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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创造了我，医学也是我童年的一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母亲就在公立医院系统担任护士。她18岁时凭借护理奖学金来到澳大利亚。她告诉我，在马来西亚没有什么前途。
我母亲生于一种有着悠久的重男轻女传统的文化中，家里共有兄弟姐妹6人。在她小时候，她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母，非常贫穷。全家人一度住在一个用床单隔开的单间里，楼下住着一个鞋匠和一个裁缝。在20世纪60年代的马来西亚，如果没有学校里热门专业的亮眼成绩，也没有合适的族裔或性别，就没有任何出路。
于是我母亲申请了奖学金去阿德莱德学习护理。我觉得她当时根本不想当护士，只是想抓住一个好机会。母亲告诉我，她认为有一件事让她与众不同：面试结束时她问了一些问题，她询问未来会怎样。她表现出了兴趣和好奇心，因而赢得了一个名额。
60年代末，我母亲为了奖学金搬到澳大利亚，从此定居于此，再也没有搬回家乡。当时有一批年轻的马来西亚女性来到阿德莱德接受护士培训，我母亲因此结交了许多终生挚友。她穿着喇叭裤和条纹高领上衣。她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我父亲。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注意到了她的唇形：弓形嘴唇。就是这样。
在我出生之前几年，我父母在悉尼定居，而母亲开始在皇家北岸医院（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担任护士。我上过那里的员工托儿所，还记得小时候在员工游泳池里练习游泳的情景。妈妈下班后会把一次性手术袍带回家并穿着它炒菜，以免油溅到衣服上。医院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当我的父母想要一个孩子却发现无法怀孕时，他们自然会求助我母亲工作单位的专家。
我的父母去了公立皇家北岸医院的人类生殖科，那是当时国内主要的生殖门诊之一。这个科室有一个听起来很邪恶的名字：“20号门诊”（Clinic 20）。那是1982年。那一年，20号门诊成功实现了新南威尔士州第一例体外受精妊娠，澳大利亚正遭受严重干旱，阿根廷和英国在福克兰群岛开战，迈克尔·杰克逊发行了专辑《战栗》（ Thriller ）。在美国和欧洲，已有年轻男性死于一种新的疾病：艾滋病。同年，澳大利亚确诊了首例艾滋病毒阳性病例。
为了弄清我是如何以及被谁创造出来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联系20号门诊。我想寻找诊疗记录，或许会有一份登记册，又或许那里的工作人员可以为我指点迷津——任何有助于我弄清我是谁的线索都可以。然而在这里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问题。
2011年，当我开始寻找答案时，皇家北岸医院的20号门诊已经不复存在。事实上，它像是消失了。
皇家北岸医院是新南威尔士州最大、最负盛名的医院之一，由其公共资金筹建的澳大利亚领先的一家不孕不育门诊，在运营了17年后消失在私营领域。而当时恰逢生育治疗史上最具开创性的年代。
1977年，20号门诊在道格拉斯·桑德斯（Douglas Saunders）教授的领导下在皇家北岸医院成立。它使用供体材料为无法怀孕的异性恋夫妻提供治疗，并一直运营到1994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无法告诉我20号门诊利用供体受孕到底创造了多少孩子；他们说，如果我想知道，可以付费提交一份信息自由查阅申请来寻找答案。但他们不能保证这些信息确实存在。
1994年，公立系统的20号门诊突然变成了一家名为北岸A.R.T.（或NSART）的豁免私营公司，它的所有者是经营过20号门诊的道格拉斯·桑德斯和他的一位合伙人。
桑德斯及其合伙人以某种方式将这个由纳税人提供资金的门诊业务整个私有化了。在接下来的2年里，NSART显然一直留在公立医院营业。它似乎还在猎人山（Hunters Hill）的一家私立医院开展业务。
然后，它于1996年搬到了查茨伍德（Chatswood）的私人场地。
关于这项重要的公共业务私有化行为，我向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询问了一些基本问题。2个月后，我得到答复：“卫生部无法找到任何出售这所辅助生殖治疗门诊的电子记录，也没有相关租赁安排的记录。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份与这所辅助生殖治疗门诊有关的纸质文件，并已要求提供。”近2个星期后，我得到了最新消息：纸质文件中“没有关于出售或出租辅助生殖治疗门诊的进一步信息”。
卫生部没有任何人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售公立的20号门诊，或是卖了多少钱，甚至无法确认卖给了谁。
我不知道NSART及其共同所有人和主要专家道格拉斯·桑德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新成立的私营公司NSART作出了一个看来非常可疑的举动——它复制了原先公立门诊所有病人的治疗档案，并利用它们开展自己的业务。这些档案涉及接受治疗的女性及其丈夫的隐私细节，包括有关健康状况、阴道、卵巢、精子数量、检查结果、新生婴儿、对这些婴儿的私密检查等记录——所有这些记录都被复制并作为新成立的私营公司的财产保存起来。此外，NSART还带走了原先公立门诊仅有的一些精子捐赠者的记录——内容包括每位男性的精液、精液被分成多少管、精液的使用时间。而门诊原先所属的公立医院——一家政府服务机构——却没有留下任何这些捐精者的记录，甚至连副本都没有。
2002年，NSART及其业务似乎与其他3家诊所一起并入了一家更大的公司，即IVF澳洲（IVF Australia）。
2008年，IVF澳洲成为跨骏（Quadrant）旗下IVF控股集团（IVF Holdings Group）的一部分。IVF控股集团随后收购了墨尔本最大的诊所之一——墨尔本IVF（Melbourne IVF），以及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其他诊所，并将集团更名为维尔图斯健康（Virtus Health）。
