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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补学派以研究脾肾和命门水火的生理特性和病理变化为中心内容，是以温养补虚、善用甘温为治疗特点的一个医学流派。这一流派以薛己为先驱，浙江的代表人物为张景岳、赵献可、高鼓峰、冯兆张等。
由于这一学派的诸多医家学宗洁古，私淑东垣，因而，该学派是由金元易水学派发展、演变而来。其立论颇新，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该学派从研究脏腑学说转变为专论脾肾，尤其对肾命水火的理论研究逐步深化，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其重要意义，并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系列方法，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证论治方面，温补学派立足于后天，或重视脾胃，或侧重肾命，其善用甘温之味，使扶正诸法臻于完善。因此，也有人把温补学派称为“肾命学派”。这一学派以薛己为先驱，赵献可、张介宾与之声名同列，共称为“温补三大家”，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此后，孙一奎、李中梓、高鼓峰、吕晚村、冯兆张等名家，或存其统绪，或彰其余韵，使温补一派的学说渐臻完善，将杂病治疗理论与实践推向了新的阶段。
因为温补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虽并非局限于绍兴地区，但作为温补学派领军人物的张景岳来自绍兴，故在此主要介绍张景岳的温补思想、临证经验及他对温补学派发展作出的贡献，凸显绍兴地区中医医家在该学派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张景岳（1562—1629），名介宾，字会卿，著《类经》《景岳全书》《质疑录》，为温补学派的中心人物，属温补学派中的补肾派。擅用熟地黄，人称“张熟地”。1982年，张景岳学说研究会筹备组在绍兴市成立，由姜春华、徐荣斋、班秀文、郑淳理、程鸿儒、张志远、朱曾柏、于天星、章又村、董汉良、石志磐、季明昌、毛培镐、马龙侪、柴中元、陈天祥组成，姜春华任组长，徐荣斋、班秀文、郑淳理任副组长，绍兴市中医药学会还组织编印了《景岳学说研究》两册，对推动景岳学说的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
张景岳学术渊源受薛立斋、李东垣、许叔微的影响较大，其学术中心思想是“重阳不薄阴”，主要观点有：
①命门主两肾，为真阴之府、真阳之宅。其认为阴精和阳气，是性命之本；阴阳之根，都在命门；命门总主两肾，补肾中真阴真阳，即所以补命门。
②“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与“气不足便是寒”。前者是针对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提出的，后者是针对朱丹溪“气有余，便是火”的论点提出的。丹溪重视真阴，景岳重视真阳。真阴真阳都是人身的正气，以正气言，阴常不足，阳也常不足。丹溪责火邪有余，景岳责寒邪有余。以邪气言，阳常有余，阴也常有余。
③相火不可言贼。景岳虽很推崇李东垣的学说，但对东垣的“相火为元气之贼”和“火与元气不两立”（东垣《脾胃论》）的说法，则有不同意见。景岳认为相火与情欲妄动而起的“邪火”截然不同。君相之火，正气也；邪火是贼，相火不可言贼。
景岳温补学说的现实意义：
①中年求复的预防观。景岳认为：“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进补要适时。补精血的最好办法是药饵，代表方有大补元煎、左归饮、三阴煎、两仪膏等，代表药有熟地黄、山茱萸、菟丝子、枸杞子、人参、当归等。
②五脏同补的整体观。景岳认为五行五藏、五脏互藏，五脏同补代表方为五福饮，即人参（补心）、熟地黄（补肾）、当归（补肝）、白术（补肺）、炙甘草（补脾），谓“凡五脏气血亏损者，此能兼治之，足称王道之最”。
