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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0万至400万年的演化，文化学习从个人学习的有效辅助手段转变为人类发展的主导特征。是什么特征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而这种转变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对累积社会学习依赖于一种单一的关键创新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古人类的相关记录中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的起始点。相反，这种文化学习的主要形式依赖于认知、社会、演化和物质支持的缓慢构建。支持这种扩展的文化学习的要素包括：
大脑化及其影响。 我认为其中一个因素是，从直立人到海德堡人，到更新世晚期，随着古人类的不断大脑化，神经系统得以全面扩张。这些额外的资源增强了上新世古人类已有但较弱的通用能力和复合能力，这些能力可能包括记忆、因果推理、认知控制、心智理论等。尽管如此，令人吃惊的是，大脑进化程度与技术、生态或社会复杂性的考古学标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联系。
生活史。
可以说，古人类的生活史在两个相关的方面发生了变化。一个是成体寿命增加的趋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幼体时期的延长。直立人表现出了这种趋势的一些迹象。一些直立人男孩在12岁多的时候就性成熟了，而他们可能比能人或南方古猿发育更慢，而且还有一些典型的晚期智人模式的标志，即幼体时期身体生长放缓，但大脑仍在继续发育（Masli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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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体受到支持和保护的时间越长，他们获得的学习资源就越多。迈克尔·古尔文（Michael Gurven）、希拉德·卡普兰（Hillard Kaplan）和他们的同事认为，至少对于晚期智人来说，幼体到成体的缓慢成长是对社会学习量的一种适应，成体觅食效率和广泛的社会学习之间的正反馈，使这种缓慢成长成为可能（Gurven，Kaplan et al.，2006；Kaplan，Gangestad et al.，2007；Kaplan，Hooper et al.，2009；Koster，McElreath et al.，2020）。成体的高效使其能承受幼体的长期依赖，而长期依赖带来的广泛教育使觅食者变得更高效。人种学证据表明，这种经济支持使觅食者的孩子可以自由活动、自我指导，并相互学习很多东西，与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孩子形成鲜明对比。同样的证据表明，这种幼体组织是获得成年能力的非常可靠且低成本的途径（Lew-Levy，Reckin et al.，2017；Boyette & Hewlett，2018）。
除了更长的幼年期，萨拉·赫迪（Sarah Hrdy）、卡雷尔·凡·斯海克（Carel van Schaik）和克莉丝廷·霍克斯（Kristin Hawkes）以及很多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古人类存在生殖合作。霍克斯认为祖母是生殖合作的重要支持者。赫迪认为，拟母行为（allomothering）在亲属、社会盟友、需要经验的亚成体，甚至父亲之间的分布是不同的。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看，生殖合作都能促进社会学习，因为它既为幼体提供了接触更多样本的机会，也为成体对幼体的容忍、幼体对成体的响应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同样，生殖合作这种演化转变很可能从直立人时期开始或加速（Opie & Power，2008），因为直立人婴儿的脑容量开始逐渐增大，面临着出生时娩出困难和出生后对成体长期依赖的挑战（Hawkes & Bird，2002；Hawkes，2003；Hrdy，2009；Hawkes & O’Connell，2010）。
新认知架构。
