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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翁甘西曾经是一名优步司机，后来成为了劳工活动家。几年前，他在开普敦国际机场迎接了我。年近花甲的翁甘西穿着一件牛仔衬衫，他声音洪亮、胡须浓密，看起来干脆利落。他向我讲述了优步司机在南非的困境。这些司机大都是外籍移民，他们将优步视为“恐怖平台”。在南非，优步司机一旦被“停工”（解雇），就是永久性停工，因此这个问题一直令人担忧。翁甘西为我提供了一些背景信息。2016年4月，他领导一群南非的优步司机成立了优步司机行会（The Uber Drivers Guild）。当时，南非的一万名注册司机中有两千人加入。行会聘请了一支律师团队，对优步公司提起诉讼，主张优步司机应享有雇员身份。同时，这些“叛变”的司机还向一家公共工会寻求帮助。双方携手合作，力求打赢这场官司。司机们在一审中胜诉，却在二审中败诉。优步公司资金雄厚，能够聘请更多的律师打持久战，然而司机行会却已经负担不起了。大约在那个时候，翁甘西联系了我，请求我协助成立一个合作社，初步命名为“网约车科技”（CabNet Technology）。在与开普敦优步司机行会合作之后，翁甘西认识到，司机们本可利用罢工和诉讼所花费的资金和精力去成立自己的企业。他们可以通过劳动者自我管理和劳动者所有权来改变现有体制。
像翁甘西这样的司机，工资一直很低。近期，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出行订单量锐减，这让他们的生计岌岌可危。 ［原注 1 ］ 在疫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活动，如远程工作、学习以及基本的人际交往，都开始转移到数字平台上。硅谷高管的银行账户余额也因此蹭蹭上涨，特别是那些不依赖人际交往的平台企业的高管。
全球至少有4 000万人曾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工作并赚取收入。以这种方式找到“零工”的劳动者主要是移民和其他边缘群体。除了配送员和计程车司机，还有打扫公寓的清洁工，照顾老年人的护工，以及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上劳作的工人。早在新冠疫情之前，数字平台公司就已经严重依赖这类低薪劳动力：少数族裔、移民，以及因为种姓、贫困、残疾、性别或种族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的人。而这些劳动者往往是隐形的。
事实证明，零工劳动者面临的风险更高。而且，与传统工作场所（即非数字化工作场所）的劳动者相比，他们在工作场所面临着更严重的民主缺失。前者至少还有机会与老板直接交流。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自由民主有一个特殊的盲点，即在国家宪法层面重视“有教养的、参与式的民主”，却很少将其转化为组织机构的规范和标准。 ［原注 2 ］ 正如威廉斯所言，20世纪有不少国家纷纷将民主制奉为首选的政治模式。然而，消耗了多数人大半人生的工作世界却依照另一套标准，执行着与民主背道而驰的体制。
在工作世界里，劳动者被迫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一生受老板奴役。老板规定他们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可以上厕所，以及遇到不友善的顾客时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份工作”。而泰勒主义则加剧了这种主从关系。泰勒主义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旨在通过开发一种监控技术，使管理者能够控制工人的一举一动，从而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相较于20世纪初，如今工作场所中的监控方式更具侵略性。例如，在亚马逊的仓库里，员工的位置随时可知。
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居然把这种管理方法视作常理。年轻人被告知，他们必须为就业市场做好准备，而“被雇佣”成了人生的最高目标。如果人们不再受外部控制，而是由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驱动，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会发生什么呢？以支配他人为基础的体制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而如何改变这一体制，值得我们深思。 ［原注 3 ］
关于传统工作场所中什么样的体制是合理的这一问题，在研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中式数字劳工平台时，更具意义。
为什么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会在工作场所遭受侵犯？过分关注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和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等行业领袖的财富，可能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忽视了平台经济中的这一问题——这也正是营利性企业的固有问题。而像德里克·翁甘西这样的司机会陷入困境，正是将这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企业模式推向极端的结果。