③阴阳互引的辨证观。景岳重视先后天阴阳互引，认为气血、脏腑、寒热，为后天有形之阴阳，盛衰昭著，体认无难；元阴元阳为先天无形之阴阳，曰元精、元气，变幻倏忽，挽回非易。景岳制方用药擅长阴阳互引，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其创制的左归丸、右归丸，以育阴涵阳和扶阳配阴为组方宗旨，深得水火既济之妙。
④灸药并重的简验观。景岳虽为大儒医，但不废外治，重视艾灸的温阳作用。在《类痉图翼》中提出：“凡用灸者，所以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火力若到，功非浅鲜。”“膏肓俞……此穴灸后，令人阳气日盛……则诸病无所不治。”
张氏精通《易经》，主张医易同源。《类经附翼》说：“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故“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二者运用得当，就能“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张氏非常重视人身阳气，就以《易经》哲理加以阐述。第一，他针对阴寒之气（与真阴不同，是指邪气）有碍生化而强调元阳的造化作用。“伏羲作易，首制一爻，此立元阳之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阳为发育之首也”。“春夏之暖为阳，秋冬之冷为阴，当长夏之暑，万国如炉……及乎一夕风霜，即僵枯遍野”。由此得出结论，“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矣”。第二，重视真阳的功能。人体为小乾坤，阳气为“性命之本”，生命活动就是阳气的体现，人体生命的发生、延续、各系统生理功能的正常进行，如脏腑功能、气血津液运行、肌肉骨骼运动、体温、呼吸、心跳、思维等所有生理活动和功能表现，都归属于阳气的作用，故张氏谓：“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第三，独重命门真阳。景岳强调生命之阳，是“先天真一之气藏于坎中”，起于命门。他认为命门真阳之气“操权”聚散，而脏腑经络之阳气布散于人体各部，此阳气是人体脏腑、经络、气血运动变化的动力。他认为位于“性命之本”命门中的真阳元气，“为五脏六腑之本”，凡寿夭生育，“无不由此元阳之足与不足”。总之，乾元之阳能造化、生命活动即阳气的体现、真阳之气源于命门，是张景岳重视阳气的基本思想。所以，张氏认为“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阳非有余”。
阴精是阳气的根本，与阳气互根而不可分，所以阳非有余，阴亦不足。为了让人们能了解真阴的内容，他详言真阴之象、真阴之脏、真阴之用、真阴之病、真阴之治，以悉其义。
景岳说：“所谓真阴之象者……此阴以阳为主，阳以阴为根也。经曰：五脏者，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非以精为真阴乎？又曰：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非以形为真阴乎？观形质之坏与不坏，即真阴之伤与不伤，此真阴之象，不可不察也。”阴为精，阴虚即精虚，精虚则气无所附；阴成形，故了解外在形质之坏与不坏，即可观察真阴之伤与未伤。这是真阴之象。
景岳说：“所谓真阴之脏者，凡五脏五液，各有所主，是五脏本皆属阴也。然经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液皆归乎精，而五精皆统乎肾。肾有精室，是曰命门，为天一所居，即真阴之腑。精藏于此，精即阴中之水也；气化于此，气即阴中之火也……欲治真阴，而舍命门，非其治也。此真阴之脏，不可不察也。”脏腑之精统归肾，肾的藏精之所叫作命门。精藏于此，是为阴中之水；气化于此，是为阴中之火。故肾是水火之宅，是生命的根本。欲治真阴，当从命门求之。
景岳说：“所谓真阴之者……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五气治，则营卫赖以和调。此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之化源。故心赖之，则君主以明；肺赖之，则治节以行；脾胃赖之，济仓廪之富；肝胆赖之，资谋虑之本；膀胱赖之，则三焦气化；大小肠赖之，则传导自分。此虽云肾脏之伎巧，而实皆真阴之用，不可不察也。”人体的生命活动，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行，实质上是真阴的生理功能反映。这说明真阴的生理作用是非常广泛的，与元气一样，是生命之根蒂。
