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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春天，是一个改变高丽丽命运的春天。改变，不是高丽丽一个人的事情，她身边的人都跟着陷入到这场改变里。母亲，妹妹，当然，还有她的初恋情人男生A。
母亲学会了吸烟。自从那次醉酒之后，母亲一直很安静，安静地颓废着。没有了站在街上粗声粗气和人打招呼的精力，尽量减少出现在众人视线里的机会。任何嘲笑或者同情的注视，都是母亲无法承受的。母亲需要慰抚，需要表达。她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的人，慰抚和表达会给她一个支撑。劣质香烟的味道就这样弥漫在高丽丽的家里了。没有经过演练和熟悉，母亲很老到地操练着吸烟的全部过程。劣质烟在母亲的唇上一寸一寸地短去，步履艰难地倾听着母亲，包容着母亲。
那天晚上，母亲抽完了一支劣质烟，对高丽丽说，听说服装厂招人，我给你报了名，上班去吧。
让妹妹也去。别卖冰糕了，大了，该找婆家了。母亲又续上了一句话。
高丽丽实在是不喜欢母亲命令式的话语方式，然而，不喜欢又能怎样呢？她禁不起土地的磨损，说不定服装厂会好一些。所以，高丽丽扔给了母亲两个字。
随便！
怎么就和妹妹分在一个小组了呢？！
她们是姐妹，姐姐是妹妹的参照物，妹妹也是姐姐的参照物。自身有缺陷的妹妹，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不管哪一道工序，一经指点，便会做得有模有样。自身没有缺陷的高丽丽，为了不输给妹妹，也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不管哪一道工序，几经指点，还是没有妹妹做得好。于是，便没有妹妹拿的分数高，没有妹妹拿的工资高。
高丽丽好不气恼，好个郁闷。曾经的骄傲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它驾鹤而去，连头都不回一下。
离服装厂两三华里的镇上，有一家小邮局，小得只容下一个投递员。或许曾经无数次地经过它，就是因为它的小才被忽略了。只容下一个投递员的小邮局，却有一截玻璃柜台，柜台里陈列着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够了，已经很丰富了。在高丽丽看来，那截玻璃柜台应该不比燃在母亲指间的劣质烟逊色。也是在高丽丽最需要时，它发挥了支撑的作用。高丽丽是喜欢读书的，这点随了父亲。父亲有一个小书柜，父亲读小书柜里的书，高丽丽也偷偷地读小书柜里的书。不能把书上的字认全时，高丽丽就一边读，一边猜，也能把故事看个大概。父亲还没去世，高丽丽就已经把小书柜里的书读了一遍。再后来，又读了第二遍、第三遍。再再后来，高丽丽就背着母亲到县城里买书。买书的钱，是从高丽丽的伙食费里挤出来的。一个馒头一个馒头地攒，攒够了，赶几十里的路，热气腾腾地去买一本书。真是闹了笑话了，舍近求远了好几年。
玻璃柜台适时地起了安慰的作用。玻璃柜台里的书排列成门的形状，高丽丽走了进去，返身从里边插上门。看不见门外的景物，心里获得了片刻的安宁。最喜欢那本诗刊，一列列令高丽丽心情澎湃的诗句哟！高丽丽用了一个恐怖的比喻，那些诗句多像鲜红的血液，而她就是一只喝鲜血的蚂蟥，钻进去，拉是拉不出来了。也要和真的蚂蟥一样，饱饱地喝。怎奈，时间有限，服装厂每天拼了命地加班。三天两天连夜转是家常菜，偶尔还要改改膳，来一顿四五天连夜转的大餐。高丽丽只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用铅笔头在废弃的白布条上把诗句抄写下来，大头小头们不在时，拿出来品味。抄着顾城、徐志摩们，高丽丽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就是顾城，自己就是徐志摩。对，不是仿佛。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顾城，为什么不能成为徐志摩呢？高丽丽热血沸腾了。于是，出现在废弃白布条上的诗句，不再是顾城们的，而是她高丽丽自己创作的。
