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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惯了抗战剧的读者，对所谓“日本帝国主义”的认知或许是比较脸谱化的。军歌、樱花、太阳旗、武士刀、满口“花姑娘”的鬼子兵，千篇一律，如是而已。但实情或许并非如此。日本帝国内部权力构成极为复杂，毋宁说天皇、政府、军部、枢密院、贵族院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冲突使得近代以降的日本历史常常充满了不确定性，最终使得帝国盛极而崩。对此，日本近代史研究者们更有发言权。这里，我只想借助一些文史材料，与各位读者共窥日本帝国的内在“复杂性”。
首先，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层面。在影视剧中，我们似乎总能看到日本帝国“举国一致”的情景，然而事实上却未必如此。在东条英机指挥战争期间，曾有一股力量认为再这样下去战争会走向失败，他们希望重新组建以近卫文麿为首的内阁。其中，1940年就任近卫首相秘书官的细川护贞（1912—2005）就属于这一派。细川就曾在他的日记（1944年10月3日）中抱怨国难当头下日本国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疏离，他们只知一味中饱私囊，而不支持国家。
“近代国家一般必须依靠由国民组成的军队。但是，国民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也有追求个人利益和家庭幸福的权利。所以，当国家无法保证士兵的参战条件时，军队就不得不下令投降，”评论家佐高信援引了大冈升平（1909—1988）在《莱特战记》中的这段论述，进而指出，“日本人不承认战争责任，恐怕很大程度上在于自己作为战败方在战后悲惨的景象和征兵制这个体系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觉得战争不是以自己的意愿参加的，而是被征兵拉去的。”
思想家鹤见俊辅（1922—2015）就曾动过逃避兵役的小心思。从美国留学归国后，鹤见“不幸”地通过了征兵检查，但他并不愿踏上战场。由于有肺结核病史，他便每天饭后长跑，期待出现咯血的症状，如此就不必参军了，结果却未能如愿。
事实上，明治以降，征兵就一直是个让日本官方和民间头痛的事情。有民俗学研究指出，有些地方甚至将征兵检查视同成人礼，这几乎就是一种道德绑架。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会逃避兵役，一些神社和寺院还推出了专门的“逃避征兵”护身符，许多妈妈和奶奶都慕名前来参拜求符。由于入伍参军的中签率是三十分之一，大家都希望“幸而不中”，但这些真心话在村里是说不出口的。
记者武野武治（1915—2016）说，士兵在战场上临死时喊的常常是“妈妈”，而非“天皇陛下万岁”，因为母亲才是让他们扔下武器回家的人。
战后曾任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田中正俊（1922—2002）战时曾经经历“学徒出阵”，他作为二等兵入伍、后转为航空兵，在菲律宾战场上险些丧命。他回忆自己战时在医院的见闻时称：“他们（受伤濒死的日本兵）最后的话——大多是‘我有孩子，我不能死啊……’这些对家属牵挂的话语。”
另外，我们在侵略战争题材文艺作品中，总能看到日本兵凛然无畏、视死如归地高呼着“天皇陛下万岁”剖腹自裁的情景，当然，《南京！南京！》和《八佰》等影视作品也呈现了另一种脆弱的、畏死的、常人化的日本士兵形象。最近，我在阅读日本作家的战争日记、战败日记时，又邂逅了一位极具想象力的推理和科幻小说作家海野十三（1897—1949）。1932年、1933年
，他曾分别出版小说《轰炸下的帝都》和《空袭下的日本》，然其想象、预测总能一语成谶。在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时，海野的日记里出现了许多情绪激烈的表达：他写下“七生报国”的条幅挂在玄关处，每天脑海里萦绕着死生大义，计划在非常之时举家自杀殉国，遗书都已草就，后事亦已安排停当，终日沉浸在一种自我感动之中不可自拔。结果就在天皇“玉音放送”两日后的8月17日，夫人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就别死了”，他便打消了殉国之念，后来病死于1949年。
其次是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中央公论》编辑木佐木胜（1894—1979）在日记里记载，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时年52岁的自然主义文学大师田山花袋听信了朝鲜人在附近井里下毒的谣言便去追打朝鲜人，并夸耀自己强健的体魄。像这种不负责的流言在军队和官员的推波助澜之下，在关东大地震之后广为传播，当时有六千多名朝鲜人未经审判就被警察和自愿担任民警队的民众组织打死。“无论是十五年战争
