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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拥有强大的基因和文化适应能力，可以支持广泛的、高质量的文化学习。虽然这一论点已有广泛共识，但是关于人类适应能力的特征，仍存在很多争议。史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
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心理适应由认知模块组成，基因决定了模块的特定目的，每个模块都能使我们的学习适应特定的任务和环境（Barkow, Cosmides et al.，1992；Sperber，1996；Pinker，1997；Mercier & Sperber，2017）。虽然托马塞洛对人类文化所依赖的适应能力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也认为，人类在基因上适应了文化学习和彼此协调行动（Tomasello，2014，201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塞西莉亚·海斯认为，虽然人类的注意力和驱动力是由基因决定的，但其在文化方面的认知特化（cognitive specialization）（如语言和心智理论）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Heyes，2018）。如前所述，我的观点与海斯接近，但更强调基因-文化协同演化在构建这些认知专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此外，我还强调学习环境的重要性，这种学习环境是根据适应性构建的，以支持我们获得关键能力（Sterelny，2003，2012）。虽然我认为现代人类的心智在遗传层面上已经适应了文化学习，但是只有在文化学习已经变得重要的环境中，才会出现关于这种文化学习的基因适应。因此，关于人类文化学习演化需要做出解释的是，无论是遗传层面，还是文化层面上，学习是如何在发生适应文化学习的演化之前变得至关重要的。一旦文化学习可靠地支持了对生命的延续至关重要的关键技能的传递，就会出现基因适应的选择，以使学习更可靠、更省力。这为正反馈建立了一个有利的平台：更可靠的社会学习使更多信息通过社交渠道传递成为可能。反过来说，如果这些信息对初学者的生活前景非常重要，自然选择将倾向于有利于使文化学习更可靠或更省力的基因和文化变化。这为进一步利用社交渠道等途径提供了可能性。但请注意，这只是“如果”和“可能”。这是一个可能“熄火”的引擎，它取决于学习内容的重要性、基因适应能力对学习效率的提高程度，以及效率提高带来的适应度的回报。例如，如果要学习将小火苗变成能使用的火源，一名幼体只需要10次而不是20次尝试就能学会，这可能不会对其适应度产生影响。
没有对社会学习的适应能力，却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学习，听起来就像一顿不可能存在的免费午餐，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个人学习和解决问题的适应能力强化了社会学习。上新世古人类可能非常擅长学习和解决问题，因为学习对依赖以下两点的任何生活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是机动性，指人类要开发的各种资源会随着空间和时间而变化。第二是高价值且难以获取的资源要求觅食者拥有定位、捕获和处理目标的技能。由于资源的机动性，觅食者不可能预先掌握这些技能。此外，机动的觅食者需要大量的信息：他们要对自身开发的所有资源都了如指掌。如此，古人类演化成了那些高度机动的、高价值且难以获取的资源的觅食者。高价值资源的机动性和期望值是分等级的，依赖于这些难以获取的资源的生活方式渐渐出现在上新世的一些古人类谱系中（Pickering & Dominguez-Rodrigo，2012）。在上新世和更新世交界时期出现的能人，至少在形态上有希望获得高价值资源。为了适应这些高价值资源，他们的牙齿和下颌骨变得更轻巧（Wrangham，2009）。
我们猜测，这些古人类拥有使自己成为优秀学习者的能力，其中的许多能力使社会学习变得与个人学习一样容易。认知控制能力（executive control），即保持专注、抵御分心的能力，同样有助于社会学习和个人学习。各种形式的记忆能力，工作记忆、语义记忆、情景记忆、肌肉记忆等，也有相同作用。因果推理对个人和社会学习都有帮助，它能帮助初学者预测和理解他人行动的结果，如一个人用软锤敲击石头的结果。用概念表示周围事物的能力也是如此，即通过概念实例之间的因果或功能相似性，而非感知相似性来定义的概念。以锤子的概念为例，不同的锤子看起来或摸起来都不一样，但如果你明白功能性定义的概念，就更容易理解锤子的重要性。我们猜想，与其他类人猿相比，从上新世到更新世过渡期的古人类和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在总体上最少要比其他类人猿普遍更擅长学习。