那天，高丽丽终于出事了。因为沉浸在诗歌创作的激情里，忘了正在加热的熨斗。等到周围的工友闻到焦煳的味道时，一件成品衬衣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长条脸的小组长早就等着这个机会了，早就想给高丽丽一个惩罚。这个非男性的小组长发现高丽丽暗度陈仓有一段时间了。非男性的小组长拎起散发着煳味儿的衬衣，很无辜地说，没法子，衬衣可是出口日本的，这事儿忒大，我兜不了。说着，用几根手指挑着衬衣，去找厂长了。
一会儿，管技术的副厂长来了。指头上挑着那件被烫成大洞的衬衣。
把你写的东西拿出来！男厂长先不说衬衣。
高丽丽明白了，一定是非男性的小组长告了状。
班组里熬了两个晚上的眼睛们，忽然都精神抖擞起来，饶有兴致地看着热闹。当然，也包括妹妹的眼睛。妹妹的眼睛精神抖擞着，不是在看热闹，是一种恨铁不成钢式的愤怒和鄙夷。
高丽丽捂住口袋里写有诗句的白布条。她要为保卫诗歌而战！
——厂长，你们讲不讲理，把工人不当人看。就算是机器人，也得加点油呀！不就是烫坏一件衣服么，您说说，是衣服值钱，还是人值钱！
高丽丽自己都吃惊，明明是自己写诗歌烫坏了衣服，怎么还倒打一耙了？
高丽丽的话却触动了看热闹的眼睛们。是啊，这些话早就该有人说了，拿着可怜巴巴的工资，动不动就熬夜，还真是不把人当人了。不过，大家替高丽丽暗中捏了一把汗。
技术副厂长呵呵地笑了，这个小丫头子，这回不追究了，下回注意啊。下回可要扣工资的。呵呵。
副厂长盯了高丽丽一眼，挑着衬衣乐呵呵地走了。
这个结局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高丽丽抬起鼻孔哼了一声，这下有人要失望了。
副厂长的态度等于纵容了高丽丽，结果更多废弃的白布条失去了贞洁，被高丽丽涂抹上了铅笔道道。铅笔道道按照高丽丽的意愿，有序地组合成诗歌的模样。
发表的欲望渐渐拱破了土皮儿，随着雨季的到来，滋儿滋儿地撒着欢儿生长。高丽丽选了一首最满意的诗歌，再精心地选了一家有副刊的报纸，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又给副刊的编辑写了一封信。尊敬的编辑老师，我叫高丽丽，今年十九岁，是个喜欢写诗歌的女孩子。刚写了个开头，感觉这样写太平淡无奇了，就推翻了这个开头。怎样写，才能不平淡呢？高丽丽犯难了。没有参照物，没有人可以商量。
高丽丽的灵感来自母亲。中午下班回家，母亲正在冷着脸打扫卫生，高丽丽一眼就看见了垃圾里的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她读小学时和同学的一张合影。高丽丽很迅疾地将手探进垃圾里，挽救起那张和同学的合影。高丽丽知道，任何小情绪的发泄，都会有立即招来狂风暴雨的可能。不就是照片被当垃圾扔了么？忍了吧，小不忍则乱大谋。看着已经沾染了污渍的照片，高丽丽灵机一动。
匆匆地吃过午饭，冒着上班迟到的危险，高丽丽骑着自行车去了镇上的照相馆。照相馆和小邮局隔着两百多米的样子。对高丽丽来说，照相馆并不陌生。初中毕业那会儿，她和她的女同学们几乎踏破了照相馆门。她们热情高涨地拍照，为了给日后留一个有形的纪念。照相馆还是那个旧模旧样的照相馆，老板也还是那个旧模旧样的老板。老板身材算是魁梧，说话的腔调却是细声细气，总给人一种不搭调的感觉。高丽丽说，老板，拍好点，有用呢。
不搭调的老板就放下了举起来的相机，很细致地端详了一会儿高丽丽，然后，端过来一只盛着各种物件的盒子。先是给高丽丽描了眉毛，接着又在高丽丽的脸上扑了薄薄的粉，上了腮红。做完了这些，离开高丽丽一段距离，审视一下化妆的效果。他摇了摇头，又摇了摇头，细着声音说，小妹妹，我看哪，你还是把脸洗了好，你知道不？清清纯纯的照出来效果更好呢。
小妹妹，笑一笑，笑一笑。
咔嚓。高丽丽知道自己没有笑。她想笑，但是笑跑得太远了。
不搭调的老板，拍出的照片还是相当搭调的。几天后，高丽丽把这张照片和诗歌一起寄了出去。把信封交给小邮局的投递员时，高丽丽的手冰凉凉的。
不会寄丢了吧？
不会。
真的不会？
投递员捏了捏高丽丽的信，啥重要东西，打开看看？
高丽丽慌了，不行，不行！
投递员耸了耸肩膀。啪！一个黑戳子烙在信封的邮票上。
接下来的日子是等待。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