一种可能性是，更新世见证了新的或大规模转变的认知能力的演化，这些能力要么专门用于社会学习，要么有力地增强了社会学习。在许多社会环境中，语言和心智理论显然都很关键。同时，它们显然也强化了社会学习。语言是一种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的媒介，它可以传递来自其他地方的信息，传播积累的经验，通过不同的名称来区分物种之间的细微差别。同样，心智理论也很有价值。如果初学者了解专家想要做什么，而专家了解初学者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那么专家和初学者的交流就会更有效率。与技能展示不同，专家示范技能，是为了能够指导他人进行实践或纠正他人错误，因此，专家必须向自己展示这项技能。这是一个元表征（metarepresentational）任务。模仿学习，以及杰尔杰伊（Gergely）和布劳奇（Csibra）的“自然教育学假说”被认为是专门用于社会学习的候选认知机制（Csibra & Gergely，2009；Csibra & Gergely，2011）。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人类的认知架构是通过适应社会学习而形成的。问题是要从历史记录中确定这些适应能力的起源和扩张。我们特别希望看到，如果更新世社会学习的扩张主要依赖于对社会学习的认知适应，那么随着这些能力的逐渐演化，社会学习的结果将呈现平稳和渐进的上升趋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能力在历史记录中时隐时现，我们看到许多明显的停滞和倒退。人类用火的记录就是这种模式。
塞西莉亚·海斯的怀疑主义在这里或许颇有启发意义。她并不怀疑语言、模仿、心智理论等对社会学习当前的重要性。但她认为，这些认知工具本身就是社会学习的产物，是文化演化而非基因演化的产物。海斯认为，在社会学习迅速发展之前会有一段很长的停滞时间。因为在她看来，在认知和学习能力还没有特化并被用于广泛和高质量的社会学习时，推动社会学习迅速发展的工具不得不缓慢且低效地构建。我们必须在社会中学习如何进行社会学习，并且是在没有适应社会学习的特化工具的情况下进行（Heyes，2012，2018）。使我们成为有效的社会学习者的认知工具必须通过文化演化来构建，而认知能力尚未被特化并被用于这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学习的爆发会有一条很长的导火索。但是，一旦文化演化完成，社会学习的爆发将是迅速的。
认知支撑。
海斯对于文化学习基于基因的认知适应持怀疑态度，即使这种怀疑态度是极端的，但也不能否认，如今，许多社会学习都依赖于文化构建的设备。这些设备包括：图书馆和其他信息外部存储设备；二维或三维的描述手段，如图表、地图和模型；符号系统；专业技术词汇。而且，通过文化演化，我们在获取关键信息和技能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我们在使用这些支撑方面做得更好了。这只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特征，还是更新世的社会学习也可能是人工制品支撑起来的？我认为更新世已经具备了增强学习的支撑（包括物质设备和社会实践）。当然，在小规模的社会中发现了人工制品支撑的学习。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马绍尔群岛居民在洋流模型的帮助下教授航海的例子，这并不是个例，因为觅食者经常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小型工具（Lew-Levy，Reckin et al.，2017）。琳恩·凯莉（Lynne Kelly）详细介绍了澳大利亚土著在教授有关仪式的知识时物质支撑（面具和其他许多东西）的广泛使用。重要的是，凯莉认为，这些仪式的叙事中包含了关键的生态信息，这些信息被构建成易于学习、易于记忆的故事（Kelly，2015）。
此外，丹·丹尼特（Dan Dennett）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指出，人工制品不一定是为了帮助学习而被特地制造的。例如，一支矛可以作为制作另一支矛的模板而存在。最后，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语言演化的确切日期，但可以确定的是，语言演化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因为它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是共通的。语言促进了社会学习。除此之外，词汇表也是一种教学工具（Dennett，1993）。标签可以使细微的差异和不明显的相似之处变得更加突出。例如，在我家的灌木丛里，有三种刺嘴莺（thornbill），它们在羽毛、声音和行为上有非常细微的区别。如果没有不同的物种标签提醒你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差异，你可能很难注意到，这些不起眼的棕色小鸟实际上有三种。觅食者所处的自然环境对他们很重要，因此小规模社会的语言具有与他们的技术和生态资源相对应的技术词汇。
学习环境适应。
学者们勉强认同了古人类心智对文化学习的适应，但对与之同样重要的事实——人类发展环境对文化学习的适应——却关注较少。其中部分适应性的影响是附带的。正如我们看到的，成体以促进重要技能习得的方式，构建幼体的探索环境。对于那些通过观察和注意来学习的幼体来说，成体的行为包含了丰富的有用信息：捕捉和收集、制作和准备。在觅食生活中，成体的很多行为都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尽管在部分觅食者社会中存在一些性别隔离，但在觅食者营地中没有太多的私人空间（Hewlett，Hudson et al.，2019）。成体之间的谈话也会泄露信息。一个常见的例子是觅食者会在营地的篝火旁谈论当天狩猎的情况，而且觅食者对幼体出现在成体的活动中非常宽容。觅食者不仅会向幼体透露狩猎信息，而且还会鼓励幼体在适度安全的前提下为养活自己做出努力，通过这些方式，觅食者的经济利益在不知不觉间，适应性地构建了幼体的学习环境。