疫情大流行是一个警示故事，揭示了在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领域，所有权私有化如若不受约束，将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由风险资本支持的数字平台在协调医疗保健、紧急救援、供电供水等重要服务时所采用的经济模式，恰恰突显了所有权问题。而在大型科技公司中，运营权和掌控权集中在少数董事会成员、高层管理人员以及股东手中。有报告指出：
法律明令禁止董事会将社区或社会利益置于股东的经济利益之上……相反，这些公司被鼓励——往往也被迫——做出一切让股东收益最大化的决策，而这些收益并不与员工或受影响的社区分享。 ［原注 4 ］
这种所有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雷蒙德·威廉斯所揭示的民主的盲点。
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并不是依赖户户送（Deliveroo）、Upwork、优步这类平台公司谋生的人。鉴于上文提到的劳动者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们或许应该开始考虑重新设计数字经济的所有权结构。集体所有权、自我治理、劳动者自我控制这些概念由来已久。20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基布兹集体社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年至1939年），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安达卢西亚曾短暂地实践了劳动者自我治理和集体劳动。20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开始兴起萨帕塔主义运动，并逐渐建立了基于社区自治的治理模式。 ［原注 5 ］
如今，全球各国都致力于打造各自的硅谷，却往往忽略了劳动者的自主权。他们想要重现一种独立创业者的英雄主义文化，然而该文化并未充分服务于公共利益。在美国，受这种文化影响，黑人创业者所获得的风险投资仅占总风险投资的1%，而全女性创始人团队获得的风险投资也不到10%。
对于这种风险资本文化的描述，我还想指出一点，创始人正将所有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到自己的公司当中，但如果公司不能迅速产生利润，那么他们将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如果一个初创公司在成立几年后仍未能实现盈利，风险投资人很有可能会取得对这家公司的控制权，而这将对创业者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依靠风险资本推动的创业活动往往追求快速退出以实现投资回报，而不是致力于建立打造一个能长期惠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公司，这违背了创始人最初设立公司时的愿景和目的。
一切的核心就在于，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将公司、员工和平台用户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买家。另一方面，买家可能会将所收购公司的知识产权用于自家产品，从而巩固其市场地位；或者仅仅利用此次收购关闭该公司，把竞争扼杀在萌芽状态。
疫情大流行作为一块试金石，更加鲜明地揭示了现代公司的所有权模式亟需转变。集体所有权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如果数字平台由合作社拥有，将会怎样？如果社群（包括用户和工作者）对数字平台的算法、服务器，以及上游服务拥有所有权和治理权，将会怎样？再者，如果整个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最终由公共所有或公共-合作社混合型组织所有，又会怎样呢？一个反复出现的反对意见是，如果你想“拥有”一家公司，为什么不直接入股呢？除了能否负担的问题外，共享所有权是比合作社所有权更为有限的所有权模式，因为后者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公司治理层面的决策。在合作社所有权模式下，无论是选举董事或提高服务价格等重大商业决策，还是产品设计等日常运营决策，成员都拥有话语权。
这不仅仅是因为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顶尖科技公司的手中。近期的合作社复兴，至少部分要归因于独裁政权和政府失能让许多国家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模式为劳动者提供了一种有限但即时的保护。在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统治下的警察威胁并杀害黑人；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将成千上万的批评者关进了监狱；在以色列，人们对民主规范和法治的担忧与日俱增；在波兰和匈牙利，右翼政党被指控破坏民主制度；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灾难性管理，导致美国公众如今对政府的信任度依然很低，只有约两成（19%）的美国人相信联邦政府“几乎总是”或“大多数时候”会做正确的事。 ［原注 6 ］ 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要么过于渐进，要么对民众的需求漠不关心，无法显著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如何能信任他们的政府呢？因此，虽然人们还未放弃通过选举政治来实现变革（！），但他们也同时开始转向互助实践，特别是合作社模式。
