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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生病，是找村子里面一个老中医看病。那时候我就特别奇怪，这个老伯，给我们摸一摸、问一问，怎么就能够写出这么一张方子呢？我父母怎么就写不出来呢？这种疑惑，现在看来非常幼稚，但可能给我埋下了一颗宝贵的种子，就是探究中医看病的奥秘的心理，这可能使我学医学得比较深。
我在大学读的是中医系，也要学习西医的课程。毕业之后分配到一个综合医院，在很多科室都待过。我初入临床的那几年，因为科室划分的关系，主要是用西医看病，后来才到了我现在供职的医院的中医科。回想起来一直很遗憾自己的中医之路有不少的坎坷，但这种经历对我临床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用中医看病，但我知道从西医角度看是怎么回事，这就让我能够尽量规避西医的一些缺陷，并尽力把中医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我的临床经历，让我可以比照地识中医，用中医，对中医治病的真谛有些独到的感悟。
关于中医的真谛，有很多学问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把它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那中医的真谛就太深、太多，也会太玄，我所认识的中医真谛只有一个字——理。我认为这理包括四个重要层次。
一是医学之理。古人在疾病的诊疗实践中，对病机、病理、病因等形成了一些认识，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完善、修正，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学理体系，一个医生，如果不掌握这个基本的体系，看病就无从下手。掌握医学之理的核心在于精。
二是现实之理。什么意思呢？从宏观方面说来，任何疾病都有时代烙印，所以中医有“时病”之说。我们的古圣先贤，无论他们多么智慧，都不可能预知几百年、上千年以后的事情，岐黄（岐伯与黄帝的合称，《黄帝内经》中有不少内容是以黄帝问、岐伯答的体裁写的，人们把岐黄作为中医的代名词）如此，华佗如此，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无不如此。从微观说来，某一个疾病都与当下的环境有关，一个好的中医，一定会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不会直接搬用古人的经验。
三是患者之理。说白了就是患者的实际情况。中医看病，要看患者是为什么得了这个病，然后才能回答怎么办，而每一个个体截然不同，所以诊断的结果也是千差万别的。中医看病更强调因人而异。曾经有一个实验，在一个流感季节，组织七个感冒患者（经过了筛选，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感冒症状等有一定的搭配），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分别找一个西医专家和一个中医名家看病，最后把方子拿来进行比对研究，最后发现西医专家开的方子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中医开的方子则完全不同。
四是综合了上述三个“理”的一个“总理”。这个“总理”存在于医生的脑子中，也构成了千千万万医生的差别。形成医生脑中“总理”的三个决定因素——医学之理、现实之理、患者之理，我认为各有偏重。 把握学理贵在“精”，如果你学的都似是而非，看病必误人不浅；把握现实之理贵在“紧”，水平高的医生必会考虑当下几乎眼界所及的环境因素；把握患者之理贵在“近”，这个“近”，不是要医生到患者家里和他一起生活，而是要通过望闻问切，最大限度地了解患者的信息。
我们设身处地地分析一下，其实医学的发展路径是很简单的。最早的时候没有专业的医生，积累医疗经验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大家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也衍生了一些对疾病的朴素认识，由于有效，就得到效仿和传播，久而久之就成了理论，理论是为了指导一种更大范围的通治的方法。
我说中医的真谛在于一个“理”字，这是我的一家之言，那这个所谓真谛和患者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这四个“理”可以成为你区分一个良医、常医、庸医和伪医的标准，怎么区分呢？
良医（我不喜欢“名医”这个说法，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说法，也属于良医中的卓越者）把握“理”到位但不“过”，他在给你看病的过程中（良医看病“过程感”很强）会了解得很细，甚至会问一些你觉得与看病关系不大的问题，会主动和你沟通，会把你这个病的原因、机理、特性都告诉你。会告诉你，你的这个病与眼下哪些因素有关，会告诉你一些类似的病案，会告诉你开方的逻辑，会跟你说这个方子吃下去会有什么反应，等等。注意，良医与患者的沟通是主动的，说的话都是我们能听得懂的。
常医是医生的主流，我就不进行细致的描述了。常医突出明显的特点是和患者沟通的主动性、耐心都不太理想，问你的问题比较粗，也比较常规，说话比较模棱两可，有时候会“顺”着患者的话说。
庸医也不少见，庸医，我认为应该叫“昏医”，不通医理，不识病机，但可能记得不少的名方，所以庸医有时候反而给人“名医”的感觉。古有“昏君误国”之说，我看“昏医”误人也不在话下。
至于伪医，就是蒙事的，一般存在于一些健康咨询机构中。他们也“看病”，也会煞有介事地望闻问切，伪医脾气比较大，最烦你问“为什么”，最喜欢拿“究竟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这样的话来噎你，伪医的使命是卖药。
上面特别细说了良医的一些表现，我们大家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判断医生的德和艺，如果碰到一个良医，并且找他看病还算方便的话，那是你的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