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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介绍人类谱系中两个非常独特的特征的起源、详细内容和相互作用：人类对合作的依赖以及人类对文化的依赖。和许多其他特征一样，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在这两个特征上有很大的差异。在我看来，这些差异的形成是由类人猿种群中一些起初很小的差异的正反馈引发的。这些差异包括直立行走、因果推理和社会推理能力的提高、生殖合作、对工具的依赖程度的提高、饮食和觅食方式的改变。这些生活方式的微小差异相互作用，让人类与其他类人猿渐行渐远。与许多人不同，我并不认为人类的独特之处是建立在某个关键的、与众不同的创新的基础上的：不是语言，不是理解能力，也不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机动性（Mithen，1996；Deacon，1997；Tomasello，2014）。本章将从对一些方法论的评论开始，随后对分析的实证基础提出一些注意事项，最后对总体框架进行简要概述。
本书主要以叙事的形式展开，故事从我们遥远的过去，即人类谱系（统称为古人类
）与其姊妹谱系（两种黑猩猩）分化后不久开始。这种叙事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编年史式的叙述，而且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阐释，更确切地说，书中充满了关于推动人类演化轨迹的因素的因果论断，并探讨了这些推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而，由于故事开始于遥远的过去——距今600多万年前，我们有理由怀疑，任何试图重建早已灭绝的古人类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尝试都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事实上，有些人对演化叙事，尤其是对人类演化叙事持嘲讽态度，他们认为这些“演化故事”都源于人们的“拼凑”，这些故事很容易被虚构出来，听起来似乎也很合理，却无法被验证（Gould & Lewontin，1978）。
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古生物的痕迹已经消失殆尽，越古老的生物，留下的痕迹就越稀少。那些遗留的痕迹必须通过理论得到解释，但理论本身也存在争议。即便如此，我认为本书的演化叙事还是详细、连贯和基于实证的。它确定了多个因果关系链，将觅食策略、社会结构、生活史、繁殖策略和代际文化学习
联系起来。对其中一种因素的描述，限制和影响了对其他因素的描述。这种一致性，即这些独立但又因果相连的因素之间的相互契合程度，是复杂演化叙事的重要制约，任何关于古人类起源的叙事都必须具备一致性的特征。此外，这种叙事很多都是基于实证的：如果叙事是正确的，它就可以预测祖先留下的痕迹中的模式。例如，一个因果假设将定居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增加这一社会转变，与更可靠的文化传播信息的保存关联起来。如果这个因果假设成立，那么社会转变的迹象应该与信息资本更可靠地保存和扩展的迹象一致。这两种情况的痕迹往往是微弱或模糊的，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以我在其他地方用过的一个类比为例，在派遣一名卧底特工时，情报部门必须为他编造一份“传记”，以表明这名特工过去身份“清白”。传记越复杂和合理，编造起来就越困难。且传记越复杂，特工要记住的细节就越多，保持细节的一致性就越困难。同样，传记容易受到外部检查的点越多，就越难以编造。与被有些人嘲讽的不可靠的叙事相反，有大量数据支撑的、丰富连贯的叙事其实并不容易构建，这种叙事虽然存在空白，并会受制于未来的发现，但它并不是一个拼凑的故事。
总的来说，本书使用的解释框架的实证基础反映了考古学界和古人类学界的共识，但也存在一些共识之外的观点。这里展示的人类演化的图景，以及文化与合作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建立在关于人类历史的三种有争议的观点之上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在遥远的过去，可能远至18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是出色的、乐于合作的猎人。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过对援助的交换，人类合作的性质在大约15万年前至10万年前发生了转变：从基于集体行动的合作演化为基于互惠交换的合作。这一观点并没有引发多少争议和探讨。在我看来，这种经济转变最初在非洲更为明显，随后，世界其他地区也发展出一种互惠经济。第三种观点认为，直到1.2万年前的全新世，群体间的暴力威胁才在构建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在遇到相关问题时，我将就此阐释我的观点。