在鼓励幼体开始自食其力的过程中，成体鼓励幼体在其现有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对成体的经济利益和幼体的发展轨迹来说是最为理想的。如果幼体尝试进行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工作，那将是徒劳或危险的。让幼体尽最大的能力工作，则可以让幼体在觅食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减轻成体的供给负担，同时适应性地构建了他们获得成体技能的实践练习。虽然部分适应性结构是附带而来的效应，但从广义上讲，很大一部分适应性结构是教学的结果。澳大利亚的一些案例显示，觅食者的玩具经常是小型武器（Haagen，1994）。游戏是对成人技能的排练和准备。男孩一旦能够远行，通常在12岁左右就会陪父亲去狩猎，即使他在狩猎中没有太大作用。当然，也有大量的公开性教学，特别是仪式知识（Meggitt，1962）。
重要的是，一些小规模社会有收学徒的传统，这与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早期的同业公会（craft guild）非常相似。在那里，专家通过构建学习环境，给初学者安排一系列适当的任务来搭建学习框架，并将技能传给初学者。因此，一个阶段的学习是建立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的，因为这需要环境提供信息丰富的材料资源，也需要同伴的支持。这些教学安排大多是非正式的，相对来说很少有公开性教学（除仪式之外）。但并非总是如此，如新几内亚的石锛（stone adze）制作（Stout，2002）和马绍尔群岛的航海行为。约瑟夫·亨里奇和弗朗西斯科·吉尔-怀特（Francisco Gil-White）认为，由于这些学徒式的互动，人类地位差异的独特形式得以演化，即产生威望的等级制度（a hierarchy of prestige）。初学者尊重专家并承认专家的地位，以回报其建议和指导（Henrich & Gil-White，2001）。总之，觅食者以许多相互支持的方式支持着子女的教育。
社会环境。 本书对学徒结构的学习环境和生殖合作的讨论重点是初学者的直接社会环境。更全球化的环境也与社会学习的可靠性和力量有关，特别是社会规模，它既包括定居群体本身的规模，也包括其与其他群体的联系，以及允许他们共享信息的联系。亚当·鲍威尔（Adam Powell）及其同事强调了定居群体规模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定居群体规模越大越好，因为通过自然变异，初学者能接触到更多的样本，其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专家样本。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冗余，缓冲了部落因为专家发生意外事故而丢失信息的风险（Powell，Shennan et al.，2009），这种风险是不可忽视的。与其他部落之间的联系也以类似的方式缓冲了这种风险。如果不仅是幼体（或亚成体），成体也可以在不同的定居群体之间自由流动，那么整个群体的信息资源就会得到缓冲。同时，创新扩散和确立的可能性也会得到提高。因为任何局限于单一团体的创新都很容易受到人口意外的影响。因此，不同的定居群体的公认且稳定的亲缘关系网和社会联盟，以及他们在季节性的、食物充沛的时期还会将定居营地聚集成更大的部落的做法，对累积文化的爆发都很重要。事实上，在团体之间的关系网出现之前，在成员能在团体之间自由流动之前，作为积累的燃料，创新不太可能稳定发展。
定居群体的规模也使得专业化成为可能（Ofek，2001）。一个15人的小团体里不太可能出现一名专业的弓匠，一个150人的部落或者一个具有良好关系网的小团体群则有可能。专业化提高了技能水平，也许还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这不仅使专家们拥有更多技能，也使投入和改进专业设备更有意义。一年只捕一次鱼的觅食者不会为制作渔网花费多少心思，经常捕鱼的觅食者才有可能发现这样做有利可图。更具争议的是，有人认为文化学习在越大的部落中越有效。他们认为，在任何形式的知识迁移中，都有蠕变出现错误的风险。一项技能越难学，出错的风险就越大。定居群体的规模降低了这种风险（关于这点仍存在争议），因为规模越大，人才的自然差异也越大。专家样本越多，有天赋的初学者越多，就越能有效地预防或纠正信息丢失。约瑟夫·亨里奇、亚当·鲍威尔和他们的同事在形式模型的帮助下发展了这一思路，并将这些模型应用于考古记录，为“越大越好”的基本观点加入了形式上的细节。因为更多有天赋的初学者可以接触更多的样本，包括更多的专家样本。
从冗余、专业化和文化学习效率这几方面综合来看，我们预测群体规模的增大及其之间的联系的增加，应该与信息资本更可靠的保存和改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