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那间病房里发生的事给我留下了多年难以磨灭的印记。那里的一切都历历在目，且在某种程度上不同寻常——声音太大，颜色太暗——只除了最终我父亲的离世。但每件事都有另一层，我看不见的另一层。

尽管我拥有所有感官记忆，但那天在病房里发生的事情并非事情的全部。要等到12年过去后的一个周六的晚上，在那家餐馆里，我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复活节晚餐获知真相后，我浑浑噩噩地回了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家的。在公寓里，我蜷缩在沙发上嚎啕大哭。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

不知什么时候，我给当时的男朋友打了电话，他人在国外。我哽咽着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她说他不是我的父亲。”我喃喃地说。

“她什么？”

“他不是我、我的父亲。”

“她什么意思？她有过外遇？”

“他们借助了［哽咽］，借助了一个供体。”

“ 什么？”

电话那头，我的男朋友沉默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最终说道。

我又嚎啕大哭起来。他安慰我。然后我说出了心里真正的想法：“他不是我生父，”我抽咽着，“爸爸，他不是……他不是我的。”

我不是心理医生，但我现在知道，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是通过供体受孕出生时，会经历一些普遍的情绪阶段。与所有过程一样，具体阶段取决于个人。有的人可能会跳过某些阶段，也可能在其他阶段徘徊。

我的第一个阶段是悲伤。我以为是我父亲的那个男人在我15岁那年就去世了。现在，12年后的今天，我仿佛又回到了葬礼现场，在炎热的阿德莱德，蝉鸣声此起彼伏。场景是一样的，但我不一样了。我是个闯入者，因为：他从来就不是我的。

我一直相信，当一个人逝去，如果你爱他，他就会永远属于你。在知道真相前，这种想法一直令我感到安慰。

我被骗了。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连这点安慰也失去了。

随后的几个月，我像往常一样生活。我去上班。当时我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全国性时事新闻栏目《7.30》的记者。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作。即便在状态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份颇为吃力的工作。但我状态不佳。我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我只将事情告诉了少数几个人。大多数时候，我闭口不言。

我当时一团糟。

每天早晨，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我都认不出自己了。如果你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亚裔，你很容易忘记自己看起来与周围的人有多么不同。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白人。我的伴侣是白人。广告、杂志、报纸以及澳大利亚电视上的一切——从新闻到最垃圾的真人秀节目——绝大多数都是白人。就连我的工作单位，一家公共广播公司，也仍然是一间极度白人化的机构。在我工作时拍摄的照片或电视画面中，周围大多是白人，我有时会惊讶于自己在外貌上的与众不同。但对于自己的面孔，我总能感到一种紧密的连接：我 与众不同 ， 但我就是我 。

现在，这种连接被打破了。

照镜子的感觉不一样：它更糟。我现在不明白我看到的是什么，好像我的大脑无法解码。我的脸变得只有颜色和区块。它的形状毫无意义。它不是一张脸，而是一件东西。我对自己一无所知。

站在镜子前，我挣扎着，心想：只有一半中国血统或许能帮助我重新找到某种坚实的基础。因为很明显我的生父不是中国人。他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像我一直认为的那样。也可能不是。

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脸。我试图把中国人的特征（已知的）和其他特征（未知的）区分开来。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不幸的是，它的另一面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分解成那些部分而仍然保留其意义。在亲生父母中只有一个已知的情况下，试图找出 哪些特征 来自谁，就好比在整块蛋糕已经烤好之后，试图把它还原成原来的成分。

有些早晨，我从数学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有了答案，我能倒推出等式是什么吗？当然不能。答案相同的等式可以有无数个。我有可能几乎遗传了我母亲的全部，也有可能几乎没有。我有一头黑发。我有深棕色的眼睛。我浅色的肌肤也会被晒得很黑。我身高中等。鼻子挺直。所有这些特征都可能来自我母亲或父亲中的任何一人。

你怎么能从一张脸上剔除一些东西，然后再去理解剩下的东西呢？

每天早上，我都会对着镜子这样胡思乱想一通，然后去上班，而我本该在我的岗位上报道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不是理想状态。更有甚者，我还得忍受慢性疼痛。

在得知身世真相的6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正在公寓里用吸尘器打扫卫生，音乐开得很大声。突然，我的臀部传来一阵剧痛，就像被一根铁棒刺穿了似的。我两眼发黑。等疼痛过去后，我踉踉跄跄地走向放着手机的长凳。我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出事了，她必须来找我。然后我就晕了过去。