合作社不仅为数字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还有效应对了数字平台上工作场所民主的严重缺失以及不同程度的剥削问题。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和创新世界，我们必须构建新的叙事，以鼓励尝试并重新思考所有权和创业文化。实际上，下一个重大创新可能不仅仅是单一模式，而是多种不同的模式的结合。一位学者形象地称之为“组织模式的拼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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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会作为这种拼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应对零工经济挑战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在此背景下，工会合作社的历史也值得一提，它可以追溯到1865年至1867年，即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在19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为了设立罢工基金，创建了无数个合作社，其成员一度多达70万人。除了工会，当前在探索所有权模式的组织还包括受托管理型企业
和员工持股计划（ESOPs）。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使这些组织形式（如合作社和工会合作社）适应数字经济呢？我们怎样创建相互关联的组织形式，或是拼装的组织形式，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独特挑战和机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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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数字经济的挑战，合作社原则能否发挥作用？在危机时期，曾被视作不可思议的变革或许会突然变成合乎常理的选择。例如：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合作社和工会应运而生，并在过去两百年间实现了全球性扩张；同样，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也是一个例证。鉴于这些历史案例，我们有理由认为奥弗顿窗口
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使合作社原则成为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的一条可行之路。
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我建议采取一种以人为本的方法，优先考虑参与式过程
，并以那些最依赖互联网的群体的声音和需求为中心，构想一个让他们对互联网的应用程序、平台和协议拥有更大控制权的未来。设想一个由联合会领导的网约车平台，它不仅利用其专业技术知识，还利用其组织能力，支持全球范围内的计程车司机合作社。设想一个场景，市中心的社区
联手合作，共同规划、建设和维护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有潜力为曼哈顿目前缺乏互联网连接的88 820户家庭消除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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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个世界，社交媒体平台由其用户拥有和管理。与其让几家巨型企业集团掌控我们的个人数据和在线互动，不如让用户自己决定平台的治理和新功能。或者，推出由配送员、餐厅老板和美食家共同拥有的送餐服务合作社如何？现在，在49个国家已经有超过543家自我管理、合作共有的企业，这足以证明这种合作社生态系统并非乌托邦式的想象，而是当今已经存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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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合作社”是指那些主要借助网站、移动应用程序或协议销售商品（如数据）或提供服务，且其经营模式的运作和发展主要依托于民主决策，以及劳动者与用户对平台共有的社区所有权的项目或企业。并不是所有的平台合作社都以合作社的形式正式注册。不过，平台合作社的定义是动态发展的，它代表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而非某种固定、单一的模式。说到定义，在本书的语境中，数字平台是一种在线基础设施，它能够促进个人与团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同时具备协调活动、提取数据以创造收益的能力，并支持业务规模的灵活扩展。此类平台涵盖了一系列用于连接或组织服务的在线应用程序、协议及网络系统，并已成为当今经济组织的主要模式。
