而是在国际局势中考量自身国家利益后展开的战略性外交。 （序言第3—4页） 日本著名的尼采专家、“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运动的核心人物西尾干二（1935— ）既肯定德国文化方面的“古老优良传统”，同时也强调政治方面的现实主义“狡猾性”。除了尼采的著作外，西尾还将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著作翻译成日文，并出版了七十多部作品和三十多部译著。
仲正提到，他本人的专业是德国现代思想史，“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左翼自由主义人士相对居多，而且我本人也朴素地相信‘对过去的反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与西尾的‘反驳’泾渭分明。然而，左翼自由主义的德国模式论中有些观点过于理想主义，让我感到难以接受”，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开展外交时只考虑反省和博爱精神，而不考虑‘国家利益’”。 （序言第4—5页）
仲正认为自由主义左派的僵化态度略显狭隘，也不认为右派人士坚称的“德国不能成为日本战后责任论的模范”有什么道理，他提出了一种分别对待的方式：作为日本“清算过去”的参考，学习德国一直以来的做法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德国比日本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更真诚地反省了过去的错误，而是因为日本和德国在被追究战后责任的内涵上有所不同，战后所处的情境也有很大差异。 （序言第6页）
仲正认为，德国之所以“真诚地”反省过去的错误，是出于一种被迫无奈：德国处于欧洲东西冷战的前线，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在与其他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时几乎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不同于德国，日本之所以敢“我行我素”，仲正也做了分析：尽管日本也参与了东亚冷战，但与中国、韩国、越南不同，日本没有经历国家分裂或直接军事对峙。美国在东亚未建立类似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而是通过单独的安全保障条约与各国合作，因此无需明确日本在“同盟”中的定位，也无需创建日本与周边国家和解的框架。 （序言第6页）
那么，德国就没有值得日本学习的地方了吗？仲正认为，如果德国在特定环境下，能够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在“清算过去”方面获得比日本更高的评价，那么这种选择模式从结果上来看是合理的。即使这些选择可能只是在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只要取得了一定成果，那么研究每个关键时刻背后的“德国式思维”便具有重要意义。 （序言第7页） 这其实是作为德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仲正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以“清算过去”为中心，尝试比较德国和日本在过去六十年间的“战后思想”。 （序言第7页） 此外，他也特别希望通过与德国进行对比，尽可能具体地阐释日本一直对“自身过去”的态度暧昧不清的原因。 （序言第8页）
1945年由联合国为德国的军事审判制定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的第六条，以及为日本的审判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的第五条，规定了三种应受审判的罪行：“破坏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战争罪（war crimes）”和“违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第5页） 但日本的战犯们并没有根据具体罪名被判定有罪或无罪，而是被“综合地”追究责任。在判决书中也并没有使用“违反人道罪”这个词。因此，日本是否犯下了“违反人道罪”，对外没有明确的结论。 （第9页）
“违反人道罪”最初是针对计划性灭绝特定群体的行为设定的，如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因此，日本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以及同化政策并不适用于该罪名。虽然强征劳工和慰安妇问题可能涉及“奴隶化”罪名，但在战后并未被联合国提起。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属于“违反人道罪”的范畴，但未被联合国审判或日本司法追究。
与德国明确追究“违反人道罪”并进行国家赔偿的措施相比，日本对类似罪行的责任追究和赔偿未得到实施。日本政府在相关审判中常以明治宪法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为依据，认为国家行为合法，无法追责，法院也认可这一观点。然而，“违反人道罪”在国际法中具有强制性，不应受到国家主权和“禁止事后法”原则的限制。仲正认为，日本法律界对这一罪名的接受度较低，这导致保守派知识分子认为日本与德国在战争罪行的追究上有本质不同。这种看法虽然片面，但德国因惩处了“违反人道罪”而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表明这种外部“强加”也带来了积极的后果。
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战争责任上的不同看法，在仲正看来都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来清楚地说明（尽管这个比喻不论是从左翼还是右翼的角度都会受到批判）：德国就像是一个因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行而被彻底追究的原大恶人，最终对善恶有了更深刻理解；而日本则像是一个罪行相对不那么明显的原中等恶人，只受到部分追责，因此在善恶标准上形成了不彻底的认知。 （第11页）
仲正认为，德国和日本在探讨普通国民对战争责任的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讨论对于两国的政治文化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德国，作为讨论国民战争责任先驱的实存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1883—1969）奠定了之后的基本框架。由于雅斯贝尔斯的妻子是犹太人，他在1937年被剥夺了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的职位，并被禁止发表任何言论和出版任何著作。他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946年初在海德堡大学开设了题为《关于罪责问题》（
