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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数众多的返迁者中，有一位从苏联被遣返回国的日本兵，名叫小熊谦二，他是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熊英二的父亲。英二以其与父亲的交谈为基本史料写作了一本《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讨论了历史中的个人以及个人身上所负载的20世纪日本历史。谦二是1925年生人，而日本的昭和时代则始于1926年，其一生可谓完整覆盖了昭和史。2015年英二为此书所撰写的后记显示，彼时老先生依然健在，或许他已经安然走过了平成时代，所以英二说其父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20世纪历史”。英二与上野千鹤子曾对鹤见俊辅做过一次长时间的深入访谈，后集结成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访谈中，鹤见提到了一种兼顾公、私历史的“全历史”（total history）写作范式。英二的代表作《“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可以说就是此类写作的典范，
《活着回来的男人》亦可作如是观。而面对儿子，谦二愿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盘托出，这种立此存照的作证者姿态甚为可贵。此书是小熊谦二的生命史，同时，由于兼治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小熊英二之论述贯穿了每个时代的经济、政策和法制状况，谦二的人生又因此得以在大历史中确立坐标，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变得立体、鲜活起来；昭和史、平成史也被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所点亮，被赋予了人的温度。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将其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对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对历史中的人的思考都融汇其间，这种笔法非常的“小熊英二”。
同时还需注意，如果说谦二是“20后”，是“战中派”，那么1962年出生的英二则是标准的战后世代，该书记录了父子二人跨越代际、毫无芥蒂的坦诚对话。如前文所述，在处理和思考战争经验、战争记忆问题时，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便是“体验”与“经验”间的跨代际对接，换言之，就是“战中派”如何传递战争体验，战后世代如何将其赓续下来并有效地转化为战争经验的问题。书中，英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着常识、懂得常理的常人的一生。谦二似乎代表了日本平民社会的“均值”，他有着常人的欲望、烦恼、痛苦、恐惧和畏缩。例如，在谈及自己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凄惨经历时，他讲过这样一段往事。外出作业的俘虏同伴，有时会把早上配给的黑面包留下藏起来，留待饿时再吃。一天，谦二因腹泻留在战俘营休养，同样在兵营里休养的伙伴则劝诱他一道去偷室友的东西吃。于是，他就加入了他们，找到这些食物并吃掉，却也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罪恶感。他说：“如果是偷苏联的食物或物资，完全没什么好犹豫，但对同样饿着肚子的俘虏，拿走他们珍藏的面包，自己却感到非常后悔。根本不该这么做的，因为寒冷、饥饿与健康状况不佳，自己连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看过太多的精英名作、英雄故事、巨擘伟业，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平均值”却是印刻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而他们的喜怒哀乐并未引起历史研究者足够的重视。须知，近代日本由一个东亚弱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列强之一、却最终盛极而崩的历史进程，没有一个个平凡而具体的个体参与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复数的、有生命、有温度的个体之总和（也就是孙歌所强调的“人人”的观念
）。《活着回来的男人》让我们看到了这平凡而具体的亿万分之一，为我们提供了一只解析20世纪日本历史的“麻雀”。
多年前的某日开车在路上，偶然听到电台播放着朴树的《白桦林》。听到那句“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我随即把车停到了路边，在手机备忘录里匆忙记下了这句歌词。这是首老歌，但那一天那一刻听到后，却猛地感到一阵惊心动魄。是啊，兵荒马乱、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岁月，大历史中的小生命究竟应该如何记录，由谁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中，谦二作为受访者以真诚的自我表达、英二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宏阔视野与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框架，让我们得以据此重建面对历史想象的临场感和温度感。小熊英二特别强调描述一个平常人——小熊谦二的方法论意义，他指出：“我父亲采取的行动，潜在性上是所有人都可能采取的行动。比起赞扬一个人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可能性扩散到更多人身上。如果把我父亲当成一个特殊的人物，因而把他与其他大部分的人们区分开来，便会妨碍这种可能性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