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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小熊英二、上野千鹤子采访时，鹤见俊辅指出，近代以降日本知识人普遍都患有“第一病”。因为优等生总是善于揣摩老师的心思或者命题人的意图，尔后在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姿态，与掌握权力者协调立场，并给出正确的答案。在民主主义盛行时就高喊民主主义口号，在法西斯主义掌权时就追随法西斯主义。事实上，在战争时期，无论是优等生还是后进生，无论是主动地投怀送抱还是被动地裹挟其间，知识阶层的绝大多数都协助了战争，因为现实中几乎没有其他选项。尽管如此，在这场“大合唱”中依然有些不应被遗忘的“异端”分子。
鹤见俊辅与小熊谦二是同代人，都是“20后”。俊辅出身于政治精英家庭，背景显赫，外祖父后藤新平（1857—1929）先后出任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首任“满铁”总裁、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和东京市长等职，其父鹤见祐辅（1885—1973）也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人和政治家，鲁迅就曾翻译过他的《思想·山水·人物》。祐辅与后藤新平之女爱子的婚介人正是东京一高校长、祐辅的老师、《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
但鹤见俊辅是属于政治世家中的一个特异的存在，他对优等生、精英思维一直有种异乎寻常的反感，终其一生，他一直选择站在弱者或败者一边。俊辅16岁就远赴美国留学，其后入读哈佛。战争中，他选择在日本败局已定之时回到故国并加入海军，理由是不愿意作为胜利者趾高气扬地回来，并打定主意要在战败一方死去。俊辅曾说：“对我来说哲学的原型就是我自己的家庭关系，我跟我父亲、我妈妈的关系。这已经是我的思想的根了。”
战后，他以父亲鹤见祐辅及其所代表的日本政治、知识精英阶层为对象，发起了对日本近代知识人的整体性批判，组织了“转向”共同研究，这项研究也成为他一生中引以为荣的作品。与很多人对自己或师友们的战时经历讳莫如深，甚至美化各自战争经历的做法不同的是，俊辅选择了一条“大义灭亲”的道路。在他看来，战争时期日本知识人的整体堕落与“第一病”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此相反，恰恰是政治活动家渡边清、评论家加太浩二这些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
参军入伍的经历塑造了俊辅的战争观，也锻造了他的政治感觉。他在1966年“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公民联合”之简称，1965—1974）活动时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不去杀人’是我反战的根本原则。”在与小熊和上野的三人谈中，他坦言“杀人”的问题在战后一直困扰着自己：“那当时如果对我下达了‘杀敌’的命令，我会怎么做呢？虽然是想要拒绝服从命令决心自杀，但在战争中每天都在恐惧度日，说不定会屈服于这种恐怖、听从命令呢”，“所以战后我想的是，要做一个能一口气地说‘我杀过人。杀人是不好的’这样的人。”
在访谈中，俊辅高度评价了他的小学同学中井英夫（1922—1993），并明确表示“我跟他的政治立场特别有共鸣”。中井与鹤见有个共同点，他们都与自己战时曾任高官的父亲关系不洽。英夫之父中井猛之进是一位植物学家，1942年他以陆军司政长官的身份在印尼雅加达附近的一个植物园任园长，从事植被、生态相关的田野调查，1943年时已经享受中将待遇。“中井英夫觉得，那家伙吊着军刀真是混蛋，这种厌恶感跟对战争的憎恶连在了一起。他因为不愿意从父亲那里拿钱，就从东大退学了。”
由此可见，中井是一个忠于自我的人。
战后初期盟军总司令部发起了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作家们自然也在劫难逃。事实上，日本文坛内部左右两派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始于1945年底，
且历时长久，影响深远。196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深夜丛书社的主事者斋藤慎尔因要出版《中井英夫作品集》之故而曾与他频繁见面。某日，斋藤在与中井的交谈中高度评价了吉本隆明对著名诗人高村光太郎讴歌战争的诗歌所做的批判，于是，中井找出了战争时期的日记并告诉他在那时自己便已在批判高村了。这本日记随即引起了斋藤的强烈兴趣，最终得以出版。
中井21岁时应召入伍，在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做密码工作。在如此特殊的地点、如此重要的职位上，他却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愚蠢的军部欺瞒国民、发动战争之行径的嘲讽，希望每个人都能站起来反抗军部，并认为这才是“人性的胜利”和“精神革命”。
鹤见俊辅坦言，这“完全是一部憎恶战争的日记，太了不起了。连我都还有顾虑，没有那样去写。怀着那样的反战思想，他一直在三宅坂参谋本部的密码兵营房里写日记，那是把命都豁出去了呀”。
日本战败前后，中井生病入院，昏睡多天醒来后的第一反应便是，不能让美军看到那些会对日本不利的话，于是撕掉了日记中痛骂天皇的表述——他也是有所畏惧的。更为可贵的是，中井之所以决定出版自己的日记，是由于在1970年代的日本，美化自己战争经历的倾向变得显著起来，有鉴于此，他认为必须将自己与周围的战友对于战争的厌恶、憎恨结集成册并出版。
这一指向现实的介入意识、为历史作证的果敢勇毅在今天看来尤为可敬。
战争的历史从未远去，战争的风险亦从未远离，当然与此相伴相生的是，“反战”话语也不曾止息，更不曾随风飘散——往事并不如烟。然而，就像加藤阳子所指出的那样：“学者总想要依据井井有条的逻辑来讲述‘反战’。但是，直接表达出他们厌恶战争而骚动不已的心情，甚至不惜撒谎来逃避兵役的心情，难道不好吗？我感觉如果学者不从这里开始讲，就很难成为广泛的‘反战’运动。”
在玄虚、迂远的理论之外，我们是否看到了那些丰富、具体、有温度的生命，是否听到了那些被主流战争叙事压抑的悲戚之声，能否感知到那些“为抽屉写作”者的灵魂之怒，这些都是战争结束75年后的我们应去深思的。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3期，标题为《战争叙事中消失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