那合作社呢？人们知道合作社，也许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农业合作社买过奶酪、牛奶或果汁。他们也许住在住房合作社
里，或是在消费合作社采购露营装备或工具。人们深爱合作社模式，并希望这种模式得以延续。
作为国际合作社运动的全球倡导者和守护者，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将合作社定义为“人们基于自愿原则联合而成的自治协会，其目标在于通过共同所有、民主管理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及愿望。” ［原注 11 ］ 合作社是由那些有某种需求却未得到满足的人创建的。这些人聚集起来，成立一家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公司。稍后我将进一步讨论有关合作社的话题，但现在先让我谈一谈平台合作社，并概述它们表现最为突出的领域。之后，我将介绍一家位于纽约市的平台合作社——司机合作社。
平台合作社的生态系统由各式各样的企业组成。其中不仅有中小型项目，也有年营收额超过2亿美元、员工人数接近300名的大型企业，甚至还有一些刚刚起步，仅有一纸商业计划书、三位创始人和一只猫的初创企业。这些商业机构可能会注册为合作社，也可能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注册，但以合作社的模式运营。特别是在那些无法以合作社形式注册的国家，这种情况尤为普遍。虽然一些平台合作社只是在传统模式中融入了些许数字化元素，但另一些平台合作社则与传统合作社大相径庭，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合作社所有权模式。我们稍后将会看到，它们远非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合租一栋房屋、共同分担家务的那种初级合作。
正如合作社模式并不适合所有的情境，平台合作社对某些行业的益处也可能大于其他行业。一些学者试图为平台合作社创建框架，但因其形式多样、规模不一且过于复杂而难以简单概括。目前，根据我们从德里克·翁甘西那里了解到的信息，平台合作社已经在交通运输行业生根发芽。一些平台合作社专注于本地的零工工作、文化服务、数据和基础设施或是资产共享。其行业范围广泛，从农业和金融业等传统行业，一直延伸到家政服务、软件开发、交通运输、保险、照护等现代化领域。以照护行业为例，该行业尤其容易发生基于合作社原则的全行业组织变革。2018年至2060年间，美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即最需要照护服务的群体——所占的人口比例预计将从16%增长至23%。 ［原注 12 ］ 然而，尽管美国的照护行业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在该行业占比过多的女性劳动者却往往遭受轻视和低薪的不公待遇。家庭护工的工作时间不固定，每次的工作时长也难以预测，年收入约为1.6万美元。 ［原注 13 ］ 老年照护领域的自动化可能性较低，照护工作理应更具吸引力。但实际上，这些职位过低的薪酬使得潜在的劳动者望而却步。因此，加大对这一行业的重视和资金投入显得尤为重要。将合作社的所有权和治理模式引入照护平台，不仅能为该行业带来尊严和公平的薪酬，还能便捷地将护工与附近的客户精准匹配，并在不同地区之间有效地组织和协调成员、客户和劳动者。
平台合作社的全球生态系统并不仅限于本地和跨国的零工工作。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个协调有序的系统，劳工平台、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其间完美地同步运作。劳工平台充当发电机，而社交媒体和其他互联网平台充当电路。在合作社原则的指引下，它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民主的互联网环境。
平台合作社将行之有效的合作社模式和蓬勃发展的数字平台模式相结合。前者已被全球10亿人所采纳，后者则在科技抵制潮的冲击下继续发展壮大。此外，平台合作社模式还整合了分布式技术，不仅使其有潜力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同时相比传统的实体合作社模式，该模式能够让更多人享受到合作社带来的好处。
许多平台合作社（如英国的Up & Go和平等照护合作社）向其员工支付的工资是采用风投模式的同类平台的两倍，这突显了平台合作社模式的优势，尤其是对于劳动者合作社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社而言。同时，这些合作社劳动者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因为他们现在与公司有了利害关系，他们渴望参与其中。不仅如此，尽管存在管理层，老板却是他们自己。在劳动者合作社中，管理者由合作社成员自己选举产生，他们不仅要为成员负责，而且还可能被成员解雇。他们的职责是执行成员共同投票决定的规则。通过这种方式，平台合作社致力于创建一个更为包容、民主且决策权共享的经济模式。与开普敦的司机为远在千里之外的股东创造利润不同，平台合作社优先考虑群体利益而非攫取利润，从而形成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更加公平的商业模式，不仅为群体创造价值，还为创始人和劳动者带来长期价值。法伊扎·豪普特最初以南非首位女性优步司机的身份而闻名，现在与翁甘西一同成为了开普敦网约车平台合作社的先驱。他们联手创建了一种合作社商业模式，确保收入留在当地社区。此外，与某些科技巨头不同，平台合作社优先在当地纳税，而不是通过避税区和低税区转移资金。