我们已经知道，古人类有很多东西要学，作为全面且机动的觅食者，他们会瞄准那些有价值但分散难觅的、隐藏的或有攻击性的目标。社会学习的投入可以降低寻找目标的难度。首先，社会学习可以缩小搜索范围。例如，如果通过社会学习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石头作为工具，或者在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石头，古人类就可以把搜索范围集中在正确的地方或者正确的物品上。其次，社会学习可以用社会通用的错误提示信号向其他人发出提醒——“不要碰那个”，来代替世界的错误提示信号。这有时并不需要明确的沟通。例如，幼体可能会注意到成体听到新声音时恐惧的表情。见多识广的成体经常会透露一些信息，而机警的幼体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再者，社会性习惯可以使学习的试验舞台更加安全。弗兰克·马洛描述了哈扎人的做法，他们会确保几个成体结伙在营地过夜（Marlowe，2010），这可以使捕食者远离他们，使幼体在周围探索时更安全。最后，关注他人的尝试可以将错误的成本分摊到群体身上，每个个体都可以从他人或自己的错误和成功中学习。即使在个人学习非常有效的情况下，社会学习通常也更快或更省力。
综上所述，我们的任务是，解释那些优秀的全能学习者是如何开始专注于社会学习，然后适应社会学习的。我们将会发现，随着社会学习更加高效，物质合作也变得获益更多，这强化了古人类对高效社会学习的选择。在古人类特化出对文化学习的适应能力之前，有三个因素使专注于社会学习这一转变成为可能。第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优秀的学习者在社会学习方面表现良好。第二，社会学习可以是间接的。如果子女伴随父母成长，父母对工作和休息地点的选择将为子女通过试错进行探索构建环境。因此，一旦制作石器成为能人觅食的关键组成部分，他们的孩子就会接触到可以找到原材料的地方和那些原材料。第三，作为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成体为其后代提供了拥有信息资源的学习环境。许多所谓的社会学习实际上是混合学习，即社会性增强的个人学习。能人的幼体有机会摆弄坏掉或磨损的石器，摆弄剩余的石器（圆石子上可以敲击出大量的薄片），摆弄没被使用的石器。
这些因素构建了一个文化学习的平台——一个更有针对性的选择认知和动机因素平台。最初，这些因素可能非常简单。其一是调整注意力。如果子女发现父母的活动很有趣，就会密切关注父母的活动，他们的学习也会更有效。同样，父母动机的一点小小的改变，比如仅仅是允许孩子靠近一点，就会使他们自身成为更有效的信息来源。这些动机和注意力的简单改变，使初学者能够发现成体行为所产生的更多信息。其二，成体行为的产物是潜在的信息资源，这被称为效仿学习。其三，众所周知的是，成体行为本身也是如此，即使他们只是在使用，而不是展示他们的技能。黑猩猩不擅长模仿学习，即通过观看示范者的动作序列来学习。但是它们还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学习的，早期古人类不太可能比黑猩猩更差。最后，成体可以积极地支持幼体的学习，而不是仅仅允许他们出现在自己身边。彼得·希斯科克认为，成体积极的支持可能有很深的根源，因为一名称职的指导者可以大大降低初学者制作石器的学习成本，同时，对指导者而言，增加的指导成本也是合理的（Hiscock，2014）。这就是教学演化的选择。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基因适应是由一种特定技能（比如敲击）的重要性所驱动的，平台的构建不仅仅是为了那些驱动认知变化的重要技能，也是为了其他技能的社会学习。如果幼体更关注成体的行为，更密切地观察他们的行为，就会增加自己学习成体所有技能的机会，而不仅仅是敲击。如果成体对在自己身边张望的好奇幼体更宽容，结果也同样如此。
文化学习的增长是渐进的，起初是基于更普遍的认知能力，最终涉及古人类的心智，具体是指文化输入的心智。但这一轨迹最初是由成体生活方式对幼体学习环境的间接影响所驱动的。这些间接影响很可能对学习任何重要的、经常重复的成体技能有利。如果成体定期带幼体去寻找地下储藏器官，幼体就会有很多机会观察成体如何选择合适的植物，有很多机会去摸、闻和品尝地上的茎和叶，也有很多机会去观察与发现植物生长的环境和类似环境。如果地下储藏器官需要被加工处理，幼体同样有很多机会可以观察（如果成体允许的话，还可以取样）地下储藏器官从植物变成食物的各个阶段。我们从古人类史中知道，以植物为基础的觅食方式不仅仅是要采集成熟的果实来食用，它对信息的要求会非常高（Berlin，1992）。植物的物种多样性通常比脊椎动物要丰富得多。不谨慎的试验可能代价高昂，当果实可以被采集时，机会稍纵即逝。地下储藏器官不太一样，因为很少有动物会将它们作为觅食目标。此外，古人类已知的觅食范围远大于类人猿（见第3章），至少回溯到直立人时期可能都是如此。事实上，这很可能适用于所有的直立行走的古人类，因为直立行走的意义在于高效的空间移动。这增加了觅食者对植物信息和空间记忆的需求。以植物为基础的觅食者面对更大的觅食范围，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心象地图（mental map），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特定的果实或种子，以及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这些食物。孩子们很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父母的指导或者与更大年龄、更有经验的孩子一起，在领地内频繁活动，从而获得了这张标注着机遇和风险的心象地图。觅食者不是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