Schuldfrage
）的讲座课，展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考。
（第12页）
雅斯贝尔斯在讨论德国二战后的责任问题时，强调了对“罪责”进行细致区分的重要性。他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领导者的刑事罪责表示肯定，认为这是正义的体现，但对占领当局强加给德国全体国民的集体罪责感到不安。他认为，这种强迫性的方法可能会阻碍个人对自己罪行的反思。
雅斯贝尔斯反对“集体罪责（Kollektivschuld）”的概念，认为应当避免将所有罪行统一归咎于整个国民，因为这会模糊每个个体所承担的具体责任。他主张每个个体应主动思考自己的罪行，并提出了四种罪责的概念：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的罪责。
根据雅斯贝尔斯对个人可能承担罪责内容的明确化，惩罚战争罪犯、向受害者提供赔偿与进行道德和宗教上的反省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在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争论中，左派认为必须先进行反省才能改善与邻国的关系，而右派则认为反省会导致巨大的经济负担。仲正认为，反省是个人内心的事情，不能通过政治手段强制实现，因此双方的争论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即便通过强制手段实现了所谓的“反省”，也是没有意义的。仲正写道：“这种无谓的混乱之所以仍在继续，可能是因为战后日本缺乏像雅斯贝尔斯一样能够为辩论提供清晰思路的思想家。” （第15页）
仲正同时提到了1985年5月20日，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的冯·魏茨泽克（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1920—2015）在德国战败四十周年纪念日发表的题为《荒野四十年》的著名演讲——“荒野四十年”在《圣经·旧约全书》中，指摩西和以色列民族因未能忠实遵守上帝的戒律，不得不在进入迦南之地前在荒野游荡四十年。他希望自己的同胞坦诚面对德国在纳粹时期的罪行，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强调了德国作为加害者的责任。他呼吁德国人要以尊严和责任感面对过去，并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他虽然承认历史责任，但像雅斯贝尔斯一样主张个人的责任和罪行应该得到区分。最终他强调与邻国和解的重要性，呼吁在欧洲建立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基础上共同生活。仲正认为，雅斯贝尔斯和魏茨泽克在将法律和政治罪责的解决与个人内省分开处理时，展现了一种既基于基督教神学背景又非常务实的策略。尽管有深谙德国情况的日本左派人士认为，这种务实背后可能隐藏着德国式的“狡猾”，但仲正认为这种“狡猾”正是日本人应当学习的。 （第17页）
仲正特别对战后日本的“一亿总忏悔”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日本在战后缺乏类似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家，没有将战争责任问题区分为不同层面进行详细讨论。例如，国家领导人、普通士兵以及一般国民各自应承担多少责任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探讨。相反，日本的战争责任讨论被简化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图式：要么是全体国民有罪，要么只有甲级战犯有罪。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个人责任被模糊化，正如雅斯贝尔斯曾经在德国所担忧的那样。
“一亿总忏悔”这一说法的源头来自1945年日本皇室成员东久迩稔彦（1887—1990）在记者会上发表的讲话，他强调战败是因为全体国民的“道义颓废”所致，而这种“总忏悔”更多是反思为何战败，并未涉及对他国的侵略罪行。这种内向、封闭的责任讨论只集中在国民内部，忽视了对亚洲受害者的反思。
仲正认为，日本的“战争责任”讨论从一开始就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未能清晰区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政府为了维护天皇制，回避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讨论，最终导致责任问题模糊化。战后初期的“一亿总忏悔”论被批评为掩盖当权者责任的策略，强化了将“普通国民”等同于“受害者”的观念，而未能深入探讨一般国民作为加害者的角色。
此外，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者的丸山真男（1914—1996）虽然在其著作中探讨了超国家主义与国民心理之间的关系，但也没有深入讨论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而当代左派历史社会学者小熊英二（1962— ）指出，“一亿总忏悔”论限制了日本进步派知识分子对战争责任的讨论。为了避免与“一亿总忏悔”混同，讨论的重点转向了指挥战争的政治当权者，而一般国民与超国家主义的共犯关系则被忽视。这种讨论的缺乏使得进步知识分子在追究战争责任时，往往局限于批判政治当权者，而未能对一般国民的共犯关系进行充分反思。其结果是，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讨论仍然限定在内部，忽视了对外部受害者的责任反思。这种内向的讨论模式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倾向交织，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共犯关系，阻碍了全面、深刻的战争责任讨论。
德国的情况却是：从支持公开宣扬反犹主义的希特勒上台，到开启纳粹大屠杀的过程，全体“国民”都应承担政治责任。为反犹主义的纳粹国家而战是一场悲剧，也绝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如果强行将其视为荣誉，无疑是在间接地认可纳粹思想，而这个纳粹国家早已灭亡。
