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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个主体共同行动时，通常会产生协同效应。他们的集体产出会大于像孤狼一样的个体行动产出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是可以获益的。这种获益可以是集体行动的结果：一群麝牛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可以击退狼群的袭击，而对任一麝牛来说，单独面对狼群都是极其危险的；同样，相对于一只狼来说，一群狼杀死一头牛会更加安全。获益也可以是优势互补和劳动分工的结果。社会性昆虫群落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但在劳动分工和等级分化的调节下，这种群落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的个体行动。在许多觅食社会中，劳动的性别分工对集体是有益的，因为它使两性能专门针对不同地方的不同的目标，选择合适的工具和技能（O’Connell，2006）。如果两性都以同样的资源为目标，这些资源会消耗得更快，而其他资源则无人问津。从防范环境中不可预测的变动的角度来看，合作有助于风险管理。如果一个群体允许另一个群体的人在其歉收的年份到自己的领地内觅食，作为回报，这个群体也有权在自己歉收的年份到对方的领地内觅食，这样双方都可以抵御环境风险。如果“你”在“我”生病或受伤时与“我”分享资源，而“我”也会在相同情况下与“你”分享，那么“我们”都会得到保护。任何特定形式的合作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这种合作可以获益，以及这种形式的合作是如何从一种不合作或合作较少的状态逐渐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利益产生问题。
合作的定义也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合作是稳定的。众所周知，在许多合作互动中，虽然相比于所有主体都不合作的情况，他们都合作会获益更多，但如果某个主体不合作而其他主体都合作，那么，这个主体会比其他主体获益更多。因为合作行为通常有成本，如风险成本、体能成本、机会成本。然而，合作互动的获益通常并不要求每个获益主体必须承担他们所应分担的全部成本。事实上，在集体行动中，如果存在一些冗余（例如，不是每只狼都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获益的结果会更加稳健。否则，集体行动只有在完美协调的情况下才能获益（Birch，2012）。著名的演化诱惑——背叛或搭便车行为（free-ride）由此产生，即自己受伤时接受帮助，别人需要帮助时却吝于付出。这就是利益分配（distribution-of-benefit）问题（Calcott，2008）。一旦有主体开始欺骗他人，其他主体也会这样做，合作就会受到破坏。利益分配必须能激励进一步的合作，这些不受控制的搭便车行为对合作的负面影响让现代社会深陷迷局。在大型的人类社会世界中，我们依赖合作来获取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Seabright，2010）。然而，这也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少数精英攫取了巨大份额的社会盈余。矛盾的是，现代社会似乎将广泛的合作与猖獗的搭便车行为结合在一起。我们将在第4章中解开这个谜题。
虽然合作失败的次数多得惊人，但现代人类显然已经解决了利益产生和利益分配这两个问题，尽管是以片面或者错误的方式解决的。与大多数哺乳动物甚至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非常善于合作。从漫长的人类演化史来看，这一点千真万确，几十万年甚至是几百万年以来，人类一直是负责任的合作者。本书讲述的是在解决利益产生和利益分配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古人类文化所起到的作用。在人类的整个演化史中，随着合作更加普遍，人类变得更加依赖文化；随着文化印记的加深，人类变得更加乐于合作。而古人类就是极具合作精神且极具文化内涵的灵长类动物。
现代人类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历史、习俗、传说和集体经历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我们不仅仅生活在特定的集体，且自觉地认同我们所属的集体，并通过服装、口音和其他标志来彰显这种认同。我并不否认这种丰富的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但本书主要是在更世俗的意义上论述文化。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能做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想要的，都是从其他古人类那里学来的。在大约700万年
的古人类历史中，文化学习在古人类脑中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文化”了。
