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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河曲人口流动、迁徙最频繁且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活动当属走西口。走西口起初仅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之后不断演变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区域社会现象，并最终成为一种社会习俗。通过蒙汉文化间不断交流、认同、融合，走西口文化应运而生。走西口文化不仅是一种移民文化，而且是晋、陕、蒙三省（自治区）人民群众共有的民俗文化。
走西口这种移民活动最终促成了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深度融合，同时也见证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
走西口，即走口外。走西口是书面用语，而走口外或跑口外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用语。
口外，泛指长城以外的广大区域，即塞北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包括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海等地。诚然，走西口指的就是走出长城关口，前往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谋生。但具体怎么走？距离最短、用时最少且相对好走的路线应该是首选。如：神木人走神木口，偏关人出偏头关走关河口，朔州、右玉人走杀虎口，府谷人走古城，河曲人走水西门口（即西口古渡口）。西口泛指长城西段的关口，数量较多，仅河曲就有二十多处关口。条条大路通罗马，哪儿近走哪儿。
走西口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兼具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少数人小规模的走西口，俗称走口外或跑口外，属于个人行为或小集体行为，虽是以个体生存为主要动机，但千百年来的持续推动不断强化其社会属性及文化属性，对地域内的文化交融持续形成影响。
河曲人之所以走西口，无疑是因为贫困。贫困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首先是生存环境，即地理因素，如土地贫瘠、降水不足、自然灾害频发等；其次是社会、历史因素，清代中后期的土地兼并较为严重，加之和平年代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本就贫瘠的土地根本无法养活成倍增长的人口。总的来说，走西口的原因是人地矛盾。
走西口其实就是走出故土去蒙地讨生活，这是由人类的生存本能决定的，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本能意识。
蒙地沃野千里，是走西口的落脚点，也是目的地之一，更是外乡人谋生的理想去处。“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中的“套”指的就是此地，即八百里河套。河套平原是由黄河冲积形成的平原，包括土默川、后套平原等地。整个河套平原北依阴山，南靠黄河，气候湿润，灌溉便利，在地理位置和环境等方面占据着诸多优势。河套平原不仅土地肥沃，而且地广人稀，种植业和畜牧业都非常发达，被誉为“塞上江南”“塞上米粮川”。直至今天，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平原依然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及我国华北地区重要的粮仓。
其实，河曲人走西口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河曲与蒙地的关联较为紧密。第一，在地理位置上比较靠近；第二，在文化习俗上也比较相似，经历过多次文化交融，走西口前往蒙地，对于河曲人而言更易适应。
走西口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其呈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人民群众自发的行为，另一种是政治行为。
人民群众自发走西口的行为贯穿河曲的历史，但有规模大小之分。小规模的走西口，很早就已开始。历史上和平时期，一些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为了谋生前往塞北（即口外）进行商品交易就是一种小规模的走西口，如唐、宋、明时期的“茶马互市”。这种小规模的走西口是一种原始、简单、粗放的小农经济行为，只在较小的区域内进行。因其以个体生存为主要动机，这种小规模的走西口并未产生大规模的文化交融，只是在吸纳微量异质文化的同时，以文化交流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丰富和完善了区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走西口发生在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即清朝政府平定噶尔丹之后实施的移民运动。此次移民运动既是人民群众自发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当时的清政府为缓解人地矛盾、解决人口危机、谋求经济发展的一种政治策略。这是走西口的第一次高潮。清同治版《河曲县志》记载：“自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汉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河曲历来土地贫瘠，再加上清初人口暴增，人地矛盾日益加剧，故而大批河曲汉民蜂拥至蒙地进行借地垦殖。不过，为避免蒙汉纠纷，清政府并未完全开放垦殖，而是设立了一定条件加以限制，即“黑界地”（禁闭地）。据《准格尔旗志》记载，地处蒙汉地界的“黑界地”有规定：“在确定界址处，各拓地10—15公里不等，允许汉民照旧给租耕种，约计新的界址距边墙仍超不出20—30公里。”