在与翁甘西和豪普特这样的劳动者交谈后，我发现成为平台合作社的一员不仅赋予了他们一种具体而真实的尊严感，还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可预测、更容易掌控。成员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下周的收入会是多少。平台合作社不受不透明的算法或臭名昭著的“算法老板”的操控。而且，许多平台合作社由平台用户共同设计，以确保其设计充分考虑到最依赖这些平台的用户的需求。
由于他们共同拥有平台，他们可以公开地讨论是否以及如何收集和管理数据，这可能会为他们带来微弱的竞争优势。正因为他们共同拥有平台，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数据流，因而能够比其他同类企业提供更好的隐私保护。
合作社自诞生之初，其创始人既包括反资本主义者，也包括那些谋求生计的人，其多样性覆盖了整个政治光谱。合作社更加重视成员的生活经验而非政治观点。在日益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中，合作社为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寻找共识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尽管平台合作社有其自身优势，但它们仍然面临着重大障碍，尤其是在创业融资方面。融资问题对传统的科技初创企业家来说已是一大难题，对合作社创业家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传统合作社曾经面临的困境。考虑到合作社近两百年的历史和成就，这种情况可能会令人倍感意外。不过，投资者在投资非传统企业时的犹豫不决可能与他们的阶级立场有关，这导致他们更倾向于投资符合主流规范、不挑战既定所有权结构的企业。尽管一些投资者和个人错误地认为合作社已经过时且缺乏创新，但在意大利、芬兰、肯尼亚等国家，传统合作社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对整个地区和行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虽然有些人心存偏见，认为工人阶级移民没有能力运营科技平台，但是平台合作社不仅在美国和欧洲表现强劲，而且逐渐在所谓的“全球南方”
大显身手。然而，即便在那些以合作社传统著称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特定年龄段的男性独霸管理层的现象，而且合作社成员也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需要为年轻一代、移民以及具有不同性取向的个人开辟通往合作社领导层的道路，同时我们还必须带着紧迫感和目的性去拥抱技术革新。一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创始人在经营蓬勃发展的企业时遇到了瓶颈，因为他们将重点放在了治理和民主决策上，而非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价值主张
。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将讨论如何在大型科技公司巨大的网络效应和财务优势下扩展合作社技术模式。同时，我也会讨论年轻一代通常将平台合作社视为这些科技巨头的可行替代品的现象，该现象使得扩大团结和推广合作社价值观成为一个特别吸引人的话题。平台合作社运动的参与者，无论是创始人还是成员，都追求一系列植根于各行业合作社悠久历史的价值观。1844年12月21日，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在英格兰北部成立。由于当时法律尚未允许以合作社的形式注册，这个早期的消费者合作社并未得到官方承认。但作为最早支付成员红利的合作社之一，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为现代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在它之前也曾出现过其他合作社，但是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制定的原则后来成为了全世界合作社的指导方针。
半个世纪后，国际合作社联盟（ICA）成立。1937年，该联盟在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原则的基础之上，制定了一套自己的原则，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对其进行修订。而今，这些原则如下：
自愿和开放的成员资格
成员的民主管理
成员的经济参与
自治和独立
教育、培训与信息
合作社间的合作
关注社区
在本书中，我将探讨在传统环境和在线平台中，合作社原则是如何支持所有那些面临失业困境的人，如何倡导工作场所的民主，并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民主的互联网环境，不仅惠及劳动者，也惠及所有的网络居民。
要想了解这场运动的特点，我们不妨将视线投向纽约市。2020年5月，劳工组织者、博士生埃里克·福曼和格林纳达交通运输专家肯·刘易斯，以及东非优步公司前运营经理阿莉莎·奥兰多在纽约共同创立了司机合作社（Drivers Cooperative），一个由劳动者拥有的网约车服务平台合作社。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司机合作社将彻底改革共享出行领域作为首要任务，并着重于提升司机的薪资待遇。该平台合作社吸纳了9 000多名司机，其中91%为移民，并通过借贷和众筹的方式筹得240万美元。合作社的首批乘客是早期投票的选民
