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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和古人类并不仅仅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学习。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讨论的那样，人类的文化学习是累积的，学习内容是那些自身无法独立创造的、超出其潜在解决方案区域的技术和技能。而且，其中一些技术和技能是多次渐进式改进的结果。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约瑟普·考尔（Josep Call）、迈克尔·托马塞洛和克劳迪奥·坦尼认为，虽然类人猿也学习文化，但它们学习的一切都在其潜在解决方案区域内（Tennie, Call et al.，2009）。人类则不是这样。人类学习的文化信息和技能是个体仅通过自己的努力无法获取的。通过学习这些多次渐进式改进的技能和技术，文化学习有时会让人类走出潜在解决方案区域。在伍尔夫·希芬霍维尔（Wulf Schiefenhövel）的帮助下，我接触到了一把来自西巴布亚原始部落（West Papua）的近代石斧。
这是一件复杂的工具。斧刃是由小心剥落的薄片仔细研磨制成的，斧背被打磨成适合安装手柄的形状，斧柄通过捆绑和黏合剂的使用与斧头固定在一起。斧柄是组合而成的，一头与减震材料一起固定在斧头上（以减少石斧断裂的风险），另一头则是把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石斧的发展史，但它的设计最初可能很简单，研磨斧刃、捆绑加固和添加减震材料很可能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几乎可以确定，许多前工业时代、前金属时代的技术，都是不断改进的结果。古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的石器是阿舍利手斧，这只是概念上的推测，但实际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奥尔德沃石器加工技术在阿舍利手斧之前就已经出现，它是阿舍利及后来的石器加工技术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此类似，可以肯定的是，火是被分阶段驯化的，可靠的人工取火可能比利用和部分控制自然火要晚100万年（Gowlett，2016）。同样，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但是，如果一个人需要一把斧头但没有使用斧头的经验，他肯定不会从零开始发明一把西巴布亚式的斧头。制作工具的技能是渐进式改进的结果，且几乎总是在人类的潜在解决方案区域之外。
渐进式改进的能力是脱离人类潜在解决方案区域的一种特殊情况，但它们只是特例。回想一下我在前面提到的例子，觅食者对自己所在区域内自然历史知识的充分了解，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些本地数据通常包括识别和描述数百种植物和动物的能力，内容非常广泛，以至于任何独立的个体都不太可能记住所有知识。掌握当地环境信息的需求为个体学习带来了挑战，因为信息是海量的。虽然初学者可以单独了解当地自然历史的任何一项内容，但他不可能了解所有的内容。此外，单凭一代人的努力也不可能建立起这样的数据库。尤其是在年际变化很大的环境中，当动、植物的生活模式很难判断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关键作用是提高学习效率。
这导致了人们对累积文化学习所需的认知能力持保守态度，因为即使没有明确的指导或示范，文化输入也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提高个体学习的效率。我认为，制作人工制品能力的文化传递也是如此。比如，西巴布亚石斧就是多次改进循环的结果。标准一些的说法是，只有通过高质量模仿进行学习的主体才能发明并传承渐进式改进的技术。为了运用渐进式改进技术，初学者需要注意一个人制作的工具的早期版本和另一个人制作的改进版本之间的区别。注意到差异后，他们需要采用改进的版本。
诚然，累积文化学习需要群体信息资源得到一代又一代的稳定保存和传递，但这并不需要高质量的模仿学习。效仿是另一种选择，人工制品就是一个范本。初学者可以关注制作程序，即关注示范者的产品，而不是对方的动作，稍后我们将在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的木薯处理案例中看到这一点。更广泛地说，我认为这种思路低估了混合学习，即社会支持的探索和错误纠正，在支持技能和技术的稳定传递时的力量。没人能从零开始发明西巴布亚石斧。但一个已经掌握了一些石材和木材加工技能的主体，如果有机会使用斧头，并有时间进行试验，可能会制造出更好的石斧。特定学习任务的难度与初学者已经掌握的相关技能有关，其中一些技能应用广泛，这些技能在一项任务中获得，但在其他任务中也可以应用。
