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文、历史、地域文化影响河曲民歌的形成

河曲民歌的形成是河曲人和河曲地域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河曲人承载着河曲地域文化，河曲地域文化形态是河曲人的典型标志，通俗地讲，说着河曲话、唱着河曲民歌、过着河曲的传统民俗生活是河曲人的主要特征。

一、先有河曲人，后有河曲民歌

河曲民歌形成的前提是先有河曲人。那么何为河曲人？河曲人就是河曲地域内生活着的人类。据考古学家考察发现，至目前为止，在河曲地域内有九处史前聚落文化遗址，可见河曲在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年间的新石器时期就生活着人类。

此后，河曲不断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迁入，使得河曲人的民族成分虽以汉族为主，但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特征。在古代的河曲人中，一定有内迁的匈奴人，也一定有来自中原戍边的汉族移民，也可能有来自西北的羌族移民，甚至也可能有来自岭南的百越族人……“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事物都是在动态中存在着的，更何况是有鲜活生命的人类。

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特征是不断地迁徙、杂居和聚居。在河曲这块土地上，人类就像血液一样流动，有相继迁走的，也有相继迁入的，河曲人的成分在不断变化，但河曲人的地域文化形态特征（包括习俗、观念、生产方式……）日趋明显。

河曲人如何体现其地域文化特征？最直观且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当属河曲民歌。河曲的地域文化塑造了河曲人，同时也造就了河曲民歌。由此可见，河曲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河曲民歌的形成过程。

二、文化融合与河曲民歌的形成

河曲，地处晋西北，在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缓冲带，长期处于中原汉族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交替控制之下；其大部分历史时期是在农耕政权统治之下，由此便形成了此地半农半牧的生产形态，即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农耕和游牧文化并存的状态。因此，河曲在历史上不仅是四战之地，而且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不同历史时期，北方不同的游牧民族和汉族在此地长期共同生活，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不断交融，最终形成、发展和完善了河曲民歌，使其具有鲜明的文化交融特点。

多民族在河曲这块极富灵气的土地上的活动（包括人口流动、迁徙、杂居、聚居、日常交往、共同生产、生活、通婚……）促成了各民族在此地的融合发展，即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正如马克思所言：“落后的征服民族者必然被他们所征服的先进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可见，文化交融是民族融合的必经之路，民族融合是文化交融的结果，与此同时，文化交融亦构成了民族融合的核心要素。

文化交融，其实质是不同族群之间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性相互融合的过程。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长期的杂居、交往中，不仅在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上相互交流学习，逐步增强民族间的相通性，而且在饮食起居、服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逐渐趋同。当思想意识、生活习性和生产方式达到统一时，便构建起文化认同。随着文化认同的不断整合、巩固和发展，最终促成了文化交融。

具有鲜明文化交融特点的河曲民歌是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论是民族融合还是文化交融，都在河曲民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文化积淀与河曲民歌的形成

文化积淀与文化交融的关系十分紧密，文化交融形成后，不断地进行文化传承就形成了文化积淀。

传统文化的积淀来源于本民族的文化积累和历史积淀两种基因，其中文化积累具有开放性，而历史积淀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传统文化积淀是在文化符号不断地自然筛选、积累和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自然筛选过程中，它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而吸收外来文化就意味着与当地本土文化发生碰撞，最终要通过自然筛选而达成文化认同。其中的自然筛选是动态的，贯穿于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中。自然筛选所遵循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优胜劣汰原则，依据本土群众的审美标准进行。在自然筛选过程中，要遵循自然之道，不能有任何人为干预。若完全抛弃自身文化积淀，单纯依靠外来文化，等于扼杀了自身传统文化的根基，这显然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传统文化积淀的生成需要具备以下条件，而这些条件也是形成河曲民歌的必备因素。

1. 在稳定的区域文化圈内进行

传统文化在一定区域内传播和传承，会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文化圈。

晋西北、陕北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不应受限于行政区划，其本身是一个稳定的区域文化圈（后文简称“晋陕蒙文化圈”）。该文化圈通过“走西口”这种文化交融的方式，在本文化圈内实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河曲人走西口虽然发生在晋、蒙两地，但却是在同一个区域文化圈内进行的。

2. 区域文化圈内的文化交融适度

（1）量的方面

以农耕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少量游牧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融合少量草原文化；以草根文化为主体，融合少量上层文化。

（2）种类方面

在稳定的区域文化圈内，文化交融的种类不宜过繁。如汉代时与匈奴的文化交融，唐代时与突厥的文化交融，明清时期与蒙古族的文化交融。

以河曲为中心的晋陕蒙文化圈，是汉蒙两族通过文化交融而形成的独特文化区域，该文化圈以汉族文化为主，融合了少量蒙古族文化元素。

3. 区域文化圈内多族群适度杂居，单一文化群体的聚居规模适度

人口的迁徙促成了民族的杂居和聚居，而杂居和聚居又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融，同时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积淀的形成。

走西口的河曲人在蒙地以杂居为主、聚居为辅，且杂居的成分也较为稳定，是以晋西北人（河曲人基数最大）、陕北人和蒙地人为主体的杂居。因此，晋陕蒙文化圈内，口里、口外两地完全具备这一条件。

4. 区域文化圈的人口流动遵循渐进性原则，外来文化输入与本土文化承载力适配

传统文化积淀的传承和发展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缓慢形成的，进程不宜过快，融合不宜过度。

相较于别处，河曲人“走西口”的人口流动频繁且规模庞大，然而，因其所涉及的区域（晋蒙两地）同属一个文化圈，走西口不仅不会成为阻碍，反而会促进传统文化积淀的生成。

5. 区域文化圈在边地文化区内，且与圈外文化维持半隔绝状态

边地文化区指的是远离经济发达地带、政治中心和中原文化发达区，且产业较为单一的农区或牧区。说白了，边地文化区就是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

河曲地处晋西北，交通不够便利，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与外界的经济交往甚少，是一块较为闭塞却又不完全封闭的地方。外来文化输入甚微是此地能够形成传统文化积淀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生成传统文化积淀的条件，河曲完全具备。与别处相比，此地的传统文化积淀是极为厚重的。因此，河曲是民歌海洋中水最深的地方，此地大量民歌的出现是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的必然。

以河曲为中心的晋陕蒙文化圈是一个极为稳定的区域文化圈。在此区域文化圈内，三地之间的文化不断交融，不断自然筛选，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不停地积累和沉淀，最终形成了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

此区域文化圈内，文化形态特征极其相似，在形成传统文化积淀的同时也形成了三朵“姊妹花”，即河曲山曲、陕北信天游和内蒙古爬山调。这三种民歌的风格大同小异，魅力无穷，可合称为“北方两句头”，代表了我国北方的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