。当时，美国众议院的进步派成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竞选团队使用司机合作社的服务，为选民们安排了出行交通。自那时起，司机合作社为乘客提供了超过20万次的服务。作为一项团结措施，无论是否载有乘客，合作社都会向司机支付每小时30美元的基本工资。
使用司机合作社服务的乘客，支付的车费通常低于其他网约车公司，而且没有受高峰时段或天气状况等影响的动态定价
。在司机合作社，成员能够参与民主决策，包括拥有对重大事项的投票权。除此之外，司机合作社还着手解决诸如汽车贷款的剥削性利率和随意解雇（优步欺骗性地将其美化为“停工”）等问题。该合作社还专为网约车司机设立了名为“司机学院”的免费培训平台。司机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交流关于合作社和相关工具的知识。作为对其透明度和可持续性的承诺，司机合作社计划将交通和拥堵的相关数据提供给当地市政，后者通常对传统网约车公司对环境的影响一无所知。
司机合作社还在推动一项法案，该法案与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为纽约市计程车和豪华轿车委员的提议相似，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市政补贴帮助司机购买电动汽车。与此同时，优步正顺风顺水地扩大其市场份额，这一切都“得益于”它牺牲利润的低价竞争、缺少问责制和透明度。然而，在使用自动驾驶汽车替代人类司机方面，优步正面临着巨大的失败。此外，这家网约车巨头的司机们报告称他们遭遇了工资盗窃
，总金额高达数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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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合作社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在短期内超过优步，但它也明白在网约车行业中，第三和第四名竞争者的存在至关重要。该合作社还怀有一个长期的愿景，那就是在网约车领域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平台合作社联盟。如今，在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城市之一，司机合作社凭借着工人阶级移民的决心，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观察者——包括商学院教授、保守的政策制定者和基金会官员——证明，司机实际上能够拥有并运营一个非掠夺性的交通运输公司。
司机合作社只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生态系统的一个例子。随着司机合作社这类公司的出现，人们对“平台劳动”及其社会影响越来越感兴趣。受意大利工人主义的启发，我于2008年在这一领域开启了知识探索。我提出，人们在聚友网（MySpace）等平台上的活动应该被视作“数据劳动”。在纽约新学院任职期间，我围绕数字劳动及其广泛影响这一主题组织了多场会议，并发表了无数演讲。2013年，在柏林的一个媒体节上，我在众多观众面前发表演讲，揭露了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 MTurk）众包平台上，新手劳动者每小时仅能赚取2到3美元的不合理收入这一事实。数字劳动的严酷真相让我和现场观众都深感痛心，这也更加突显了我们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必须超越单纯的理论分析。在柏林的这一决定性时刻，我意识到，对于近未来的替代方案，我们目前严重缺乏能够迅速对其进行响应的概念和实践框架。而这些替代方案一旦得以实践，就有可能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经济体系铺平道路。尽管许多学者强烈谴责依靠风险资本资助的平台商业模式，但仅仅分析问题并不能改善计程车司机、护工或自行车配送员的处境。
柏林演讲结束几个月后，我们在伍尔曼礼堂里围坐成一圈。礼堂位于格林尼治村新学院12号大街的教学楼顶层。那是2014年，我组织的“数字劳动：血汗工厂、纠察线
、路障”研讨会正进行到第12个小时。也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一位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平台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员工提议道：“我们为什么不创建一个自己的平台呢？”那一刻，我仿佛醍醐灌顶。我的合作社经验、对数字劳动的研究以及在东柏林的成长经历汇聚一处，将我的知识探究和生活经验融为一体。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合作社成员，我曾经生活在一个住房合作社里。作为布鲁克林第一幼儿园家长合作社（Old First Nursery School parent cooperative）的成员，我曾在12月的长周末售卖圣诞树，为合作社筹集资金。我还是公园坡食品合作社（Park Slope Food Cooperative）的长期会员，该合作社是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食品合作社之一。公园坡食品合作社将自己定位为成员的采购代理，而非任何行业的销售代理。 ［原注 15 ］ 然而，《纽约客》杂志曾戏谑地称之为“一种体验共产主义陷阱的简便方式”，因为它对所有成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强制性的轮班要求。这突显了合作社经常面临的外部偏见，包括人们往往误以为合作社总是与左倾或反商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 ［原注 16 ］
