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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繁殖人类的技术你追我赶之时，人工繁殖农场动物的竞赛也在快速进行，甚至更快。这两条路经常出现交叉。
1898年，俄罗斯科学家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Ilya Ivanovich Ivanov）在莫斯科建立了他的实验室。10年后，经过对农场动物、狗、狐狸、兔子和家禽进行的人工授精研究，他开发出一种可用于所有牲畜的人工授精程序。 [1] 他的想法传播开来。曾与他共事的日本科学家石川博士（Dr Ishikawa）回到日本后开始在马匹身上实施人工授精计划，随后日本科学家们又将此技术用于牛、绵羊、山羊、猪和家禽身上。同样熟悉伊万诺夫工作的丹麦科学家爱德华·索伦森（Eduard Sørensen）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丹麦组织了第一个奶牛人工授精合作社。索伦森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其他西方国家对奶牛进行人工授精。
索伦森是第一个想到用细管分装精液的人，他的灵感来自小女儿生日派对上的玻璃纸吸管。时至今日，不孕不育诊所仍然用细管来分装销售人类捐献的精子。 [2]
20世纪40年代，利用人工授精培育奶牛的技术在美国迅速发展。二战后，精液冷冻的新技术开辟了精液分销的新天地。 [3]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体外受精将在不远的未来得以实现，这也就是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其《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一书中所说的“外生”。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出版于1932年。同样在30年代，哈佛大学的科学家试图利用兔子开发体外受精技术。体外受精或试管受精（IVF）的字面意思就是在玻璃试管内受精，让生命的组成部分在培养皿中融合。但他们的目标没有实现。直到1959年，在美国伍斯特基金会（Worcester Foundation）工作的年轻华裔科学家张明觉（MC Chang）才最终实现运用体外受精技术孕育出活生生的兔子。这改变了游戏规则。如果能在兔子身上实现，那么也能在其他哺乳动物身上实现。在人类身上也可以实现。
张明觉实现了2项首例：据报道，为了创造第一只活产试管兔子，他使用了来自另一只母兔的供卵。他不仅实现了第一例体外受精培育哺乳动物的活产，还实现了第一例哺乳动物供卵后代的诞生。 [4]
在整个20世纪，人类供体材料的使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没有确切的数字，因为没有人统计所有像我这样的产物——供体受孕带来的孩子——的数量。时至今日，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都没有全国性数据来统计在本国通过供体受孕出生的全部人口。与此同时，奶牛等动物的饲养者对各种情况都做了细致的记录，包括血统、健康状况、后代数量和个体身份。
许多人认为，供体受孕——尤其是它在临床中的大规模应用——是近期才出现的，但我在澳大利亚认识的供体受孕者子女中年纪最大的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第一家生育诊所是1938年在悉尼成立的。 [5] 1940年，英国的巴顿诊所（Barton Clinic）开始营业，随后它将利用供体受孕技术创造数百名孩子。 [6] 而至少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医生们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提供供体受孕服务。澳大利亚很快就将迎来医生造人的百年纪念，这也是整个社会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的100年。在最初几十年中通过供体受孕出生的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了孙辈。然而，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没有完整地记录下我们这样的人是如何出生的，以及是谁给了我们生命。尽管澳大利亚在这一领域享有盛誉，但澳大利亚没有一个政府如实记录自己公民的情况。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也就是人类生育治疗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澳大利亚在辅助生殖技术方面走在了全球的前列，澳大利亚科学家们实现了一些最早的重要里程碑。
事情要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尽管精子捐献在全球范围内早已存在，但其商业化进程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72年，澳大利亚第一家冷冻精子库在阿德莱德成立。然而，这种方式远未普及。10多年后，澳大利亚东海岸最大的诊所仍在使用新鲜而非冷冻的捐献精子为女性提供治疗——基本上是“随捐随用”。
到了70年代中期，仅仅使用第三方材料制造人类婴儿已经拿不了头奖了。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的医生们都在争夺一顶新的桂冠，一种不可思议的未来：他们想在实验室里创造人类生命。