景岳说：“所谓真阴之病者，凡阴气本无有余，阴病惟皆不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胜于标者，原非阳胜，以命门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迭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在景岳看来，真阴之气本无余，所以真阴之病都是不足。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而是阳不足，即命门火衰；阳胜于标者，原非阳盛，而是阴不足，即命门之水亏。正如王太仆所说：“寒之不寒，责其无水；热之不热，责其无火。”无水无火，皆在命门。
张景岳在《真阳论》中，首先阐述了阳气与阴精的关系。他说：“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故物之生也生于阳，物之成也成于阴，此所谓元阴元阳，亦曰真精真气也。”其一，张氏认为人体生命是“阴阳之精交结”“妙合而凝”所形成的。精气分而言之，虽曰阴曰阳，然合而言之，则“阴阳之气，本同一体”。根据张氏的观点，凡是人体中的津液、精血、一切有形物质，只要是有生命的，就必然是阴中有阳、阴阳一体的。如血中有气，血气一体。脏腑器官虽属有形之物，然也必阴中有阳，阴质和阳气（其功能）阴阳一体，脏腑才能各尽其职，发挥生理作用，维护生命现象。其二，体用一原的观点。人体的一切功能活动和功能作用，无一不以物质为基础，没有物质也就谈不上功用。张氏把五行中的火比喻为人体的功能活动，指出：“火之互藏，木钻之而见，金击之而见，石凿之而；惟是水中之火，人多不知，而油能生火，酒能生火，雨大生雷，湿多成热，皆是也。且火为阳生之本，虽若无形，而实无往不在。”这个比喻就是体用一原的说明。其三，将人体真阴、真阳与命门密切结合，认为“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张景岳这种认为阴阳既本同一体，又一分为二，体用一原，重视命门的思想，是其阴阳学说的精华。
景岳说：“所谓真阴之治者，凡乱有所由起，病有所由生，故治病必当求本。盖五脏之本，本在命门；神气之本，本在元精，此即真阴之谓也。王太仆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元，以消阴翳。正此谓也。许学士曰：补脾不如补肾。亦此谓也……故治水治火，皆从肾气，此正重在命门，而阳以阴为基也。”五脏为人身之本，肾为五脏之本，命门为肾之本，阴精为命门之本。故凡阴阳诸病变，当责之并具水火之命门。阳既非有余，当用益火之剂，慎用寒凉；阴既常不足，当宜壮水之方，反对攻伐。张氏根据“阳非有余”理论所制的代表方有右归丸治疗命门火衰，益火重在补益肾水；理阴煎治疗火不生土之虚寒呕吐、反胃，同时又能兼补肾阴；胃关煎治疗阴中少火、中焦易寒之虚寒痢泄；镇阴煎治阴盛格阳，引火归原兼益肾水等。根据“阴常不足”理论所制的代表方有左归丸主治真阴肾水不足，不能滋溉营卫，渐至衰羸之症，有“俱宜速壮水之主，以培左肾之元阴”之功；左归饮主治命门阴衰阳胜之证；大补元煎主治气血大坏、精神失守，被誉为回天赞化、救本培元第一方；三阴煎治肝脾虚损、精血不足、营卫不充；归肾丸治肾水真阴不足、精血衰少等。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是张氏阴阳观在制方用药中的具体体现。
在制方用药方面，景岳创八阵之说，自制新方，屡见奇效，其中如左归丸、右归丸、济川煎、玉女煎、两仪膏等著名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医生所喜用。张氏自云：“复制新方八阵，此其中有心得焉，有经验焉，有补古之未备焉。”洵非自诩之辞，然后世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妄加抨击者也不乏其人，如陈念祖、章虚谷等人，将景岳所制的新方斥之为“杂沓模糊，以启庸医温补之渐”，致使璧玉晦而不彰。其用药特色有以下几点。