因此，我认为普通文化学习和累积文化学习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依赖于累积文化学习的人类已经变得非常独特。我将简短地说明这种依赖性。但我对累积文化和古人类脱离潜在解决方案区域是否依赖于个人文化学习能力的特化提升持怀疑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累积文化的考古特征是逐步且不稳定地出现的。我们期望累积文化至少在最初依赖于对一系列现有能力的微小改进，以及定居群体之间联系的变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些累积文化的案例，借以说明累积文化的根本重要性及其认知和社会支持。我们先回到坦尼研究的古人类觅食能力的案例，这些能力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潜在解决方案区域。随后我将讨论累积社会学习的认知和社会支持，以及这些支持是如何及何时建立起来的。这些例子包括：
◆ 试错学习的案例。试错学习是非常危险或代价高昂的，甚至是致命的。至少可以说，通过试错学习来了解蘑菇的可食性需要非常谨慎。我之前提到过，彼得·希斯科克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通过个人试验来学习石器加工技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错误的敲击会导致尖锐的碎片四处乱飞（Hiscock，2014）。制作者可能会失去一只眼睛，可能会受到严重而危险的切割伤。他认为，石器加工技能的获得不仅需要个体进行社会学习，而且需要示范者主动教学。为了降低学习成本，主动教学是必要或接近必要的，因为主动教学成本低，效益高。试验的成本和获得目标技能的难度都有力地表明，阿舍利石器加工技术通常是在那些掌握技术的人的主动支持下获得的。
另一个非常鲜明的案例是航海，虽然这是近代发生的事情。在海洋岛屿之间的试错航行几乎就是自杀，为了确保海洋航行技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传承，一些岛屿文化对此投入很多。马绍尔群岛就是如此。马绍尔群岛地处大洋洲，由一个个分散的岛屿组成，这些岛屿几乎完全不在彼此的视线之内，是典型的小岛屿、大海洋环境。从传统上来说，在它们之间航行依赖于天文技术和海洋技术，海浪模式应该隐含着方向信息。这些航海技能部分是通过一些船员的经验指导获得的，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详细的公开性教学获得的。这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技术：根据海浪模式制作的棍子和绳子模型（Genz，Aucan et al.，2009）。刘易斯更广泛地讨论了原住民不借助仪器在太平洋航行时所面临的挑战（Lewis，1972）。
◆ 特别无法容错的案例。这种案例只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偏离这一正确方法就会导致一无所获的失败。当误差需要适当校正时，通过试验进行学习效果最好，通过逐次逼近可以找到最佳方法。尽管用硬木头做成的尖头挖掘棒在重量、操控性和平衡感等方面表现更好，而且使用效率更高，但是女性也可以使用劣质的挖掘棒。她可以从一个挖掘棒的粗糙雏形开始，逐渐改进它，在下一次迭代中对低效的地方做出针对性改进。对于像弓这样的复合工具来说，以这种方式摸索出一个好的设计要困难得多。弓身可能没绑好，弓弦可能会扯断，弓身木头可能会裂开，箭头可能会脱落，但这些失败情况意味着他们已经做出了补救。此外，这些失败将导致弓根本不起作用，而不是劣质但仍能用。北方高纬度地区的许多觅食技术在很多方面都是无法容错的。例如，衣服必须合身，必须能防风雨，必须结实。因为对他们来说，失败的代价非常高（Gilligan，2007a，b）。同样，他们的船只——皮艇和皮筏，是由多个部件组成的，如果要使船只具有水密性和平衡性，这些部件必须能精密地装配在一起。类似的案例不仅无法容错，错误的代价也很高，海上航行中的失败可能是致命的。制作弓的原材料（兽皮、木材、骨头）的供应也有限。这些都不是对“能有多难”的试验的回报。