虽然这里提出的叙事不仅仅是猜测，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记录存在着大量空白，早期的古人类的历史记录尤其如此。即便如此，实证记录也比人们想象的要丰富一些。例如，人类演化的化石记录比黑猩猩的丰富得多，不同的化石记录会告诉我们关于人类和黑猩猩这两个谱系的不同分布和栖息地的一些重要信息。古人类化石提供了关于古人类生活方式的丰富信息：他们的饮食；他们的身体能力，如直立行走的古人类与那些仍在树上度过大量时间的古人类相比，其手、脚和肩部结构均有所不同；他们的栖息地偏好，在古人类死亡的地方发现的化石就可以反映这一点；他们在大陆上成功扩散的轨迹；他们的生活史，如牙齿有时会揭示古人类性成熟的年龄，同位素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古人类饮食甚至移动模式的信息（Lugli, Cipriani et al.，2019）；化石有时甚至可以揭示社会组织的存在。例如，有的化石表明受伤或生病的人曾依靠他人照顾得以幸存，
有的化石则表明某些古人类因遭受暴力而死亡。除了化石本身，有证据显示，300多万年前古人类就有了物质文化并开始利用这种文化。这些证据大部分直接来自他们留下的遗址（他们的墓穴、营地、工作场所），也来自他们磨损的工具。不幸的是，这些证据受到三个重要方面的限制。第一，除非走大运，否则我们只能发现普通的人工制品和古人类活动的证据，而且时间越久远，我们的发现就越普通。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遗址会消失或退化，但不是同步消失或退化，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例如，许多更新世的海边遗址现在都在水下。第三，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们只能发现古人类对坚硬材料的加工痕迹和一些坚硬的残骸。对我们来说，石器技术既具有启发性又非常重要。一方面，制造石器既困难又危险，因为敲击石头会使锋利的碎片四处乱飞。另一方面，这也让石器制造者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材料。木材、皮革和纤维可以与石头一起加工，但这些较软的材料不能用来改造其他软材料。因此，石器技术是一项关键技术。
300万年前的遗址确实可以证实300万年前存在古人类，但只有在理论和模型的帮助下，我们才能知道过去的痕迹代表了什么（Currie，2018）。一些理论非常具体，如人工火和自然火之间的化学和物理差异；有的理论则更为通用，如觅食经济，或者不同风险管理方式下的成本和收益。利用理论和模型解析痕迹的作用，能使我们的证据基础得以扩展，因为这些理论本身必须经过当前及不久前的观察结果得到检验和校准。其中一些观察结果来自实验：某种石器可以切割什么？物体被切割后的边缘是什么样子？猎物先被宰杀又被鬣狗啃咬之后，它的一块骨头会是什么样子？反过来，先被啃咬后被宰杀的猎物的骨头又是什么样子？扔出的木制长矛能穿透斑马皮吗？多远才能穿透（Churchill，1993；Churchill & Rhodes，2009；Salem & Churchill，2016）？另一些观察结果则来自某些已知族群的觅食者和其他小规模社会。举例来说，我们之所以观察非洲南部的布须曼人
或东非的哈扎人（Hadza），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更新世生活方式的活化石。相反，正如弗兰克·马洛（Frank Marlowe）在研究哈扎人时所说，这是因为观察这些人得到的信息检验和校准了我们关于觅食经济学和觅食生态学的通用模型（Marlowe，2010）。在建立这些通用模型时，觅食者经验的多样性是很重要的。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y）的出色调查更强调了这种多样性（Kelly，2013），它对于阐明觅食经济和社会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至关重要。反过来，这些通用模型同样可以指导我们解析古人类留下的痕迹。例如，我们可以从古人类历史中了解到，在许多环境中，即使是最熟练的猎人，大多数的狩猎也是失败的。在这些环境中，资源收集是至关重要的，这可能意味着当时已经存在某种形式的劳动分工。同样，我们也可以依靠已知族群的生态经济来估计古人类觅食团体的活动范围（Kelly，2013）。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上新世和更新世的觅食经济与现代经济一样，但如果确信它们是不同的，我们需要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它们不同。
简言之，试图弄清楚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以及这些生活方式如何成为我们当今生活方式的基础和跳板，这项任务具有挑战性，但也并非毫无希望。
本书以我以前的研究工作为基础，即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演化、支持各种形式的社会生活的认知能力的研究。本书尤其依赖人类认知具有可塑性这一观点。人类有能力获得没有特定基因对应的新技能，并且可以重新定位现有的认知回路以适用于新的目标。这种适应可塑性可以使我们的祖先获得新的能力，这些能力有时非常重要，足以重塑我们祖先的生态位