，事实上，古人类的觅食文化显示，幼体觅食者大部分是与不同年龄的同体混合在一起的，他们探索环境时很少有成体监督（Lew-Levy，Reckin et al.，2017；Boyette & Hewlett，2018；Lew-Levy，Lavi et al.，2018；Lew-Levy，Kissler et al.，2020）。然而，更新世的成体对幼体的关注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与一群极具威胁的捕食者处于一个世界。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教训，如果创新可以带来足够的利益，足以改变成体的行为，足以重构幼体的学习环境，那么即使创新是非常幸运的偶然事件（比如早期的石器制造），其成果也可以得到传播并稳定下来。不难想象，某种幸运的意外可能会让一个觅食团体注意到地下储藏器官的价值。比如说，一场风暴或一棵倒木可能会将地下储藏器官暴露到地面上。如果这引发这个团体随后系统地收获地下储藏器官，那这个团体就会把它作为自己觅食的副产品来教育下一代。创新可能仍然是不稳定的，因为创新的扩散取决于在不同群体之间迁徙的移民是否能携带这项技能。技能的传播绝不是自发的。在类人猿社会中，迁徙一般是为了远交
，在早期古人类社会中很可能也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青春期的雌性移民才能离开她们的出生群体。正是这些年轻的雌性移民带着创新技能将其扩散出去的。这种扩散在裂变-融合体制的社会中比较容易，因为个体或小团体在各自领地内独立觅食，到夜间才聚集到营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年轻的雌性移民可以使用新的觅食技能，因为她可以独立决定在哪里和如何觅食。她可以展示自己的新技能。如果整个部落一起行动、一起觅食，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是，即使在裂变-融合体制中，创新在成为常规活动之前，通过社会学习被传给下一代还是会偶然发生。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习依赖于以成体生活方式间接构建的幼体学习环境，而对成体生活方式至关重要的一些惯常性做法，可能会可靠地传递给下一代。但这种传递是粗颗粒度的：成体技能水平的变化，即便对任务效率产生了真正的影响，也不太可能对下一代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只有很少的创新形式会稳定下来并扩散出去。为了在起源地保持稳定性，创新必须重新构建成体的生活方式，进而重新构建幼体的学习环境。要从最初的创新群体向外扩散，创新群体必须与其他群体建立联系。由此可见，定居群体之间联系的数量和特征对创新的扩散至关重要。在现代觅食社会中，定居群体是开放的，群体之间的成体有很多互动，这使得创新有可能扩散到更广泛的部落。类人猿的定居群体比较封闭，主要是通过亚成体的扩散联系在一起。这限制了创新的扩散。要使一项创新在没有成体互动的情况下得到扩散，亚成体必须有能力并能够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因此，需要合作的创新，例如用网捕鱼或狩猎，很难通过单个亚成体向邻近群体迁移和扩散。即使雌性移民把她的新技能带到邻近的群体并展现了出来，她的实践也必须在新环境中有规律且表现突出，才能对下一代的学习产生影响。
结果是，在古人类演化的早期阶段，只有那些被雌性个体采纳并使用的创新才有更多的扩散机会。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亚成体在离开自己的出生群体时，情况也是如此。正如罗恩·普拉纳指出的那样，在裂变-融合的环境中，在社会认可父权和父亲主动参与孩子的成长之前，孩子们会和母亲一起觅食，雄性对子女的抚养环境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如果只有亚成体雄性的扩散，创新扩散的前景就更差了。即使生殖合作随着直立人或更早的古人类的出现而演化，古人类婴儿的替代照顾者也很可能以雌性为主：祖母、母亲的女性亲属，或者是群体中学习过照顾婴儿基本知识的雌性亚成体（Hrdy，2009）。因此，只有在个体确定了其日常觅食习惯的情况下，这些与雌性相关的创新才有机会扩散到邻近的群体。如果群落作为一个整体迁移和觅食，一个亚成体移民几乎没有机会影响族群的活动习惯和活动模式，因此，任何新技能都不太可能以改变群体内幼体经验学习的频率和影响来展现。这就解释了在前文中提到的模式：古人类同时依赖于从一小部分社会学习中获得的、具有挑战性的技能和非常缓慢的创新速度。要打破这种模式，需要进行两种完全不同的改变。一是提高定居群体的社会学习效率（创新速度也许会有所提高），这是下一部分的重点内容；二是定居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我们将在第3章中谈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