墨尔本的一家诊所报告了世界上第一例体外受精的人类妊娠。1971年，维多利亚女王医疗中心（Queen Victoria Medical Centre）的亚历克斯·洛帕塔（Alex Lopata）医生开始收集女性的卵子，并尝试在实验室中让它们受精。1973年底，在多次尝试对不同患者进行胚胎移植均以失败告终之后，终于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早期妊娠”。这名患者当时正在维多利亚女王医疗中心接受输卵管堵塞的手术修复。医生们取出了她的卵子，在实验室里培育了一个胚胎，3天后又将它成功地植入了仍在康复中的患者体内。
“不幸的是，几天后她的手术伤口破裂，陷入休克，不得不返回手术室修复腹部，”洛帕塔回忆说，“病人恢复得很好，但不幸的是，第二次手术后她流产了。” [7] 这无疑是加倍的医疗创伤。科学家们继续一往无前。
令墨尔本团队懊恼的是，5年后英国科学家们打败了他们，率先到达终点。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Louise Brown）诞生了。
2年后的1980年6月，墨尔本团队终于报告了成功的试管婴儿活产消息——这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例，也是全球第三例。
如今，体外受精已经家喻户晓，任何人都可能认识尝试过该技术的人。甚至这个人可能就是正在阅读本书的你。体外受精已成为“生育治疗”的简称，但体外受精远非生育治疗的唯一形式。还有很多其他技术在过去和现在得以使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技术都是在女性身体上做文章。
有的技术是将精子注入女性体内。还有的是利用药物促进女性排卵。甚至还有一种有望被命名为GIFT的技术，是将收集到的卵子和精子放入女性的输卵管内，然后每个人基本上就是祈祷它们能够成功受精。（GIFT的成功率很低，而且经常是由于宗教原因而被使用。）如果患者愿意，体外受精是全方位服务的选择。
随着体外受精技术在70年代末的推出，医生们能够在人体外创造生命。他们手头已经有了生命的组成部分之一：捐献的精子。精子可以使用新鲜的，也可以冷冻备用。很快，他们研究出了如何提取并成功使用另一半材料。
还是那支墨尔本团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使用供体卵子的人类妊娠。（诚然，在所有这些“首例”中受孕的女性也应该分享这些头衔，但她们的名字大多没有被历史铭记。）然而，他们再一次没有实现活产。随后他们再次被打败，不是被英国专家，而是由一支美国团队在1984年实现了全球首例由供体卵子培育的婴儿成功活产。 [8]
现在，捐卵和捐精都可以用来开启人类的体外受精——一种完全脱离人际关系的生命创造。
随后，在1992年，一位比利时医生将科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无意中开发出了将单个精子直接注入卵子，从而迫使卵子受精的技术。 [9]
这是通常在电视节目中被展现的经典程序，是所有生育治疗的形象速写。你可能也在电视上见过这样的画面：在显微镜下，一个卵子被一根锋利的针刺入，然后一个精子顺着针尖进入卵子的中心。这就是所谓的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简称ICSI）。通过ICSI技术，卵子会与实验室技术人员所选择的精子受精。就这样，ICSI完成了一件相当了不得的事：它取代了自然选择。这其中的含义非比寻常。
自从ICSI被意外发明以来，它已经在没有随机对照试验的情况下被辅助生殖行业使用了数十年。
“ICSI是一项巨大的实验，它没有在动物身上进行过试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不必如此。”资深生育专家罗伯·诺曼（Rob Norman）教授说。他是阿德莱德大学的生殖与围孕期医学教授。上世纪90年代初，诺曼是澳大利亚第一个ICSI技术小组的副组长。该团队曾报告世界上最早的一些ICSI妊娠案例。“然后，当然，一旦我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利用ICSI］实现大量妊娠后，人们就认为没必要进行随机对照试验了，因为它很有效。”
因此，这项技术得以问世。然而，ICSI反映了辅助生殖治疗的另一个方面，即在社会层面，我们在推出技术之前从未讨论过：我们真的应该这样做吗？
在自然受精过程中，经由女性生殖道成功到达目标的那个精子会与卵子结合，而其大多数同伴则已在途中死亡或掉队。2017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研究发现，卵子并不只是静待精子，在选择哪个精子可能赢得比赛中，卵子也发挥了作用，这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卵子是一个温顺细胞的观念，证明了卵子在生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席科学家乔·纳多（Joe Nadeau）的看法是，“这等同于配子在选择它的伴侣”。 [10]
但ICSI技术意味着，精子并非卵子选择的，而是由实验室技术人员挑选的，而且技术人员的判断是主观的。诺曼教授说，对精子的选择通常基于2个主要特征：运动性（样本中有多少精子在真正运动）和形态（有多少精子“看起来正常”）。用技术人员眼里的“看起来正常”来取代卵子的作用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之后，诺曼说DNA才是真正重要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在。
