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那天是复活节。一个周六的晚上，我给她带了花，我们坐在距离牛津街几米远的一家越南餐馆里。

27岁的我模糊地意识到时间不再是无限的。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不想很快要孩子。但我也不想在埋头工作时错失其他的选择。我母亲并不总是我寻求建议的第一个对象，但她的人生经验比我多。她生育了我。

“妈妈，我知道你生我时挺高龄的，”我小心翼翼地说，“那你怀我时有什么困难吗？”

她的眼神闪烁。我母亲60多岁了。她是马来西亚华人，留着短短的花白头发。

“为什么问这个，莎拉？”

“因为，”我解释说，并意识到这是我们之间一个不同寻常的私人问题，“因为我不确定我现在是否想要孩子，还是根本不想要，我想知道这事儿能拖到什么时候。如果有个最后期限的话，我有必要知道。”（我说话的方式真不愧是个记者。）

她在座位上动了动。“也许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好时候。”她耸耸肩，“不过，你爸爸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什么？

“你在开玩笑，对吗？”我说。

“没有。我们……我们一直怀不上，最后发现是你爸爸的问题。所以我们借助了捐精者。”

什么？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妈妈——是玩笑吧？”

“不，不是。”

片刻沉寂之后——

“但唯一的区别，”她迅速开口，一口气说完她要说的话，“对你来说，唯一的不同只有你的病史。只需要弄清你的病史就行了。因为你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他爱你如己出。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父亲了。他是你最棒的父亲。”

我母亲现在显得很焦虑。她说：“这没有改变什么，不是吗，莎拉？”

我感觉房间里的气压下降了。灯光和墙壁都变得很黄，周遭的声音也消失了。我的大脑回响着她刚刚告诉我的事情，拒绝作出反应。

就在这一停顿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当你是一名记者时，你很难完全置身其中：某个外在的自我总是站在远处，观察着，记录着。因此，尽管处于震惊之中，我还是自动捕捉到了谈话中力量的流动。

这是她放下防备的时刻。她其实并不是在问我。她是在寻求安慰。而且她需要马上听到。

我想尖叫，想扯掉桌布，想砸东西，想去洗手间大哭一场。

“不，”我说，“没什么区别。”

这就是我得知自己是通过供体受孕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感受：你对整件事情的感受得排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