2013年，维尔图斯健康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如今，维尔图斯健康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最大的辅助生殖运营商。市场研究机构宜必思世界于2020年3月发布行业报告称，维尔图斯健康的收入接近2.5亿澳元（2.198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辅助生殖行业总收入的38%。 [1]
澳大利亚最大的3家辅助生殖运营商——维尔图斯、莫纳什（Monash）和吉尼亚（Genea）——在辅助生殖业务蓬勃发展的国际舞台上也大显身手，吸引着投资者的注意。维尔图斯的业务遍及英国、新加坡、丹麦和爱尔兰。莫纳什IVF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开展业务。吉尼亚的业务涉及新西兰、泰国、中国香港、英国和美国。澳大利亚向全世界输出生育力，而全世界也对此报以浓厚兴趣。《经济学人》（ Economist ）2019年报道称，全球生育相关产业的年销售额高达250亿美元，预计这个数字将在7年内达到410亿美元。 [2]
我对20号门诊和自己身世的初步探寻最终指向一个庞然大物。我意识到，创造了我生命的那家公立门诊现在隶属于维尔图斯健康某子公司旗下的某个实体。要了解我本人的身世真相，我就必须向维尔图斯健康提出申请。
我致电IVF澳洲的办公室。我的电话被转给一位女士，她负责接待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是那些回来探寻真相的供体受孕者的孩子。我将称呼她玛丽（Mary）。玛丽记下了我的详细信息，然后说我很有可能找不到自己的生父，因为在我母亲怀上我的1982年，“法律和现在不同”。
然后，她给我讲了一个让我难以置信的故事，是关于20号门诊还属于公立门诊时的运营情况的。
1982年时新南威尔士州尚未颁布任何有关供体受孕的法律，但这并没有阻止包括公立医院在内的机构提供这种服务。在20号门诊，男性捐精者获得保持匿名的承诺。玛丽说，当时的约定是，他们所捐精子产生的后代永远无法找到他们。
20号门诊通过为每位捐精者分配一个代码来实现匿名捐精。澳大利亚很多不孕不育诊所都这样做。但大家并没有使用统一的代码系统。代码可以包含字母和数字。有些代码与捐精者的真实姓名有关，比如T4，意味着捐精者的姓氏以T开头。给我生命的皇家北岸医院喜欢使用3个字母的代码：BXQ、LMD之类的。
IVF澳洲的玛丽在电话中说，她可以找到我生父的捐赠者代码，但这个代码只能提供我生父的最基本信息。这正是代码系统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在我母亲的治疗记录中——这也是我有可能找到的全部文件——捐赠者都会用一个代码来表示。然后，诊所可以另外检索该代码，并找到与代码对应的捐赠者的家族病史信息。这些信息无关身份，其中既没有我生父的名字，也没有照片，也无从得知他是否和我一样喜欢吃橄榄。
玛丽说，我必须明白，只有在我的捐赠者曾特地向诊所明确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将我生父的姓名告诉我，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并不感到惊讶，但还是很失望。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他们掌握的一切信息，尤其是病史。
玛丽说，她会在2个星期内打电话来把我的信息告诉我。我焦急地等待着。自从那次复活节晚餐后，我对自己的一切认知都被颠覆了。现在有了一丝微弱的希望：我想停止这种糟糕的感觉，继续面对新的现实。从她能找到的一点点信息中，我将慢慢重建我自己。
但2个星期过去了，电话没有来。我稳住了自己。但整整一个月过去了还是音讯全无。我再次致电IVF澳洲。在那2个星期里，玛丽根本没有试图联系我，而是去国外休假了。IVF澳洲那光鲜亮丽的办公室里也没有其他人跟进这件事。
这是第一个警示信号，表明我正在与一个对于它创造的生命毫不关心的机构打交道。
最终，玛丽结束休假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找到了我的档案，然而里面关于我生父的信息都被门诊部故意剪掉并销毁了。
我难以形容自己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感受。
被销毁的不是捐精者的姓名记录，因为我母亲的治疗档案中本来就没有这个。被销毁的是记录中出现的所有捐赠者的3字代码。
有关我被怀上的档案中没有捐赠者的代码，这让我不知所措。我再也没有机会找到我的生父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这种蓄意破坏居然发生在一家公立医院里。
玛丽说旧档案中的捐赠者代码有时会被销毁，因为“那时候的情况不同”。她的语气平淡，显然以前也曾遇到这种情形。
在未来的几周、几个月和几年里，我还会反复听到这句话很多很多次。现在还有人跟我这样说。无论是医疗系统、家长、诊所还是医生，面对我的询问时都在不断重复这句话，似乎这样就可以免除他们的责任。这十分荒谬。事情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不是中世纪的黑暗时代（Dark Ages）。医疗记录是一项法定责任，故意篡改医疗记录以掩盖对患者所做的事情，绝非，也从来不是任何从业者、诊所或医院的正当行为，更不用说是公立医院了。
电话里，IVF澳洲的玛丽还在说话。档案被篡改了，捐赠者代码也被销毁了。除此之外，玛丽还说，没有我母亲的允许，我就无权查看这些档案，因为它“属于”我母亲。从法律上讲，我母亲才是患者。
我是无足轻重的。我无权查看任何有关我被孕育的信息，他们也不会让我查看。尽管他们创造了我，却不承认我的存在。
我转而请求母亲同意我查看档案。她拒绝了。
[1] IBISWorld, Fertility Clinics in Australia—Market Research Report , 30.11.2020 https://www.ibisworld.com/au/industry/fertility-clinics/5091/
[2] The Economist , ‘The Fertility Business is Booming’, 08.08.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9/08/08/the-fertility-business-is-bo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