如今，ICSI通常作为体外受精周期的附加服务，其费用也是额外的。这种操作随处可见。如果已经为一轮体外受精支付了数千美元，谁会不愿意再掏点钱来确保卵子和精子乖乖听话呢？谁不想增加受精的机会呢？
罗伯·诺曼说，对于不孕的异性恋夫妻来说，有一个粗略的因果法则：三分之一由男方导致，三分之一由女方造成，还有三分之一源自未知因素。他说，ICSI对于帮助因男方而不孕的夫妻能起到一定作用——它能在男方精子受精失败的情况下强制受精。但对于另外三分之二的案例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再说一遍，唯一重要的结果就是能产下一个活生生的孩子。 [11]
尽管多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由女方或不明原因导致的不孕，ICSI并不能增加其活产可能性，但世界各地的ICSI率却在飙升。在一些国家，ICSI率已达到100%。长期以来，罗伯·诺曼一直对ICSI的过度运用感到担忧。他把这种过度使用归因于临床医生的恐惧心理。
“［诊所］非常害怕告知病人‘受精失败，但我们下次会成功’，”诺曼说，“那你们第一次为什么不成功呢？……竞争的本质是，如果你不给我提供这种治疗，我就去找别人。”事实是这种威胁真的管用，而这毋庸置疑指向的是消费主义文化，而不是负责任的医学。
ICSI无疑意味着收入。根据市场研究机构宜必思世界（IBIS World）发布的一份辅助生殖行业报告，2019至2020财年，澳大利亚辅助生殖行业总收入为5.68亿澳元。仅ICSI一项就占到了这一数字的47%——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比率，因为这种手术对很多不孕夫妻来说并不能提高活产率。
对ICSI的过度使用感到担心的并不仅仅是诺曼教授。2018年，一组研究人员在期刊《人类生殖》（ Human Reproduction ）上总结了围绕ICSI出现的不安情况。他们指出，澳大利亚的一项大型研究表明，ICSI婴儿的先天性畸形率“明显高于”常规试管婴儿。他们担心的是，其他比较ICSI婴儿和常规试管婴儿的研究也显示，先天性心脏病、自闭症和智力障碍的风险增加以及新生儿ICU入住率上升都与ICSI有关。但作者也注意到，这样的研究结论并不普遍：也有一些研究显示两类婴儿之间没有差别，甚至有研究发现ICSI婴儿出现不良后果的风险较低。 [12]
无论辅助生殖客户是不是异性恋，ICSI如今在供体受孕过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如今，ICSI几乎普遍用于供体精子，”罗伯·诺曼说，“很少有诊所愿意用供体精子对卵子进行宫腔内人工授精［向体内注射精子］，因为这种方法需要使用的精子要多得多。”在单次手术中使用的捐献精子越少，诊所能售卖的精子就越多。“因此有些诊所为使用捐献精子的女性提供100%的ICSI。对于捐献的卵子，你也会发现使用了ICSI，”他说，“我认为这还是因为捐献的卵子太‘珍贵’了，他们不想冒险。而对于冷冻卵子，毫无疑问需要使用ICSI技术。”
ICSI技术在未经试验的情况下就进入了人类生育治疗领域，并在不到30年间就大行其道。它价格昂贵。购买它能带来类似于多巴胺的刺激，满足焦虑的消费者，但在许多情况下，它可能并不会提高患者的活产机会。它的风险仍记录在案。其长期影响尚不得而知。对于通过供体受孕出生的人来说，必须找到这些答案，因为他们是通过ICSI技术出生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普通人。然而，ICSI问题的全部规模和范围只有在事后回顾时才能知道。
在这一点上，ICSI与供体受孕本身颇为相似。
如今，辅助生殖行业拥有越来越多可供使用的工具。体外受精和ICSI的使用比比皆是。卵子和精子都可以从第三方获得，胚胎也是如此。三者都可以冷冻起来，以便在日后方便的时候被解冻和使用。随着代孕的兴起，子宫也可以被借用或租用。这些技术可以混合搭配。代孕者孕育的往往也是供体受孕创造的生命。像我这样在80年代初或更早出生的供体受孕婴儿往往是供体人工授精（即把精子注入女性的子宫）的产物。而80年代初之后出生的则更多的是试管婴儿。有时，代孕生产的婴儿既是供体受孕的产物，同时也是通过ICSI技术实现体外受精的婴儿。
常规体外受精和ICSI体外受精都只是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人们可以用它们来创造自己的孩子，也可以用它们来创造在生物学上不属于自己的孩子。近几十年来，随着体外受精、ICSI和供体材料的兴起，人们对生育治疗，特别是供体受孕的需求也急剧增加。
供体受孕增长的原因有很多：上个世纪，随着单亲养育不再是禁忌以及避孕措施使用率提高，可供本国家庭收养的儿童数量急剧下降；LGBTIQ+（性少数群体）伴侣接触和采用生育治疗的机会增加；希望独自养育子女的单身女性增多；以及成熟的或年长的准父母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推迟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这种延迟会带来对生育力下降的焦虑，其感知或实际的时间顺序是急躁、压力、绝望、生育治疗、可能的失败。然后，对一些人来说就有了所谓的救命稻草：捐赠的人体材料，通常来自更年轻、更有生育能力的人体。
如果这听起来像《使女的故事》（ A Handmaid’s Tale ）里的情节，那是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供体受孕意味着对生命的组成部分采取极其机械的操作，为社会的某些群体制造孩子。
[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 Ilya Ivanovich Ivanov, Soviet biologist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Ilya-Ivanovich-Ivanov