之前或之后，在日本人所做的调查中显示出，日本人始终把朝鲜人置于全世界民族中的最低位置。在日本文学中，明治时代以后的小说中纷纷出现非日本人的人物。在这些小说中，朝鲜人极少扮演重要的角色。”
据1940年的人口统计，所谓“一亿日本人”中有30%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汉人。然而，“帝国臣民”的身份给他们带来的却是噩梦。“1938年，他们‘有资格’作为‘自愿者’应征入伍。1944年4月，东条内阁颁布强制朝鲜人入伍的规定，1945年4月中国台湾人也如此。在征召日本学生之时，国家无情地征召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甚至追查那些已回国度假的在日本大学留学的朝鲜学生。”
同样地，冲绳玉碎的悲惨过往及其给冲绳带来的历史创痛，在大江健三郎的《冲绳札记》中亦有深刻论述。
最后是军队内部的阶层问题。经济学家小林昇（1916—2010）曾经作为下等兵在南方军总司令部服役。据他透露：
以寺内（寿一）总司令官为首的一些参谋及将校们，却分别住在西贡、堤岸（Ch Ọ'-LÓ'n）等地有着漂亮庭院和配有勤务兵的住宅里，从那里乘车到司令部上班。工作的时间大约是从早上9点到傍晚5点左右。这些人表现出充满明快自信的神情和态度，穿着与南方气候相适宜的各种各样的非常漂亮的军装，夹着上等皮包，进出于司令部所在地高级中学的大门。我所在的这个编成班的工作，……虽然工作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涉及战事，但一向不曾伴有战争的现实感。那是与整个作战分离出来抽象化了的工作，在这里，山川、河流或者城市，几乎连名字也不曾出现过。
而与这些在优雅的办公场所遥控战争的高级将领不同的是，底层的中下级将校、士兵则不得不在最前线风餐露宿、出生入死。曾驻守马尼拉近郊克拉克（Clark）空军基地的西原敬麿回忆当时的惨状时说：
美军在吕宋岛登陆。我们守备的克拉克基地和马尼拉陷落了。……在热带丛林中辗转了3个月，人人干瘦得不像样子，身体衰弱到拿不动一点重的东西，铁帽子扔了，手枪扔了，军刀扔了，最后连手提饭盒也扔了，只把铁水壶、布袋、罐头盒和准备自决用的手榴弹系在腰间；军靴的底子掉了，只有脱下死去战友脚上的靴子替代，食品没有了，只有从死去战友的布袋中寻找。
……不知姓名的战友脱去衣裤，露出尖尖的屁股，呈青绿色并且透着乌紫，他用细细的手指着屁股对我说：“战友，如果我死了，就吃这里吧！”“混蛋，能吃战友吗？”虽然这样说着，可我的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那屁股上的肉块。
茶本繁正等人的研究显示，日本兵的战争体验和战争记忆会因服役地点、军中任职、服役年龄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如果现（茶本等人的研究展开之时）已是90—100岁的老人，与中国刚开战时他们就基本到了征兵年龄，这些人是以成年人的身份经历了整个战争。而那些比他们小10岁的人，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去参战的，而这些人未必会了解自己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分子。比他们再小10岁的人，则是在战时体制压迫最高峰时成长起来的，在战争结束前经历过更为强化的思想灌输。
当然，那些战后出生、因此没经历过战争的“战后派”与“战中派”对于战争的认知差异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后记忆”（postmemory）的概念，指称那些没有经历过事件本身，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深受其影响的人所产生的一种对精神创伤的想象或理解。事实上，决定了当下日本人战争观的，几乎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后记忆”。
近年来，我一直呼吁将“战中派”的“战争体验”与“战后派”的“战争经验”贯通起来。若仅有“战争体验”而无法将其相对化，则常常会沉浸在受害者心境之中，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看不到自己作为帝国一员对其他国家的加害一面，战争结束从伪满洲国或苏联、朝鲜等地被遣返日本的返迁者就写作了不少这样的“哀史”，竹内好（1908—1977）在与鹤见俊辅的对谈中便严厉批判了此类文本。
随着“战中派”一代的缄默及其日渐凋零，能诚实面对过往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战争记忆的跨代际传承问题也日渐严峻。桥本明子在《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中就全面剖析了导致战争体验分化的政治学、社会学问题，可资参考。而与此相对，“战后派”在思考战争时，史料占有的困难、战争实感的缺失等都会使得“战争体验”的“经验化”荆棘满路，充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