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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彦彬，首都医科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第五、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首都名中医，仲景国医名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第十届委员会委员，第十一、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委。
曾任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与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医研修学院院长、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中医络病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东方医院肾病糖尿病中心主任、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内分泌科）、重点专科（肾内科）学术/学科带头人。现任首都医科大学中医代谢病研究中心主任，科技园中医药转化研究所所长，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与传承中心主任。国家一流专业中医学专业负责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络病学”学科带头人，北京市重点学科（中医学）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国代谢病防治创新联盟理事长与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常务理事兼中医临床药学分会会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北京糖代谢研究会会长等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外聘专家，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专家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中国工程院咨询专家。曾获首届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产学研工匠精神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之星、络病学研究40年卓越团队、北京市“育人先锋”等荣誉。
师承国医大师吕仁和，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40余年，先后承担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97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课题及省部级课题40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10余项。主编/副主编专著5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00余人，各级师承弟子80余人。
高彦彬出生于教师之家，祖父、父亲、叔叔均是教师，尊师重道是其优良的家风，受家庭环境影响，他从小尊师重道，虚心向学，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从事教育工作。但是之后的三件事使他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成为一位名中医，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第一件事是他小时候患了一次重病，被中医治好，从此对中医药深信不疑。高彦彬回忆说：“我上小学时患腹痛，痛得厉害，到乡镇卫生院看西医，诊断不清，建议转县医院动手术，我父亲当时非常焦急，因为不想动手术，怕我出危险，就请当时乡镇卫生院的中医看，开了两剂中药，服后肚子竟然不疼了。当时我由衷地感到中医很神奇，很伟大！长大后一定要学习研究中医。”第二件事是观看电影《李时珍》，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高彦彬回忆说：“上中学时我看了电影《李时珍》，这部电影对我人生有着重大影响。明代伟大药物学家李时珍为了编写《本草纲目》，万里跋涉，足迹遍及湖北、安徽、江西、湖南、江苏等地；‘搜罗百氏’‘采访四方’，倾听渔夫、樵夫、药农、铃医的意见；遍尝百草，甚至以身试药，参阅医药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三易其稿，用毕生心血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医药巨著。李时珍对中医药事业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我决心一生做一件事情，像李时珍那样做一个医学家或药物学家。”第三件事是他在农村长大，目睹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这使他毅然决然选择学习中医。20世纪60年代我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十分突出，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全国现有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城市占75%，农村占25%。毛主席听后严厉批评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催生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通过4～6个月的培训，掌握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常见病简单治疗方法的卫生员，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为农民治疗常见小病。尽管赤脚医生为农民提供了常见小病的急需卫生服务，但是20世纪70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并没有彻底改变，农民十分需要高水平医生。高彦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目睹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毅然决然地选择学习中医，“我当时就想，今后一定要当一位名医，为农民解除病痛”。
1978年高彦彬考入了北京中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他回忆说：“当时北京中医学院拥有一大批国内著名的中医大家，如任应秋、刘渡舟、王绵之、赵绍琴、董建华等都是我们的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他们渊博的知识、刻苦治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任应秋教授知识渊博，中医理论深厚，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点：一是治学态度严谨，钻研学术刻苦。二是治学方法。任应秋教授精读、勤写、深思、善记治学等四个环节，以及‘刻苦勤奋，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刘渡舟教授是著名《伤寒论》研究大家，也是我大学《伤寒论》的主讲老师之一，大学学习《伤寒论》的同时，我认真学习了刘渡舟教授主编的《伤寒论通俗讲话》《伤寒论十四讲》，这两本书有理论、有临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刘渡舟老师强调临床应用经方要善抓主证、善抓病机、灵活运用，对我临床辨证治疗各种疾病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治疗疑难重症。赵绍琴教授生于北京三代御医之家，是《温病学》大家，也是我大学《温病学》的主讲老师之一，他认为，温病的本质是郁热，卫气营血皆然，治疗温病必须贯彻宣展气机、透邪外达的治则，不可徒执清热养阴，遏伏气机。他临证重视脉诊，提出了诊脉八纲（浮、沉、迟、数、虚、实、气、血），浮、沉言病机之趋势，迟、数言病性之寒热，虚、实言邪正之盛衰，气、血言病位之浅深。赵绍琴教授诊治温病的学术思想及诊脉八纲对我临床诊治内科杂病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绵之教授是《方剂学》及临床大家，也是我大学《方剂学》的主讲老师之一，他讲课逻辑严谨，表达精准深入，他讲麻黄汤、大承气汤的配伍十分精彩，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王绵之教授医术高明，临床疗效好，我上大学暑假的时候生病了，服西药治疗两周不效，请王绵之教授开了一剂药就好了。董建华教授是中医内科大家，尤其是对脾胃病及温热病的诊治有独到之处，他治疗脾胃病主张通降并调理气血，治疗温热病强调宣展气机并重养阴。董建华教授提出‘通降论’‘气血论’‘虚实论’的学术观点，对我临床辨证论治脾胃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王永炎教授是中医脑病大家，他通过对缺血性中风系统临床观察，总结了中风病证候演变、辨证治疗、调摄护理的规律，提倡中风病急性期痰热证、痰热腑实证采用化痰通腑汤与清开灵注射液静脉滴注疗法，提高了临床疗效，减轻了患者的病残程度。他对中风病的辨证论治经验对我临床治疗糖尿病合并中风病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在五年的大学学习中，高彦彬学习了中医四大经典、中医核心课程、中医临床课程，他不仅认真学习大学课程，聆听大师的讲课，而且利用假期博览医籍，奠定了其中医理论基础；高彦彬临床学习十分勤奋，白天实习，晚上整理笔记，无论是基础还是临床，勤奋刻苦与善于汲取老师的学术经验是他学习的特点。高彦彬总结说：“大学五年，我聆听大师授课、刻苦学习，博览医籍，奠定了我的学术根基。老师们的学术经验对我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高尚的医德、大师风范，为我今后为人治学、为医为师树立了典范。”
