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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遇与抉择
日本文化人参与战争报道的历史是有迹可循的。早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记者兼商人的岸田吟香就曾随军出征。七七事变爆发后，近卫内阁随即召集各新闻社、杂志社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8月又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要纲》，后来为数众多的文化人、知识人应征入伍，或参与到国策文学、战争文学的创作中来，为日本侵华战争摇旗呐喊。关于“笔部队”与侵华战争的关系、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相关议题，近年来中日学术界已有较为丰足的研究，兹不赘述。我想补充两个易被忽略的问题点。
首先，成绩优劣或能决定生死。战时曾流行过一种说法，“一等是军人，二等是军犬，三等是军鸽，四等是文职”
。也就是说，知识人在军队中的境遇可能还不如一条狗。尽管如此，学徒、知识人的境遇也大有不同。哲学家木田元（1928—2014）就是在“满洲国”长大的。1945年4月初到中旬，他在江田岛的海军学校接受教育，并在那里意识到自己的成绩与命运休戚相关。第一年的时候，班级的座位是按照假名排序的，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就按照前一年的成绩排序，而这又将决定毕业后的去向。在《没做成黑市交易的哲学家》中，木田介绍说：“比如，第一名去海军省，第二、第三名乘坐航空母舰或者战舰，其次是巡洋舰或驱逐舰，再往后去航空队，再往后就只能是潜艇了。倒数第一恐怕连船都乘不了，去陆战队，当敌方的战车登陆的时候，多半会被命令抱着地雷什么的来个挺身而出。”甚至有人说，可以根据成绩计算出毕业后的寿命。木田特别强调，数学成绩尤为重要，若这一科不够优秀，则性命堪忧。
其次，加藤阳子的研究显示，战争末期，知识阶层的征兵率是79%，与普通青年持平，整体上来看这已是很高的比例。日本甚至把征兵对象瞄准了旧制中等学校以上的知识阶层，这些柔弱的知识人、学生被带到了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和莱特（Leyte）等地。事实上，早在战争前期帝国大学的学生受到了在一般人看来不公平的保护，他们可以享受征兵缓期的特殊待遇，但到了战争后期，兵源短缺问题严重，政府因此强化了对知识阶层的征兵力度。相关政策一经推行，便受到了民众的支持，因为知识精英们享受的特殊待遇不复存在，征兵“公平化”了，这就是所谓“不幸的均沾”——“别人的不幸中有蜜的味道”。这种而今看来虽有些阴暗，但又似乎极为平常的、“看不得别人好”的心态，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却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对很多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而言，军队或许是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是他们能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因此不会感到不幸；然而，在日本战死学生手记《听，海神的声音》中就没有肯定战争的声音，因为他们原本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
鹤见俊辅说自己对法西斯主义曾有过误判。他曾支持国粹主义、排斥欧美文化，而这些都只是出于对享受着西洋文化的城市富裕阶层的反感。
后来之所以能慢慢了解到日本所宣扬的“东亚解放”只是一套精致的谎言，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也因为有爪哇从军的经历。没有这些经验，他未必能认清法西斯主义的实相。或许，这也是我们思考知识阶层战争认知及其抉择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这些年，我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文化界、思想界难道就没有“反战”的声音吗？我想，我们必须注意反天皇制、反军部独裁、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反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之间的区别。如果认真甄别你会发现，真正称得上“反战”的声音是极其微乎其微的，有时我们从受害国立场上自然会期待这样的力量和声音存在，甚至一厢情愿地为一些作家、作品贴上“反战”的正义标签，实情却并非如此。1920—193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政党政治都遭到了军方严酷的弹压，知识人、文学家以日本的亚洲侵略为指向的公开反战变得不再可能。尽管如此，也必须承认，抵抗与反战是存在的，只是不存在于公开出版物中。例如，不同于菊池宽、佐藤春夫、保田与重郎等在战时活跃的作家，唯美派的永井荷风
、谷崎润一郎两位文坛巨匠或离群索居、或困守于唯美世界，他们以一种“不合作”的消极姿态度过了艰难的战时岁月——在那个极端的年代，沉默需要付出极大的道德勇气。尽管“反战”在公共领域难以存续，但在私人写作层面却是不难发现其印记的，我想在这个意义上介绍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1901—1975）。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致辞中，高度评价了其师渡边为造就正派的人道主义日本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在阅读《渡边一夫·战败日记》时，我深为其博学、理性及明见万里的睿智所震撼。他对军国主义政府欺瞒性宣传口号的深恶痛绝，对知识人懦弱的指责，对民众愚昧软弱的愤恨都被一一写进了日记。在恐怖气氛笼罩一切的暗夜里，能照亮漫漫长夜，让今人看到时人尊严的，唯有这般理性与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