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号轮船

《黑夜号轮船》的故事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由曾实际经历过该事件的戈布兰家的年轻人J. M. 告诉我的。我认识J. M.，也知道这故事。我们约有十多人知道它的存在。但J. M. 和我从未一起谈过这件事。这是三年后的一天——我和J. M. 的一位女友谈起这件事，她说已经忘记了某些事情——我担心这故事会被遗忘。我请人要求J. M. 把它录入录音机里。他同意了。

他记起一切，除了某些日子和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的名字的纠缠他没弄清楚。一切还在。这是故事结束后三年，是F. 结婚之后。

在听J. M. 叙述时，我了解到他无疑一直希望能够和一位聆听者核对这个故事，但他总是担心——当这时刻到来——他不会被相信“说出了一切”。但与烦恼相反，能谈这件事，他很高兴。

我是根据录音磁带写下《黑夜号轮船》的——分为两个时期，中间隔开六个月。头一次是一九七八年二月写的，在《午夜》杂志上发表；第二次写的是这里出版的，它是一九七八年七月摄制电影时的定稿。

我把头一次的文稿交给J. M.。他看了后说：“一切都真实，但我什么都辨认不出来了。”我问他是否可以出版，也许过些时间拍摄成电影。他说他希望是这样。这一天，我们没有再谈到这个故事，说实话，再也没有谈起。J. M. 读了他自己的经过变化的冒险——由另外一人写的——保持沉默不语，但又好像随时要说话。我认为他有可能发现关于他的故事的另外的叙述——他不提它们，因为他不知道它们是可能的，正如任何故事是可能的一样。我认为他的故事把他带走了那么远，以至他忘记了其范围，其平凡。

J. M. 看了文本几天之后，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对F. 重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在读了写下的故事后——他很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他要求我在《午夜》杂志中把她的名字全写出来，而不只是字母，这样，F. 会了解他在呼唤她。我说我认为字母就足够了，只要F. 认出她的名字。他同意这种看法。

后来，在电影已拍摄好的一星期后，我打电话给J. M.。他告诉我他曾经接到一些电话，但除了不可否认的呼吸声，没有任何人说话，他知道是她。因为这便是她在他们故事中的态度，使他知道她一直爱他，强烈地爱他，使他相信她会因此而死去。

在死亡中挣扎的F.，一九七九年初还活着。从那时起，我再没有见到J. M.。

我没有将《黑夜号轮船》的文本像在电影中那样分派给不同的人，只是在句子前面加上破折号，以指明说话人在某个时刻需要更换。同样，我没指明镜头也没有描述其内容。

我想之所以采取这些预防措施，是为了抹去电影的痕迹，避免读者因此牺牲了阅读。

我现在相信——无疑我是一直地相信——也许它不值得拍成电影。但怎样打发生活呢？我相信电影无疑是多余的，因此是不必要的、无用的。总之，它是从被白日代替了的被驱逐了的夜间产生的欲望的婚姻。我认为不应当在恋人的房间里点燃亮光。在书写了文本后，一切都来得太晚，因为事情已发生，正是，书写。因为不论书写或阅读的文字，在这里都是一样的，它同样是一般故事的分享。在这里的故事是属于每个人的，我有权利享受我的一部分，因为在书写时，我与别的人分享。也许在这里我没有权利——在这里，我相信罪恶、魔鬼、道德——一旦书写完结，一旦深渊的共同黑夜被看透、被封闭，好像可能回来再看第二次。通过光线中可怕的东西，越过深渊，越过人类、野兽、狂人、泥泞的最初时期，哪怕是这光线的来源无法核实，甚至是出于偶然。

撰写《黑夜号轮船》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人们都知道——是的，这是无法抗拒的。但拍摄它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人们也知道——我无法摆脱这一观点：利用这种黑暗来拍摄一部影片是可以避免的。但怎样打发时间呢？

那个在深渊中揭开面纱的人不宣布自己的身份。她只是宣布自己是同样的人，与回答她的人相似，与所有的人相似。一旦人们敢于说话，一旦人们做到了，就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清理工作。因为一旦我们记忆起，我们已经是相似的。与什么人相似？与什么相似？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在变为相似的人的过程中，我们离开了沙漠和社会。书写，不是成为任何人。德国现代小说家托马斯·曼说：“这是死亡。”当我们书写时，当我们记忆时，我们已经是相似的了。当你独自一人在你的房间里，没有外在的任何拘束时，你试试在深渊上呼唤和回答，试试与眩晕混合，与呼唤的巨大的潮汐混合。这头一个字，这头一个呼唤，人们不知如何呼唤。同样地呼唤上帝。这是不可能的。这已完成。