走西口的第二次高潮是在清光绪三年（1877）“黑界地”完全放开之后。《准格尔旗志》记载，自清光绪三年至四年，“牧地垦放迨尽，开放‘禁闭地’，实行招租。”此后，大批晋陕汉民涌向准格尔旗进行垦荒种植，形成了蒙汉人民长期杂居的局面。
河曲县西口古渡
走西口的第三次高潮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此时摇摇欲坠的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解除危机，清廷采取由政府放垦蒙荒以增加税收的办法，从此开启了近代史上有名的“贻谷放垦”时期。之后，那些因“庚子赔款”而获得大量廉价土地的欧洲传教士为吸引教徒，把土地以低价租给前来垦殖的晋陕汉民。此时，由于河曲连年灾荒，河曲人原本就贫困的生活处境更是雪上加霜，极度贫困的生活迫使大批河曲青壮年男子不得不前往口外谋求生路。
走西口的第四次高潮是在民国初年（1912）。因军阀混战、律例废弛，当时的中国社会混乱不堪。为此，北洋政府实行了更大规模的放垦政策，致使走西口的河曲人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至此，河曲人走西口已成习俗。
走西口的本质是人口的流动及迁徙，这两种社会现象促成了走西口的两种形态，即雁行式走西口和移民式走西口。雁行式走西口的本质是人口的流动，其特征是“春去秋归”。移民式走西口的本质则是人口的迁徙，其特征是蒙汉人民长期杂居、共同生活。据同治版《河曲县志》载：“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糊口养家。”此种形态为典型的雁行式走西口。起初，河曲人走西口以此种形态为主，随着政府政策的推动，河曲人走西口的形态逐渐过渡为移民式走西口。因此，河曲人的走西口同时兼有这两种形态。据考证，因走西口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多达二十余万，仅1875年至1945年间，就有十余万河曲人走西口定居口外。现在的河曲县也不过十四万人，而这十四万人中的长辈或祖上85%以上的人有过雁行式走西口的经历。由此可见，河曲人在走西口人群中的比例较高，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不管是雁行式走西口还是移民式走西口，走西口的河曲人总量都是最多的。
在相关河曲人走西口的记述中，如此大规模、高频次的迁徙活动，充分体现了河曲人走西口的社会性和习俗性。习俗是一种文化，而群体性的走西口同样是一种文化现象，与走西口本身所蕴含的移民文化特质，共同构成了纵横交织的文化形态。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必然会孕育出魅力独特且别具一格的河曲民歌这一民间艺术。
河曲民歌的形成既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文化融合的产物。雁行式走西口促进了文化交流，移民式走西口直接促成口外蒙汉杂居的状态。蒙汉两族经过长期的交融、整合和重组，进一步趋于认同并走向一体，最终实现了文化融合。不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文化融合，都是形成河曲民歌的必要条件，同时还促进了现有河曲民歌的进一步完善。
走西口既是一种区域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必然会冲击当地文化，使得走出和走入两地间的异质文化产生新一轮的交流和碰撞，最终经历重组和再融合。不同地域文化不断重组和再融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河曲民歌。
河曲地处三省（自治区）交界处，典型的“鸡鸣三省”之地，直接与蒙地（口外）接壤，为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河曲地处三晋文化的边缘地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长期处于碰撞、交融状态，从古至今从未停息。同时，此边缘地带的文化一直在相互吸收、接纳、交融、整合和重组中不断发展。每一轮文化交融的过程一直遵循着这样的规律：碰撞→抵制→交流→接纳→认同→融合。碰撞和抵制是一种文化不相容的体现，其政治形态表现为战争；交流则体现出一种试图相互吸收的意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为时战时和；接纳、认同和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最后环节，在政治形态上表现为政权稳定、民族团结、和平共处。
多元文化交融不断进行，促进了文化发展，加快了文化进程，稳定了文化结构，夯实了文化积淀，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进步。
多元文化的多次交融，体现在河曲民歌艺术中，则是其思想性、艺术性的提升和审美意象的逐步完善：河曲民歌本身的内涵、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更为丰富，河曲民歌艺术风格的独特性、交融性和多元性也进一步增强。
文化是一个一直运转着的有机体系，不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文化融合都在这个运转着的体系中不断地循环着……河曲民歌作为文化动态体系中最主要且最显眼的一个“有机部件”，其形成、发展和完善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