当博学者帮助寡闻者时，文化学习就是信息共享，而共享信息就像共享其他资源一样，是一种合作形式。在古人类演化的早期，许多社会学习可能只是成体活动的副产品：大范围的信息共享创造了公共信息，而信息较少的人利用了这些信息。例如，幼体和母亲在一起时，会有很多机会看到母亲如何辨认食物、危险和自己的盟友。大概200万年前（Hiscock，2014），当信息拥有者开始主动促进这种信息的利用、分享他们知道的信息时，古人类谱系就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在这次转变过程中，人类谱系文化学习的增长既是一种合作形式的扩展，又是一种合作的放大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享信息和共享技术使集体行动和其他更直接的物质合作更加强大，并为控制搭便车行为的威胁提供了工具。这些信息共享的物质利益一旦确立，就会促使人类选择使文化学习更加可靠的认知能力和社会互动。
如前所述，古人类从类人猿中分化出来是通过那些起初微小的差异之间的正反馈循环实现的。其中一个循环就是信息共享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之间的循环。一种形式的合作的扩展往往会为另一种合作开辟空间。因此，作为古人类繁殖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可能是早期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生殖合作通过让幼体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来源，为他们进行社会学习开辟了更多的空间（Burkart, Hrdy et al.，2009）。直立行走增加了生殖合作的益处，因为一旦古人类直立行走，幼体就不能再安全、方便地骑在他们的背上了。这样一来，某种形式的“照看”就变得非常有益，尤其是当古人类婴儿在出生时变得越来越发育不完全时。在获取资源方面的合作也是如此。也许在上新世晚期，即上新世和更新世之交，古人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合作觅食为中心，以获取高价值资源为目标（Thompson, Carvalho et al.，2019）。这些资源通常难以发现或难以获得，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动物会通过积极防御、强化和完善逃避程序、伪装隐藏以及栖息在远离人类的地方来保护自己，植物则利用像尖刺和硬壳这样的物理方法和一些化学方法来保护自己。这些资源的获取需要合作、技术和专门知识的结合。
仅举一例说明，在有季节性特点的亚热带地区，许多植物通过增加地下储藏器官（underground storage organ，USO），如块茎、球茎等，来抵御干旱。它们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丰富的潜在能量来源（Laden & Wrangham，2005；Wrangham, Cheney et al.，2009）。想要采集它们，觅食者必须能正确地辨认这些植物。这并不容易，因为在气候干燥的地区，这些植物的茎都很不显眼且难以区分。人们必须先把它们挖出来才能识别，而这需要一根结实、锋利的掘土棒。被挖出来后，许多地下储藏器官需要经过加工才能被食用。在合适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大量获得这类食物，但真正获得并食用它们费时费力。大中型猎物的肉、脑和骨髓显然也是如此。无论是直接狩猎还是掠夺其他觅食者的猎物，都需要一定的武器和狩猎技能、对目标动物栖息地和习性的详细了解以及觅食者之间的合作，至少在远程抛射技术发明之前，合作是必需的。然而，有效地获取资源，加上觅食者的有效集体反应，使人类寿命变长成为可能，这给予幼体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技能和获得信息，给予成体更多的时间来磨炼技能，并通过经验增加信息存储（Kaplan, Hooper et al.，2009）。有效地获取难以获取但存量丰富的资源，文化学习和因寿命延长变得缓慢的生活史，二者间存在正反馈。成体获益可以支持幼体的技能学习，进而使他们成年后的活动从幼年的学习中获益。
这一情况总体上没有争议，但在细节上存在激烈的争论，例如狩猎、采集和拾荒的作用和相对重要性，猎物大小和技能的相对重要性，文化学习的认知前提等。关于文化学习何时变得至关重要，一直存在争论（Corbey, Jagich et al.，2016；Tennie, Braun et al.，2016），这与古人类何时开始依赖石器工具的争论有关（Shea，2017）。但几乎已得到公认的是，到了更新世中期，古人类开始依赖某种技术、合作和专门知识的结合。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依赖于文化学习。这一章主要讲述文化学习如何与为什么会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如此巨大的印迹，以及文化学习在扩大合作利益方面的作用。下一章的重点是利益分配和对搭便车行为的控制，以及第二阶段的转变使搭便车行为的控制难度逐渐增加。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内容，接下来，我将对古人类历史进行简要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