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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立作总是有很长的筹备期，这本书也不例外。我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时开始思考人类社会的演化，主要是为了回应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伊尔斯·萨思麦利（Eors Szathmary）的《演化中的重大转变》（ Major Transitions in Evolution ）中的问题。当时，我的核心兴趣是宏演化（macroevolution）和可演化性（evolvability），我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演化中的重大转变》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出现是迄今为止的演化过程中最后一次重大转变。而我最初的想法是以古人类的演化作为案例来探索宏演化问题和演化中的重大转变。可惜的是，研究这个案例几乎占据了整个写作过程，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花费了太多时间将骷髅从古人类的“壁柜”里挖出，而阐述理论却略显仓促。我利用生态位构建和适应可塑性在演化变异中的重要性，以及非基因遗传的性质和作用等观点，尝试阐明作为类人猿的一种，人类成为如此独特的类人猿的演化轨迹。在《敌对世界中的思想》（ Thought in a Hostile World ）一书的末尾，我大致勾勒出了这个观点的雏形，即父母代的下游生态位构建塑造了下一代的发育环境，从而使人类的进一步转变成为可能。《演化的学徒》（ The Evolved Apprentice ）一书进一步充实了这个观点，且在最后又简要介绍了更新世晚期古人类生活的转变。本书则更全面地探讨了这一转变，同时重新审视并丰富了古人类在更新世早期的“前传”，以揭示更新世晚期古人类觅食生活的复杂性。
这是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之旅，和大多数旅行者一样，我在旅途中得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两位博士后，本·杰弗斯（Ben Jeffares）和布雷特·考尔科特（Brett Calcott）为我早期的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杰弗斯对古人类演化的重大突破的怀疑态度启发了我。考尔科特对合作利益和合作稳定性做了明确的划分，他的研究影响了我对合作的看法。许多理论性工作，以及几乎所有的实验经济学工作，都假定合作利益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为什么在欺骗出现时，合作稳定性（当稳定性存在时）依旧可以保持，这一点是需要解释的。考尔科特及在他之后的乔纳森·伯奇（Jonathan Birch）认为，关于这一点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让合作发挥作用需要有影响力的社会和认知工具，而这些工具的存在才需要解释。
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与彼得·戈弗雷-史密斯（Peter Godfrey-Smith）、拉塞尔·格雷（Russell Gray）和塞西莉亚·海斯（Cecilia Heyes）的定期交流。戈弗雷-史密斯对我的特殊影响主要源于他对达尔文种群的研究，以及他对达尔文种群的范例和边缘案例的区分。这让我对文化的群体选择持更加怀疑的态度，也让我对古人类演化轨迹的原因倾向于更个人化的解释。同时他也是本书写作过程中最常出现和最敏锐的评论家。后来，罗恩·普拉纳（Ron Planer）也加入了这本书的“评论家”的行列，他有一个额外的优势，那就是他对我所从事的古人类学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可以说他对本书的出版贡献很大。而格雷教会了我多从系统发育和对比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许还稍微缓和了我关于原生适应主义（native adaptationism）的尖锐言论。和海斯一样，格雷也鼓励我进一步使用情景测试和情景构建的方法。除让我对可测试性的方法更敏感之外，海斯自己的工作也非常具有挑战性，她阐明了一种观点，即基于基因的认知适应在古人类演化中发挥的作用很小。近几年，彼得·希斯科克（Peter Hiscock）的观点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对古人类演化史的方向模型所持的深刻怀疑的态度。尽管如此，本书的整体框架还是有方向性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希望本书能对方向性的“错觉”有适当的敏感性，因为这种“错觉”很容易在材料记录中由时间偏差产生。最后，本书的最后一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特雷弗·沃特金斯（Trevor Watkins），是他一手将我从旧石器时代拉到了新石器时代，并让我直面新石器时代的挑战。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在事业和家庭方面都非常幸运。最初，我同时在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职。这两所学校都很支持我，环境很友好，工作氛围也轻松，而且有一群有能力且敬业的学生。在过去的10年里，我大部分时间待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这是一个很棒的研究基地，优秀的同事、大量的研究生和定期来访的学者进一步丰富了我的知识。我也非常感谢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长期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慷慨的资金支持。这使我有能力招收很多优秀的博士后，比如布雷特·考尔科特、本·弗雷泽（Ben Fraser）、杰丝·伊赛罗（Jess Isserow）、贾斯汀·布鲁纳（Justin Bruner）、罗恩·普拉纳、安东·基林（Anton Killin）、马特·斯派克（Matt Spike）。我的家人同样也对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如我所有朋友所认为的那样，我非常幸运地选择了梅拉妮·诺兰（Melanie Nolan）作为我的终身伴侣。虽然个中因素不足与外人道，但值得一提的是，梅兰妮比我更专注于研究。所以，当我沉溺于办公室或实验室时，她从来不会反对。同样，我们的女儿凯特也对我这些奇怪的研究十分包容，事实上，她自己也曾涉足这些学术领域。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阅读和评议本书的人：乔纳森·伯奇、卡尔·布鲁塞（Carl Brusse）、基娅拉·费拉里奥（Chiara Ferrario）、彼得·戈弗雷-史密斯、塞西莉亚·海斯、彼得·希斯科克、蒂姆·卢恩斯（Tim Lewens）、罗斯·佩因（Ross Pain）、罗恩·普拉纳、金·肖-威廉姆斯（Kim Shaw-Williams）和朱尔里·维特芬（Joeri Wittev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