在仲正看来，日本战后之所以对战争反思得不彻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作为国家核心的“天皇制”仍然存在，并且反对天皇制的声音不多，从而导致了一个独特的“战争责任”论。虽然政府和军阀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被忽视，但“为天皇而死是高贵行为”的武士道伦理仍然存在。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盟军最高司令部（GHQ）为了顺利统治日本，将天皇从战犯名单中去除，间接支持了这种伦理观。这导致了一个特有的战争责任论，即政府和军方首脑是加害者，而天皇和一般国民则是战争的受害者。 （第23页）
日本与其东亚邻国之间没有直接接壤，由于特殊的原因这些国家的反日情绪未能通过市民运动广泛传播。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内强调一般国民的受害者属性时，几乎没有受到“外部”的反对。然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酵，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对日本未能承认加害责任的批评声日益强烈。这种外部压力促使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逐渐从关注本国国民的受害转向反思对周边国家的侵害。尽管如此，如何在战争责任的语境中定位“一般日本国民”仍未达成共识。尽管左派逐渐加强了对慰安妇和强制征用劳工等历史问题的关注，但对国民政治责任的明确定位，仍未像德国那样得到系统性的讨论和承认。 （第31页） 对于日本来说，由于在战争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认知上从一开始就模糊不清，因此即便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其历史观也没有明显的改变。
在德国，关于普通国民在纳粹大屠杀中的责任问题曾多次引发讨论，其中最著名的是1996年由美国政治学者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1959— ）提出的“戈德哈根之争（Goldhagen- Debatte）”。戈德哈根在其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纳粹大屠杀》中提出，大屠杀的“真正原因”并非仅限于希特勒及其亲信的思想，而是深植于普通德国人中的反犹主义，这种情绪从19世纪起就已渗透到德国文化中，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迅速蔓延。
在日本，虽然偶尔有关于一般国民“自愿参与体制”问题的讨论，但与戈德哈根之争中“反犹主义与‘最终解决方案’的关系”相比，缺乏同样级别的焦点，因此未形成系统性的广泛争论。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殖民化，以及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等历史事件中，一般国民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使得对国民加害行为的历史性研究变得复杂。尽管近年来围绕日俄战争期间的狂热、关东大地震对朝鲜人的虐杀等问题的研究日益活跃，但仍未形成揭示国民在东亚侵略中的自愿参与程度的整体讨论框架。这种缺失部分源于日本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但要解决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战后问题，深入讨论是必要的。仲正指出：“如果只是不断重复‘明治维新后，日本在面对西欧列强的威胁时，自身也被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亡灵附身’这样程式化的抽象论述，恐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第32页）
日本和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都背负了负面身份，但两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德国的第三帝国彻底解体，形成了全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日本虽然天皇的政治作用有所缩小，但天皇制仍然得以维持，新宪法明确了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因此，日本在战后并没有像德国那样经历国家形态的全面重构，而是在天皇制下进行体制转变，德国的新国家形态与大日本帝国的延续性引人深思。
日本宪法学者宫泽俊义（1899—1976）为了解释战后日本宪法的合法性，提出了“八月革命说”，认为日本在1945年接受《波茨坦公告》时发生了“革命”，主权由天皇转移给了国民。然而，这一理论的现实性和逻辑性受到质疑，因为日本并未经历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推翻君主制的革命过程，国民也未有实质性的主权转变的感受。
同时，战后关于“国体”本质的讨论也在进行。公共法学家佐佐木惣一（1878—1965）认为：新宪法的颁布导致了政治形态上的“国体”变更，但他强调文化层面的“国体”并未受到根本性影响。相对地，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则主张，政治上的“国体”只是明治维新后形成的短暂历史现象，而日本文化传统的“国体”并未动摇。
这种文化论“国体”观回应了战后日本的模糊状态，尽管法律上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的“国家”已不存在，但天皇仍是文化共同体的象征。
仲正认为，战败使日本失去了作为殖民地的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冲绳也被置于美军的直接统治之下。在战后残存的日本领土上，重新出现了一个接近“民族国家”
状态的局面。尽管考虑到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这种“民族国家”并非百分之百纯粹，但以日语为母语、共享文化和“国体”观念的人们得以重新凝聚在一起，几乎不与其他民族交往，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的身份认同反而得到了加强。而这个凝聚了较高文化纯度的“国民”的象征角色，恰恰由战前一直担任“国·家”家长的天皇来扮演。
（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