[2] Foote, RH, ‘The History of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Selected Notes and Notables’, Am Soc Animal Science , 2002 https://www.asas.org/docs/default-source/midwest/mw2020/publications/footehist.pdf?sfvrsn=59da6c07_0
[3] Verberckmoes, S, Van Soom, A and de Kruif, A, ‘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 in Farm Animals and Humans’, Reprod Domest Anim , 39(3), pp.195-204, 2004 https://doi.org/10.1111/j.1439-0531.2004.00512.x
[4] Cohen, J et al., ‘The Early Days of IVF Outside the UK’ Human Reprod Update , 11(5), pp.439-60, 2005 https://doi.org/10.1093/humupd/dmi016
[5] Cox, LW, ‘The Development of Infertility Treatment in Australia’, ANZJOG , 31(3), pp.254-59, 1991 https://doi.org/10.1111/j.1479-828X.1991.tb02793.x
[6] Davis G, ‘“A Tragedy as Old as History”: Medical Responses to Infertility and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 in 1950s Britain’. In: Davis G, Loughran T(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Infertility in History , 2017.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https://doi.org/10.1057/978-1-137-52080-7_19
[7] Lopata, A, ‘IVF in Australia—An Introductory History by Dr Alex Lopata’. In Saunders, D, Fertility Society of Australia A History: Its “precipitate” Birth & the Story of IVF—A History of In Vitro Fertilisation in Australia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Fertility Society of Australia , 2013, Mosman, NSW
[8] Dunne, C, ‘Donor Eggs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BCMJ , 62(9), 2020, pp.328-32 https://bcmj.org/articles/donor-eggs-treatment-infertility
[9] Palermo GD et al.,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State of the Art in Humans’, Reproduction , 154(6), pp.93-110, 2017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19728/
[10] Arnold, C, ‘Choosy Eggs May Pick Sperm for Their Genes, Defying Mendel’s Law’, Quanta Magazine , 2017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choosy-eggs-may-pick-sperm-for-their-genes-defying-mendelslaw-20171115/
[11] Victoria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Authority, ‘Is ICSI better than IVF? It depends’, 2018 https://www.varta.org.au/resources/news-and-blogs/icsi-better-ivf-it-depends
Gregory, S, ‘Expensive Form of IVF is Overused, Says Fertility Journal Editor’, Bio News, 853, 31.05.2016 https://www.bionews.org.uk/page_95536
[12] Li, Z et al., ‘ICSI Does Not Increase the Cumulative Live Birth Rate in Non-male Factor Infertility’, Human Reprod , 33(7), 2018, pp.1322-30 https://doi.org/10.1093/humrep/dey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