我的走运是我逃脱了最初的分镜头剧本。我在电影上映时，为报刊写下了这次失败。在此，我把它作为备忘录，同时也因为我已看到电影对我掩藏的禁令：

我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一开始拍摄《黑夜号轮船》。我写了分镜头剧本。在星期一和接着的星期二，即八月一日，我拍摄了当中预定的镜头。星期二晚上，我看了星期一的工作样片。在这天的记事本上，我写道：电影失败。

在整个晚上，我放弃了《黑夜号轮船》这部电影。我保持在它之外，与它分离，好像它从来不存在。我从来不会这样：再也看不见什么，再也窥不见电影的一点可能性，一个形象。我完全搞错了，分镜头剧本是假的。还有，我对电影是陌生的：分镜头剧本根本不存在。

我对我的朋友们说：“完了，这种事落到我头上。”我的朋友们对我说，这很正常，鉴于我在电影中尝试做的事，他们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大家很少谈话。他们也看了工作样片，大家都同意，要采取行动，即通知制片方、拍摄团队、演员，一切暂时停止。

伯努瓦·雅各要我等到翌日早上，以便最后决定停止拍摄。先让晚上过去。我同意。

我不认为曾经希望这天晚上会得到睡眠，希望使我心烦。我很高兴突然间投入一种无限的枯燥中，既没有事故，也没有痛苦或欲望。最后，这没有任何挽救的失败出现在我眼前。这是非常清楚的。完了。

电影，完了。我将重新开始写书，我将回到故乡，回到我离开十年的可怕的劳动中。与此同时，我很高兴。我赢得了这场失败，我赢了。幸福来自赢得。我满足于一种胜利，那终于达到的拍摄电影的不可能性。我对成功从来没有如在这天晚上对失败那样有把握。

我补充说，钱对我并不重要。我可以让一部电影失败，这对我无所谓。

我睡着了。接着，像习惯那样，在天亮前我睡不着了——可以说是一种疲惫的失眠。就是在失眠中，我看见电影的失败，看见了电影。

早上，我们会面时，我告诉朋友们我们将放弃分镜头，转而去拍摄电影的失败。白天，我们可拍摄背景和演员化妆。我们这样做了。渐渐地，电影从死亡中走了出来。我做到了，我看见每天变得更有可能。当声音、故事涌出时，我找到覆盖银幕的内容。我发现由《黑夜号轮船》产生的电影是可能的，这电影显示出的故事（但是从难以估计的角度）比我几个月中寻求的所谓《黑夜号轮船》的影片所能做到的要清楚得多。我们把镜头颠倒过来，拍摄了进入里面的黑夜、气氛、聚光灯、大路和面孔。

《黑夜号轮船》关于希腊的不同叙述，它们是与伯努瓦·雅各和我之间的友谊的插曲有关的。的确，我曾到过帕特农神庙和雅典城的博物馆。这也是真的，我后来只跟他一个人讲述过。后来他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去过这些地方。这是我们通过时间会晤的方式。

《凯撒里》和《否决的手》是根据《黑夜号轮船》没用的镜头写的。后来用这些镜头剪辑而成。

题为《奥蕾莉娅·斯坦纳》的文本，后面跟着另一部同名的文本。第三个文本也是同一题名。根据头两个文本拍摄了两部电影，它们也是采用同样的名字。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按出版的次序，用这样的题名：奥蕾莉娅·墨尔本、奥蕾莉娅·温哥华、奥蕾莉娅·巴黎。

——我曾告诉你要好好看。

接近中午时，雅典一片沉寂……伴随着逐渐加剧的炎热……

在午睡的时刻，整个城市变得空落落，一切都关闭得像晚上一样……

……应当在现场观看沉寂的升起……

我回忆起来，我告诉你：逐渐地人们思忖发生了什么事，随着太阳的升起，声音消失了……

就是在这儿，恐惧发生了。但不是黑夜的恐惧，而是对亮光中的黑夜的恐惧。在大太阳中黑夜的沉寂。在天顶的太阳和黑夜的沉寂。在天空中央的沉寂和黑夜的沉寂。

当天下午二时左右别的人到达时，我们重新走下雅典城，接着什么也没有发生。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除了到处是，一直是这缺乏的爱。

——翌日下午，到雅典的公民博物馆去……

——啊，是的……是这样……我忘记了……你看我们是怎样……

……后来我跟你谈到另一个故事，其他人的故事……

——这是一个星期六。黑夜。春天。

这几乎是夏天的开始。是六月。

他，故事的主角，他在工作。

他在电信局值班。

他感到心烦。

巴黎变得空落落。春天。一个星期六。他二十五岁，单独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