我醒来时人躺在地板上。音乐还在响。我试着站起来，但只要一动四肢，就感受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和恐惧。这让我再次晕了过去。醒来后，我就躺在那里。我知道自己没有瘫痪，因为我的手指和脚趾还能动。感觉上过了大概几个小时之后，我母亲和一些医护人员闯了进来。他们把我扶起来，放到床上。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几个月、几年里，我经历了核磁共振成像、CT、理疗、骨科、整脊、针灸、按摩、神经外科和疼痛诊所等一切诊疗手段，并得知自己患有椎间盘突出症。这是一种常见的损伤，尽管在20多岁的人群中不太常见。我的椎间盘“滑脱”（多可怕的用词）了，而且已经干瘪——失去了海绵的质感。椎间盘周围的肌肉已经开始痉挛，这是我必须持续要处理的问题。

不幸的是，慢性疼痛并不纯粹是生理上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密不可分。发现父亲不是我的生父，以及无法从镜子中认出自己的脸，这意味着我的精神，继而我的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极度沮丧。这种痛苦与我尚未平息的“丧父”之痛交织在一起。爸爸去世时，我曾以为那也许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了。

然而看起来有的人可以死两次，这似乎很不公平。

我不得不离开了《7.30》栏目。似乎每隔几个月我就会再次瘫倒在地，在一星期甚至更长时间内不能动弹。在我能够活动并工作的时间里，我每天工作不能超过4个小时，否则就会疼痛难忍。我转行做了电台时事节目主持人，每天早早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家，在痛苦中度过午后时光，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我还不到30岁，而我的生活感觉已经到头了。

但发生了几件事拯救了我。首先，我尝试了一些新的事情。由于只工作半天，我感到无聊透顶，于是报名参加了一个晚间的创意写作课程，学习创作（在多年的新闻工作之后，这感觉就像在度假）。为了缓解疼痛，上课时我仰躺在教室后面的一排课桌上，而其他人则坐在前面。这很怪异，但他们都接受良好；写作者们对怪癖真的很宽容。

我有大把的假期，所以我抛弃了我的脊柱支架，花了6个星期去意大利旅行散心。如果我再也无法从事梦想中的工作，我一定要去享受美食。而如果我的人生就此结束，我决定宁愿把剩下的钱用于欧洲之旅，也不愿意花在核磁共振这样糟糕的事情上。我计划了一串古怪的短途飞行前往意大利，中途的多次经停是为了避开疼痛。我在机场、火车站和停车场做地面伸展运动。我在意大利的多家爱彼迎（Airbnb）民宿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平躺在房间里休息或冥想。回到悉尼后，我结束了长达7年的恋爱关系。我一个人搬了出去，同陌生人合租。我下定决心，害怕和兴奋总比被桎梏在一成不变和悲伤的漩涡里要好。

在这一切的背后，我还在思考着母亲对我说过的话。

我的30岁生日快到了。我已经改变了很多，结束了很多东西，但我还需要什么呢？

在一个典型的A型人格 ^[1] 时刻，我列了一张清单（标题是“去他妈的我的生活：待办事项”）。清单上的所有项目都用大写字母列出，并附有方框用来打钩。其中有短期目标（轻松翻身），也有非常非常长期的目标（买房子）。清单的最后一条是：找到亲生父亲。我把清单贴在墙上。

常言道，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但或许更好的说法是：新闻是社会的最新动态。记者的任何遭遇都是可用的素材。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一无所知。因此，我决定运用 新闻专业技能 走出困境。

我要进行调查。

这本书讲述的是供体受孕的漩涡——比你想象的更奇怪，比你可能意识到的更为普遍。这不是一本讲述准父母愿望的书。也不是一本关于夫妻使用自己的生物材料进行生育治疗的书。这本书说的是凭借 第三方 材料而诞生的人类。这本书说的是利用收集的人体组织，而不是社会关系，来创造生命。

这是一本关于繁殖人类的书。

[1] 美国心脏病专家迈耶·弗里德曼（Meyer Friedman）及其同事雷·罗森曼（Ray H. Rosenman）在合著《A型行为与你的心脏》（ Type A Behavior and Your Heart ）中将人的性格分为A型和B型两种。A型人格者表现欲和竞争欲较强、容易急躁和紧张，B型人格者则与之相反。两位作者通过研究发现A型人格者患有冠心病的概率远高于B型人格者，由此得出情绪与特殊疾病相关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