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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夜之前——在灯光变黄、背景噪音减弱、世界支离破碎之前——我对自己的认知是这样的：在悉尼长大的80后。独生女。家里只有我、爸爸和妈妈。
我们经常旅行。我们每年都去马来西亚，去吉隆坡看望我母亲那边的家人。我的父亲是一名旅行社代理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业。在我出生之前他经营着苏联旅行团，开着旅游巴士，告诉参团的人们多带几条美式牛仔裤，可以卖给当地人。等到苏联解体之后，父亲的生意就主要集中在东欧。他在莫斯科设立办事处时，我们曾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我们去过中国，去过我叔叔家，还去了丝绸之路，一路试住我们觉得有潜力的宾馆。
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对东欧和中亚情有独钟，但那绝对是一个与他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爸爸生于阿德莱德（Adelaide）
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童年时，他在阿德莱德山养过一匹马。他是一名童子军。在他那个年代，会打网球和壁球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手段。我爸爸的家人现在都还生活在南澳大利亚州（South Australia）。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从悉尼开车去阿德莱德看望他们，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在汽车后座坐上14个小时，脚边还趴着一只狗。
我爸爸长得很帅。他个子高高的，有着棕色的鬈发和蓝色的眼睛，笑起来会发出响亮而颤抖的笑声，就像割草机启动时发出的动静。他喜欢打扮得时髦干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藏青色衣服有着几乎不可动摇的偏爱。我和爸爸长得并不像。但这从未引起我的警觉。我只能告诉你们：作为混血儿，我们和父母总是不太像的。我们从未完全属于任何人，除了偶尔属于彼此。
我和父亲在外貌上的差异从未困扰过我，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我们的性情非常相似。我们相互理解。我们可以把彼此逗得开怀大笑。当我还太小不能上学时，他会早早起床，让我做绘画练习。周末，他带我去运动，让我陪他一起工作。我上高中后，他对我要求很严格。每当有人提到“虎妈”这种（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时，我都很恼火，因为在我们家是我的白人父亲认定了人生必须追求成功，而不是我的华裔母亲。
爸爸从没上过大学。他高中也没有毕业。我想，这两件事都令他遗憾，因此他对我的教育非常执着。虽然当年还没有“怪兽家长”的说法，他的行为已经堪比怪兽家长。他坚持让我练习曲棍球和篮球。他坚持让我学习钢琴。甚至在我们住在莫斯科期间，他也为我找到了一位钢琴老师，让我能继续学琴。
爸爸监控我所有的学习成绩。他和我争论我的科目选择。他动不动就买小说给我读，并在每本书上写下购买的日期、地点以及赠送给我的由头。
进入高中后我学习了德语，15岁的我要求去德国做3个月的交换生。在最后一刻来临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多么艰巨。
但在机场，一想到要离开父母家人和所有熟悉的一切，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悸。
“我害怕。”我脱口而出。
爸爸拥抱了我。“别害怕。永远不要害怕。”
这是他和我面对面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德国迎来白色圣诞节的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显然我父亲从梯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膊。但电话里我母亲的声音在颤抖。我必须回家。
不得不缩短交流时间让我生气，这是一种极其无益的青春期反应。我收拾好所有东西后，寄宿家庭的父母把我送到了机场。
我们抵达登机口时，德国寄宿家庭的母亲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并开始哭泣。在此之前她一直是个非常不苟言笑的人，我把她的眼泪归结为她意外的温柔。飞机经停新加坡，在停留的7个小时内我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交换期几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我该如何向我的朋友们解释呢？青少年们就是如此长期以自我为中心。
我飞抵炙热的阿德莱德。母亲和教父来机场接我。直到我站在她面前叫出她的名字，我母亲才认出我来：看来我长大了。
在车上，我告诉他们我给爸爸准备了一份礼物。是我在德国机场买的一大捆茴香棒棒糖。爸爸酷爱甘草糖，就像上瘾了一样。
“我什么时候能把礼物给他？”我问。
我看到正在开车的教父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母亲交换了一个眼神。
“也许晚些时候吧。”其中一人说。
我们把车停在了医院门口。
像往年一样，我父母是来爷爷家过圣诞节的。我爷爷已经90多岁了，还住在家里。爷爷家的电力出了问题。我父亲被要求上屋顶去查看一下。
结果我父亲触电了。他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后来证明，他的骨头摔断了。）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大约1天后，当我从地球另一端赶到医院时，他仍然处于昏迷中。
我想他是强撑着在等我。
他的皮肤呈现出病态的芥末色，还有一股奇怪的气味。他不停地出汗，我母亲就不停地擦拭他的额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无声循环。除此之外，他看起来还算正常。我想我后来才发现，在被毯子盖住的他的身体上有电流穿入和穿出的灼伤，但我不确定：那些日子在记忆中是一片模糊。
我不自在地走到他的床边，自顾自地开始和他说话。我向他保证，我一定会在高中最后一年好好学习。我明显感觉到这才是他真正想听的。
他再也没有醒来。那天晚上，监测他生命体征的机器上，心电图归于直线。
在我15岁时，我父亲去世了。我没有兄弟姐妹。我的直系亲属只剩下我的母亲。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