，制造石器和人工取火或许就是改变生态位的新技能。一旦生活方式改变，作用于这些古人类的自然选择的压力也会改变，并最终改变他们的基因构成。这一过程在古人类演化过程中不断重复。所以我同意，基因-文化协同演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是人类生物学的基础，并通常以与人类认知相关的方式，通过行为创新发生改变。这种行为创新是人类适应可塑性的表现。用韦斯特-埃伯哈特（West-Eberhart）的话说，基因是表型变化的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这种观点虽然还不是主流观点，但也不再那么“离经叛道”（Heyes，2018；Anderson，2014）。基于古人类具有可塑性的假设，我提出两个新的观点：一个是关于合作；另一个是关于文化及文化与合作的协同演化。
本书围绕一个独特的四阶段模型展开叙述，每个阶段都以同时代生命体所依赖的独特的合作形式为标志。第一阶段的标志是优势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制度的压制，这种制度是早期古人类从类人猿祖先那里以某种形式继承下来的。优势等级制度的压制使依靠集体行动来稳定和扩大觅食成为可能。该论点与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观点部分一致，他也认为具有即时回报的集体行动在古人类演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Tomasello, Melis et al.，2012；Tomasello，2016）。第二阶段是从以即时回报互助（mutualism）为基础的觅食经济，向直接和间接互惠（reciprocation）越来越重要的觅食经济过渡。这种形式的合作虽然仍然非常有利可图，但其稳定性更依赖于新的文化和认知工具。第三阶段是随着定居群体彼此联系，更大的群落形成了，合作的社会和空间规模随之扩大，它与第二阶段是通过人为的理论分析来区分的，而不是通过时间自然区分的。然而，我们将在第3章中看到，合作的社会和空间规模的扩大，甚至对日常互动圈子之外的人被动忍让，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古人类的社会组织与黑猩猩的定居群体大致类似，那么他们就会对外来者感到极度不安，在这一阶段这个问题会更加明显。因为人类定居群体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在第三阶段，随着古人类定居群体彼此联系增加，更大的关系网逐渐形成，这些关系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能比觅食群体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合作和集体行动的问题。关于这种转变的基线和时间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在第3章中，我会进一步描述这种转变。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转变都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相比之下，第四次转变，即等级社会的重新建立，受到了很多关注。在这一阶段，尽管存在不平等，但合作仍在继续，甚至扩大。人们如此关注第四阶段并不奇怪，正如我们将在第2章中看到的那样，严重不平等与继续合作的并存确实令人费解。本书借鉴了雷·凯利（Ray Kelly）、罗伯特·凯利和布赖恩·海登（Brian Hayden）的观点（Kelly，2000，2013；Hayden，2014，2018），并提供了我自己的解释，但在许多重要方面，我与他们持不同观点。本书十分重视优势等级制度的早期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规范和习俗有倾向性的代际传递。此外，本书还强调，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的机会是有限的，并解释了这些机会如此有限的原因。
这种对合作的增长和转变的分析是与文化和文化演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表述建立在《演化的学徒》（Sterelny，2012）的分析之上。我的观点部分出于一个近乎普遍的共识，即在人类谱系中，文化学习是累积的，这是晚期古人类与其他几乎所有动物在文化学习方面的关键区别。我也接受这样一种共识，累积文化的一种形式，即现有能力的渐进式改进，取决于信息的高质量代际传递。然而，我在两个相关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高质量的文化学习并不依赖于特定的认知适应，而且信息的高质量代际传递对累积文化的重要性被夸大了。