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是高彦彬的硕士、博士生导师，高彦彬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受到了严格的临床与科研训练。
吕仁和教授是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毕业生，他师承深厚，为施今墨、祝谌予、秦伯未先生门人，治学严谨，钻研学术刻苦，是国内著名的中医糖尿病与肾病专家。高彦彬回忆说：“吕仁和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一是加强临床技能训练。老师要求我们独立管病床，每周跟导师门诊两次、独立出诊一次。记得假期的时候科里没有学生，我与另外一位研究生两人管理38张病床，一个人管19张病床，一天要接诊2～3个患者，要写近2万字医疗文献，每天在病房工作到晚上11点才能回宿舍睡觉。二是重视科研能力培养。老师让我们参与他主持的科技部‘七五’攻关课题研究，鼓励我们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在我读博士期间，由于科研的需要，我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进修了分子生物学，多次听取生命科学学院举办的国内外学术讲座。”
读研究生时高彦彬做了两件重要工作：一是总结整理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从1957年建院到1986年近30年的糖尿病患者的住院病历，从600多份病历中总结出了东直门医院糖尿病中医证治规律，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糖尿病558例临床资料分析》，提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气阴两虚、络脉瘀阻的基本病机及益气养阴、化瘀通络的治法。二是系统整理了糖尿病的中医文献，他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查阅了全部中文医学期刊从创刊到1986年有关糖尿病的中医文献，把握国内中医药防治糖尿病研究进展，后在《中医杂志》发表了两篇（中文和日文）中医治疗糖尿病进展综述，出版了《糖尿病中文文献索引》。
高彦彬在总结研究生学习时说：“研究生学习使我学到了导师吕仁和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心有大爱的高尚医德、诊治糖尿病与慢性肾病的丰富经验，同时受到严格的临床与科研能力训练，通过参加国家攻关课题研究、赴北京大学进修分子生物学、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听国内外专家学术报告等，拓宽了学术视野，提升了我的科研能力。”
高彦彬大学毕业实习在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他热爱临床、勤奋好学、博采众长。他多次聆听董建华教授的学术讲座及跟随董建华教授大内科查房，学习董建华教授提出的“通降论”“气血论”“虚实论”的学术观点，并以此指导脾胃病的辨证论治；他多次聆听焦树德教授的学术讲座及跟随焦树徳教授查房，学习焦树德教授补肾散寒、祛风通络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经验；他多次聆听王永炎教授的学术讲座及跟随王永炎教授查房，学习王永炎教授化痰通腑法治疗中风病急性期痰热腑实证的临床经验。
自1985年起，他师从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攻读硕士、博士生研究生，几乎24小时待在医院，独立管病床，每周跟导师门诊两次，独立出诊一次，其余时间在病房管理病床。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工作，先后在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心内科、神经内科轮转3年，并参与医院病房二线值班，提升了他处理急危重症的能力。后到肾病内分泌科跟随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抄方、查房、工作15年，并担任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内分泌科）学术带头人。1985年至2000年，高彦彬教授在东直门医院扎根临床一线，全面继承了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诊治糖尿病与慢性肾病的学术经验，临床诊疗水平明显提升；2000年至2010年，他创建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并任主任，同时任肾病糖尿病中心主任，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肾内科）学科带头人，他扎根临床一线，带领内分泌与肾内科的学科团队奋力拼搏，加强学科团队、人才培养与医疗质量内涵建设，使科室医疗、教学、科研水平快速提升，内分泌科与肾内科也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专科。2010年高彦彬教授作为引进人才到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主管学科建设及科研工作，但他始终坚持每周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出专家门诊、带教学生。
40余年来，高彦彬教授先后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方医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长期临床实践提升了他的临床能力、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高彦彬总结说：“40余年来我的工作大概分为两个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三个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即东直门医院、第二临床医学院即东方医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但是坚持每天学习、坚持中医临床是始终不变的工作。40余年我勤求古训、博采众长，临床实践不仅提高了我的临床能力，长期的临床实践检验及总结还逐渐让我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在中医核心理念上有了新的认识，在中医药防治慢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及慢性肾病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
高彦彬教授本科毕业后留校，在任应秋教授指导下进行中医文献研究，其间博览医籍、传承任应秋教授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师从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工作，跟随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抄方、查房、工作15年，后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全面继承了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诊治糖尿病与慢性肾病的学术经验；2000年至2010年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肾病糖尿病中心主任；2003年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首届优秀临床中医人才项目，三年期间聆听了邓铁涛、任继学、张琪、路志正、李今庸等20余名全国中医名家讲课，不仅跟随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学习，还游学向国医大师廖品正、南征教授，全国名中医张发荣、吴以岭教授等学习。临床中还学习了施今墨、祝谌予等名家治疗糖尿病经验，邹云翔、张大宁等名家治疗慢性肾病经验。
高彦彬在总结跟师学习时说：“中医名家拯危济羸，医德高尚；沉耽典籍，学识渊博；长期临床，医术精湛。中医名家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作为‘人师’，他们的文化精神、道德修养、为人为医的品质，通过临床带教，潜移默化影响着学生的医学人生；作为‘经师’，他们的经典理论、临床思维、诊病辨证思路、选方遣药经验，通过临证为学生指点迷津的方式，提高了学生理论水平，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提升了学生的临床思维和临床技艺。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我有幸跟多位中医名家学习，不仅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提升了我的临床诊治水平，而且他们的文化精神及大师风范，深刻影响着我的医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