2014年，我坐在伍尔曼礼堂，脑海中关于合作社的记忆依然清晰。突然，我灵光一闪：“不妨把合作社模式和平台经济结合起来。”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撰写了《平台合作主义VS共享经济》一文，正是这篇文章催生了“平台合作主义”这一新概念。 ［原注 17 ］ 在随后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发表的题为《平台合作主义：挑战企业共享经济》（Platform Cooperativism: Challenging the Corporate Sharing Economy）的论文中（该论文最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我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概念，并为平台合作社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号召其倡导者：
共同设计
提供体面的薪酬
在收集个人数据时保证透明度
确保跨平台数据的可携带权
提供便携的劳动者档案
2015年，我和美国学者兼组织者内森·施奈德（Nathan Schneider）合作，在新学院组织了一场会议。此次会议是自2009年以来我连续六年召开的系列会议之一，标志着平台合作主义运动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律师、漫画家以及共同所有权支持者贾内尔·奥尔西（Janelle Orsi）受邀发表主旨演讲。她提倡一种基于合作社所有权的“新共享经济”。这是一次适时且热烈的盛会，不仅现场有千人参与，还有数万名观众在线上表达了深切支持，他们渴望抵制所谓“共享经济”的剥削本质。活动结束后，许多与会者回国创建了自己的平台合作社。一年后，我出版了《工作优步化，工资被“优化”》（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探讨了零工经济的剥削本质并介绍了平台合作社。不久，我和施奈德共同编辑了《创新与共有：平台主义的兴起，塑造未来的工作和更公平的互联网》（ Ours to Hack and to Own: The Rise of Platform Cooperativism, a New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Work and a Fairer Internet ）。随后，我勇敢地迈出一步，创建了平台合作主义联盟（the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简称PCC）——一个致力于促进平台合作社和相关项目发展的组织。凭借对集体知识的构建和社区参与研究的坚定承诺，平台合作主义联盟致力于建立全球社区、鼓励协作、开发资源并进行政策分析。
当然，在我强烈坚持将合作社原则融入数字经济之前，已有许多先驱铺平了道路。在我们召开会议之前，作家、商业伦理学家玛乔丽·凯利（Marjorie Kelly）提倡采用“生成式所有权”模式已有3年之久。 ［原注 18 ］ 当施奈德探索如何将优步公司转变为合作社时，凯利呼吁“在组织目的和组织结构层面进行重新设计”。这一呼吁在新兴平台合作社运动中引起了许多人的深刻共鸣。这场运动的参与者还从一系列早期案例中汲取了灵感，其中包括：早在2011年，西班牙就提到了合作社数字平台；2012年，意大利要求建立合作社数据共享平台；同年，德国成立了合作社市场公平市集（Fairmondo）；一年后，图片库和视频库平台合作社——斯托克西联合社（Stocksy United）成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运动的词汇也将日益丰富，“平台合作社”这一术语或概念也许会因其广泛使用和失去新意，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即便如此，该术语在过去和现在都颇具意义，因为它作为共同的参照点，为创建和参与这类合作社的群体提供了共同理解的基础。那些成立“平台合作社”的团体会加入一个由创始人和成员组成的社区。这个社区致力于创建的新型合作社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企业”
，而且是一个结构松散、主要依托网络运作的全球合作社联盟的一部分。