首先，我对累积文化依赖于某一种特定的认知适应持怀疑态度。此处的认知适应是一种使累积文化成为可能的认知突破。因为在我看来，信息的高质量代际传递并不依赖于高质量的个体学习。例如，让一名亚成体学习制作黏合剂（但这种黏合剂只能通过精确的程序进行制作），然后让他学习用这种黏合剂将物品点粘在木柄上。这名亚成体可能有很多机会观看专家的示范，并偷偷地从同伴那里获取信息。因为在觅食者的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公众视野之下（Hewlett, Hudson et al.，2019）。这名亚成体可能有很多机会去尝试，并通过试错补充来自社会的信息。即使在特定的学习过程中，信息中也有很多杂音，但如果下一代从社会或者他们的长辈那里获得提示，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错误，并且能得到动力和外力的支持来发现和纠正错误，那么信息的代际传递也可以是高质量的。所以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实现信息高质量代际传递的路径有很多。因此，渐进式改进的累积文化并不依赖于文化学习的某些特定的认知适应的前期演化。我不认为准确的模仿学习或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是几代人累积文化知识的必要先决条件。很有可能，随着文化学习在古人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基因-文化协同演化使人类的心智适应了这些新的需求，让我们变得更擅长文化学习。即便如此，在这些认知适应之前，文化和累积文化在人类谱系中已经很重要。
其次，信息的高质量代际传递对累积文化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它只对一种形式的累积文化必要。累积文化常常被描述为对复杂适应能力的基因演化，因此常常只被视为现有能力的渐进式改进（Tomasello，1999；Tennie, Braun et al.，2016；Tennie, Premo et al.，2017）。这种描述过于狭隘，会导致人们过度关注模仿能力，并将其作为累积文化所依赖的关键认知能力。尽管托马塞洛和克劳迪奥·坦尼（Claudio Tennie）致力于模仿的研究，但他们通过“潜在解决方案区域”（Zone of Latent Solutions，ZLS）的概念，为累积文化演化的另一种更广泛的概念引入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如果一个主体通过个体学习就可以轻松地获得一种能力，哪怕这种能力实际是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那么其就在潜在解决方案区域内。对更新世的古人类来说，如果大多数人在幼年时就从母亲那里知道了附近水坑的位置，那么了解附近水坑的位置的分布情况肯定在他们的潜在解决方案区域内。显然，一种只能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复杂能力是在潜在解决方案区域之外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普通文化学习和累积文化学习之间的区别是：累积文化学习使主体能够获得明显超出其潜在解决方案区域的能力，而在动物谱系中广泛存在的普通文化学习，只能使这些动物在潜在解决方案区域内找到解决方案，因为用这些方案解决问题可能更快或风险更小。重要的是，累积文化的概念是通过渐进式改进来逐渐增强能力，以及使主体获得其在潜在解决方案区域之外的能力，这两者并不相同。虽然大多数能力或技术都是渐进式改进的结果，但可能都在主体的潜在解决方案区域之外，反之则不然。我们的许多能力只有通过更高效的文化学习才能获得。觅食者对自己领地内自然历史知识的丰富了解就是最重要的例证：他们的信息存储中的任何一项都很有可能通过个体学习被习得，但想要通过个体学习习得他们的全部知识是不可能的。同样，文化学习让主体能够将不同领域的信息汇集和整合到一起并相互促进（Muthukrishna & Henrich，2016），而在这种了解世界的过程中，劳动分工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累积文化学习将更广泛的学习、渐进式改进和新型重组三者相结合。这是另一个理由，可以反驳累积文化学习建立于某种单一、特定的认知适应之上的观点。
本书的其余部分描绘了一种动态图景，在这种动态中，人类谱系中文化学习的扩展，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累积文化学习，为谱系中合作的扩展和转变提供了支持。而且，这些新的合作形式反过来又使文化学习更加强大，使其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更加广泛。这就是文化与合作协同演化。
简言之，本书的论点基于以下观点而展开：大型狩猎在人类演化的早期非常重要，但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在演化后期才成为群体的严重威胁；人类独特的合作形式出现的四阶段模型；文化学习（包括累积文化学习）在演化早期很重要，但不依赖于特定目的的认知适应。现在你已经知道前方是什么，哪些是新观点，哪些是有争议的观点。那就让我们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