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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战场的重要转捩点——自那以后，日本由攻转守，战事日渐吃紧，战局朝着失败的方向发展了下去。即便以“8·15”为界，虑及战后处置相关的国内和国际问题，“战败”也可谓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应对这场规模巨大且耗时长久的战争，日本帝国强化了对物资和人力资源的动员，构建起总体战体制。当然，由于战争消耗巨大，战争中后期民众生活困苦难当，文化人的心态也因此发生了诸多变化。作家阿刀田高（1935— ）在《茫然有所思》一文中提到，他的一位在海军某研究所从事材料力学研究工作的表哥，某日捡到了一枚美军投下的燃烧弹弹壳，无限感慨地说：“战争拼的就是钢铁啊！”因为他发现即便是这种用过就扔的物件，美军的用料都如此精良，日美双方的物力、战力高下立判。
一直对军部、法西斯军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中野重治（1902—1979），先是于1942年2月1日在《日本学艺新闻》中发文表示：“近日，某种机缘终使我意识到数年来我所坚信不疑的道路是错误的。这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也就不多说了。而今，我决心从一直以来的歧途走向正路。”
同年2月17日，他又致信原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文坛操盘手——菊池宽（1888—1948），请求加入日本文学报国会。在这封五千余言的长信中，中野对其个人心态做了更为详尽的自我剖析：
我觉得自己在哲学、思想方面的立场还不清晰，也几乎从未努力搞清楚。我考虑过脱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但还是不清楚究竟应站在怎样的新立场上。当然我很清楚的是，作为国民必须遵循国家的方针。但从单方面来看，可以说自己一直都是作为国民而存在的。可时至今日，光有这些想法还不够，我就更是如此。要想看到更加光明的前途，自然是不能通过那种不着边际的方式树立自己的信念。现在我想，为了日本民族的强大统一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二者能完美结合的发展，我要写作。简单来讲，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让民族更为统一、国家力量更加强大的构想，我要继续写下去。
至此，广受文坛尊重的中野已明确地放弃了自己的一贯立场，转向了国家主义。那么，在1940年代的政治语境下，是怎样的力量迫使那些批判者放弃了抵抗和批判立场？生活的困顿、在全民战争狂热的氛围中受到来自周围的孤立自不待言，或许，这其中还有着对战争正义性转换的错觉。现代正义战争论的主要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中提出的核心论点便是，自卫战争是正义战争，侵略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他说，如果其他国家前来侵犯，那就是国家的主权遭到了侵害。这种侵犯会使得受国家所保护的个人追求自由和生存的权利面临危险。所以面对侵略，为了保护这个共同体，个人责无旁贷地必须起来战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战争后期，美国进攻日本本土所制造的“国难临头”“家园不复”的现实境遇，对批判者们产生的精神撼动或许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视点。
由于美国轰炸日本本土，1944年6月底，日本政府决议通过了《学童疏散促进纲要》，强制性、集团式地疏散城市小学里的低年级儿童，这使得日本城乡在短期内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异动。广岛、长崎遭到美国的原子弹打击，人口伤亡和城市破坏堪称惨烈。另外，“在战争结束时，约260万日本人滞留中国，其中110万分散在‘满洲’地区。此外，约60万军队在千岛群岛和满洲南部的大连湾旅顺口一带放下武器。超过50万人滞留台湾地区，90万人滞留朝鲜，……东南亚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人接近9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军事人员。此外还有数十万的天皇残余部队被困于太平洋诸岛屿”
，这极大改变了日本的人口和社会结构。这些问题，与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日本的占领与改造、战败后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冷战背景下的日美关系及日本与亚洲诸国关系等战后处置问题纠缠在一起，衍生出许多新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诸如何谓“日本”、何谓“日本人”，对日本来说亚洲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于亚洲和世界而言日本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近代的自我”，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国家，生者与死者应是何种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影响了战败和战后初期日本文学和思想的表达，其余波甚至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