平台合作主义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实验，一场坚定拥抱合作社身份的运动，尽管偶尔会出现“合作社幌子”的情况，即一些虚假的数据合作社或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伪装成真正的合作社。“平台合作社”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模式，而是包含了一系列不断重新评估和调整的动态商业模式。平台合作主义运动鼓励将共同的仪式、音乐（如多语言版本的合作社颂歌）和庆祝活动（如年度大会）作为其精神内核的一部分，从而创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神话，这反映了罗兰·巴特关于“神话建构”的概念。而且该运动提供了一种与硅谷主流故事全然相反的叙事。仪式和活动是平台合作主义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并鼓舞合作社成员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数字经济模式。这一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像罗伯特·欧文这样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提出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激发了第一批劳动者合作社的成立。除欧文外，平台合作主义运动还从夏尔·傅立叶、亨利·德·圣西门、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历史人物中汲取灵感。他们提倡工人阶级间的合作和利润分享。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也是合作主义的拥护者，他反对竞争的观念，呼吁创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并具备生产能力的“互助合作社区”。
平台合作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受到了全球不同历史经验和思想理念的启发，其中包括合作社原则的先驱——罗伯特·欧文。一些人从E. F. 舒马赫（E. F. Schumacher）的《小的是美好的》（
Small Is Beautiful
）或弗雷德里克·拉卢（Frederic Laloux）的《重塑组织》（
Reinventing Organizations
）中找寻灵感，探索新的组织范式。还有些人受到了查尔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的《神圣经济学》（
Sacred Economics
）的影响，书中呼吁建议建立一种基于礼物经济
的新经济体系。许多支持者也认可天主教分配主义
原则。该原则通常和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它提倡通过分散的所有权来挑战资本主义垄断和社会主义。
其他支持者和拥护者的做法则受到了保罗·辛格（Paul Singer）、古斯塔沃·埃斯特瓦（Gustavo Esteva）、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W. E. 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和杰西卡·戈登·内姆哈德（Jessica Gordon Nembhard）等人的指导。这些思想家的理念驱使支持者们重拾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鼓励劳动者自我管理，通过合作社促进经济正义与种族正义，并支持工作场所的民主管理。
《归我们！》讲述了数字经济中合作社原则未完成的故事。这个故事通过倡导这一运动、践行这一文化、推动这一新兴学术领域并构建这一商业生态系统的人们徐徐展开。虽然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但是书页之外的许多集体工作也对本书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社实践者们慷慨地从他们鼓舞人心的工作中抽出宝贵时间，与我分享他们的方法。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在本书中，我不仅为平台合作社提供了基于联盟的扩展策略，为地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支持建议，还提出了将工会合作社模式应用于数字经济的构想。我探讨了如何有效地界定平台合作社创造的价值——它们往往是无形的，并展示了通过多元化数字联邦扩大团结的愿景。本书以一篇后记作为结尾，为书中理念的具体实施提供更多深入的见解。《归我们！》探讨了新旧两种模式，旨在确定由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劳动者拥有、生产者拥有，或采用数据合作社结构的数字平台能否挑战主导的资本主义权力结构并推动社会正义，同时对传统的互助模式、信用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进行补充和增强。最后，《归我们！》旨在寻找盟友。要想取得成功，平台合作主义运动必须与更广泛的政治联盟和社会活动结盟，成为一个超越地理界限和经济地位鸿沟的国际项目。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CC）与英国、美国、巴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德国等国以及印度的三个邦的政府机构、合作社协会、市政当局和政党的合作，体现了这一运动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倘若没有立法者的支持，我们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从罗奇代尔到开普敦，各团体之间的合作、凝聚力和资源共享对于培养归属感和构建全球性运动至关重要。平台合作社将蓬勃发展，但其生命力取决于我们的投入程度、立法上的成功、团结、全球协调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