◆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技能因为学习量巨大而无法通过个人学习获得。我在前面讨论过这类案例。例如，觅食者非常了解周围环境，通常可以识别数百种植物。考虑到其他事情对时间和精力的要求，没有人可以，也不可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敏锐的观察和记忆，就建立起当地植物的信息库。尽管信息库中的每一项都可以单独学习，但是，已知的古人类觅食者的认知资本／信息库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一个觅食者部落可以从零开始构建它。这些信息库都是通过上一代的保存和逐渐积累建立的。更久远的觅食者可能也是如此。依据这类例子，罗伯·博伊德（Rob Boyd）和皮特·里彻森（Pete Richerson）说明了人类依赖文化学习的事实：他们详细描述了一个又一个欧洲探险家在一些地方探险时以悲剧收场的案例，而当地人依靠他们积累的信息资本在这些地方如鱼得水。
◆ 最后，很明显，社会学习对于部落本身的习俗、规范、风俗、仪式、语言和象征物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当象征物变得更倾向于约定俗成和随意，且象征意义减弱时，更是如此。对于已探明的古人类觅食者来说，这种具有文化意义的象征物大量出现且因果不透明，而且越来越重要，但是，就亨里奇关于因果不透明与社会学习的重要性的联系观点来看，这是一个特例。直觉的因果推理很少会破译仪式的功能或盾牌上特殊图案的含义。人们可以猜测那些是什么，但错误的代价通常相当高，而且含义的可能性也很多。事实上，塞西莉亚·海斯认为，模仿学习的主要功能是学习部落的社会标志，而不是它的实用技能（Heyes，2013）。
约瑟夫·亨里奇认为，当面临的挑战因果不透明时，社会学习非常重要。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木薯的处理过程（Henrich，2016） 58-59 。
木薯既是一种优质的淀粉主食，也是一种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的作物。但木薯需要去毒才能食用，而给木薯去毒是一个漫长、费力且极不直观的过程。人们必须首先给木薯刮皮、碾磨和漂洗，以将纤维从木薯浆中分离出来；再将木薯浆煮沸、至水分煮干，将得到的淀粉放置几天；然后就可以安全地烘焙和食用了。在处理工序的开始，木薯味道发苦，无法品尝，但是在毒性最终去除前，苦味就会消失（同样，错误的代价也很高）。淀粉源通常具有化学防御成分。洛夫（Love，2009［1936］）描述了给露兜树果实去毒的复杂过程。同样，苏铁种子很大且产量也高。我的私人土地里就生长着苏铁，每个球果可以产出超过10千克的种子，但是必须将毒素从种子中去除（Beck，1992）。这是一个因果配方被准确传递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因果关系通过效仿而不是模仿被准确地传递下去。效仿可以让初学者接触流程中的每个阶段，而不仅仅是最终产品。初学者在给木薯去毒时，必须注意木薯在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至于果肉是如何被磨碎、砸碎或者浸泡的则无关紧要。
从上新世和更新世之交到更新世晚期，社会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它的支持机制都发生了改变。也许除了奥尔德沃人这个特例，上新世人类很可能都是进行社会学习的，因为与个人学习相比，社会学习可以更有效地学习信息和技能。他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义的学习能力、多功能的认知机制（如认知控制）以及成体对幼体学习环境的间接影响，也许还有对幼体的注意力和成体的容忍程度的轻微调整。社会学习依赖于公共信息。在大约200万年前，直立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但可能只是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做出了改变。阿舍利石器加工技术就是这种改变的证据，也许这也是人类驯化火的第一阶段的证据。有证据表明，在大约180万年前就出现了伏击狩猎。这意味着当时出现了一种考古学上未知的木矛技术，可能还有其他软材料技术。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直立人已经了解其目标动物的自然史和可能反应。用短程武器狩猎大型动物取决于对猎物和栖息地的深入了解（Binford，2007）。此外，伏击狩猎需要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用短程武器狩猎大型动物不仅需要专业技能，还需要协调能力。狩猎数量正在增加，如果直立人使用一种简单的原始语言进行协调，那么任意社会规范的文化学习就有了立足点。在更新世晚期，人类的生活方式依赖于信息的代际流动，成体的能力依赖于只能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