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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梵高的一生始于一场命运的巧合——1853年3月30日，他出生在荷兰南部津德尔特的一个牧师家庭，而这一天恰好是他早夭哥哥的忌日。这个阴郁的开端似乎预示了他未来充满挣扎的人生。他的父亲西奥多勒斯·梵高是一位虔诚的牧师，母亲安娜·科妮莉亚则来自一个中产家庭，两人对子女的教育极为严格，尤其是对性格内向、敏感的文森特。他的童年并不快乐，家庭氛围压抑，母亲甚至曾因他的孤僻而将他关在家中，禁止他与“下层阶级”交往，以免沾染“不良习气”。
幼年的梵高在学校里格格不入，被同学嘲笑为“红发佬”，他的叛逆和不合群让父母深感忧虑。1864年，11岁的他被送往泽文伯根的寄宿学校，但这段经历更加深了他的痛苦。他在信中回忆道：“那里没有情感，没有隐私，只有无尽的恐惧。”他多次逃学，试图回到家中，但最终仍被送回。1866年，父母将他转学到蒂尔堡，尽管他的成绩优异，但他仍然无法适应集体生活，最终在1868年背着行李独自徒步20英里回家，彻底拒绝继续学业。
1869年，在叔叔的强烈要求下，16岁的梵高勉强接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海牙古皮尔艺术公司的学徒。这家画廊由他的叔叔经营，在欧洲艺术市场颇具影响力。然而，梵高对商业艺术毫无兴趣，他厌恶迎合顾客的品味，更不愿推销那些在他看来“毫无灵魂”的画作。他的上司泰斯提格曾评价他“说话直白，不懂变通”，而梵高则对公司的虚伪感到愤怒，认为艺术不应沦为商品。1873年，他被调往伦敦分行，这段经历更加深了他的孤独。他英语生涩，社交困难，只能在泰晤士河畔的晨雾中独自徘徊，或在布里克斯顿的廉价公寓里阅读狄更斯的《双城记》和米什莱的法国大革命史，试图在文字中寻找慰藉。
1875年，梵高被调往巴黎，但他对印象派画家的崛起毫无兴趣，反而沉迷于宗教。他频繁参加查尔斯·哈登·斯布真的布道会，并开始狂热地研读《圣经》。1876年，他彻底离开了古皮尔公司，决心投身宗教事业。他在英国拉姆斯盖特担任教师，随后又在伊斯列瓦斯担任助教和助理牧师，但最终因“过于狂热”而被教会辞退。1879年，他前往比利时南部的博里纳日矿区传教，那里的矿工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梵高却将自己的一切——衣物、食物、甚至薪水——全部分给他们。他睡在草堆上，衣衫褴褛，面容枯槁，以至于教会认为他“有损牧师形象”，最终将他驱逐。
被教会抛弃后，梵高陷入绝望。1880年，27岁的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至少让我成为一个真诚的艺术家。”他决定以绘画为生，尽管此时的他几乎没有任何专业训练。他临摹米勒的《晚祷》和《播种者》，痴迷于描绘矿工、织工和农民的生活。他的早期素描笨拙而沉重，充满粗粝的线条和深沉的阴影，仿佛要将苦难直接刻进纸面。1881年，他回到荷兰纽恩南的父母家中，继续创作，但家庭关系依然紧张。父亲认为他的画“毫无价值”，而梵高则对家人的不理解感到愤怒。
1882年，梵高在海牙跟随表姐夫安东·莫夫学习油画，但两人的艺术理念截然不同。莫夫主张学院派的精细技法，而梵高则渴望更直接、更情感化的表达。最终，他们因一场激烈的争吵决裂。同年，梵高与妓女西恩同居，试图组建家庭，但这段关系因贫困和西恩的酗酒问题迅速破裂。1883年，他前往荷兰北部的德伦特作画，但恶劣的天气和孤独感让他身心俱疲。他在信中写道：“我感到自己像一只被遗弃的乌鸦，盘旋在荒凉的泥炭地上空。”
1885年，梵高完成了《吃土豆的人》，这幅画成为他早期风格的集大成之作。昏暗的油灯下，农民粗糙的双手抓着土豆，面容疲惫而麻木。梵高试图表现“他们诚实地自食其力”，但画作在巴黎遭到冷遇，被认为“过于阴沉”。尽管如此，这幅画标志着他艺术生涯的真正开端——一个失败的传教士，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