1.以阴阳为纲
景岳制方遣药首重阴阳，尝曰：“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他熟谙经典，通晓易经，谓“精中无气，则孤精于内，阴内无阳，则气耗于外”，深明阴阳相济的重要性，并把这一认识充分体现在其制方特色上。其创制的左归丸、右归丸，以育阴涵阳和扶阳配阴为组方宗旨，方中去三泻（茯苓、牡丹皮、泽泻）、重用血肉有情之品，以调补奇经、充髓填精，深得水火既济之妙。景岳又从《黄帝内经》阴阳互根、从阳引阴、从阴引阳的道理中悟出：“阴根于阳，阳根于阴，凡病有不可正治者，当从阳以引阴，从阴以引阳，各求其属而衰之。如求汗于血，生气于精，从阳引阴也；又引火归原，纳气归肾，从阴引阳也。”细观景岳之方，便知以上所述均非空泛之言。如列于散阵的大温中饮（熟地黄、冬白术、当归、人参、甘草、柴胡、麻黄、肉桂、干姜），其用熟地黄、当归配散剂，即“求汗于血”。景岳在方后还颇为自得地说：“尝见伤寒之治，惟仲景能知温散，如麻黄桂枝等汤是也；亦知补气而散如小柴胡之属是也；至若阳根于阴，汗化于液，从补血而散，而云腾致雨之妙，则仲景犹所未及，故予制此方乃邪从营解第一义也。”列于补阵专治“劳倦伤阴，精不化气”的补阴益气煎（人参、当归、山药、熟地黄、陈皮、甘草、升麻、柴胡），其用人参配熟地黄，即“生气于精”。列于热阵的镇阴煎（熟地黄、牛膝、炙甘草、泽泻、肉桂、附子），治疗“阴虚于下，格阳于上”之证，其用熟地黄配附、桂，即“引火归原”。列于补阵的贞元饮（熟地黄、当归、炙甘草），专治“元海无根，亏损肝肾”所致的气短似喘、呼吸急促、吸不能升、咽不能降，其用熟地黄配当归，即“纳气归肾”。景岳此举，后贤每多效法。吴澄曰：“有血虚不能托邪外出者，宜大温中饮。此托补之大法，万世不易之理。凡禀质薄弱者速用此法，自有云腾致雨之妙。”
然而景岳又谓：“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分；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分明。”在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上，景岳制方时一丝不苟，泾渭分明，如胃关煎、抑扶煎。两者虽都用于治泻痢，但抑扶煎用干姜、吴茱萸、乌药，直驱寒邪以抑阴为先，治泻痢之属寒实者；而胃关煎用熟地黄、山药，与干姜、吴茱萸相配以益肾温脾，专为虚寒泻痢而设。景岳还特别告诫，抑扶煎“此胃关煎表里药也，宜察虚实用之”。又如金水六君煎、苓术二陈煎，两者同为治痰之方，但前者以熟地黄、当归加二陈，重在补精生气以治痰；后者用干姜配二陈、猪苓，直接温化水饮。张氏以阴阳为纲的制方特色，可见一斑。
2.以精血为基
景岳认为无论水亏、火衰诸症，临床见症虽异，但均以真阴不足为病理基础。对于外感，内伤诸疾，但见虚象，即予补阴。景岳谓：“欲祛外邪，非从精血不能利而达，欲固中气，非从精血不能蓄而强。水中有真气，火中有真液，不从精血，何以使之降升？脾为五脏之根本，肾为五脏之化源，不从精血何以使之灌溉？”“故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证之于方，有补精祛外邪者，如五柴胡饮（柴胡、当归、熟地黄、白术、芍药、甘草、陈皮）。景岳在方后注道“中气不足而外邪又不散者，非此不可”，本方“兼培血气以逐寒邪，尤切于时用”，并谓遇此正不胜邪等证，必须培助元气，兼之解散，庶可保全，“若但知散邪不顾根本，未有不元气先败者”。补精血固中气者，如五阴煎（熟地黄、山药、扁豆、炙甘草、茯苓、芍药、五味子、人参、白术），方中熟地黄配四君补精益气。补精血治痹痛者，如三气饮（当归、枸杞、杜仲、熟地黄、牛膝、茯苓、芍药、肉桂、北细辛、白芷、附子、炙甘草），方中血肉有情之品与辛温通络药相伍，治疗血气亏损，风、寒、湿三气乘虚内侵，筋骨历节痹痛之极及痢后鹤膝风等证。补精血疗痘疹者，如六物煎（当归、熟地黄、川芎、芍药、人参、炙甘草）。景岳自谓，本方“治痘疹血气不充，随证加减用之，神效不可尽述”。补血调经水者，如逍遥饮（当归、芍药、熟地黄、酸枣仁、茯神、远志、陈皮、炙甘草）。
景岳在补精血时，特别喜欢用熟地黄，把熟地黄比作“治世之良将”，临证常用，即“乱不可忘治，故良相不可缺”。谓熟地黄为“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具有“大补血衰，滋培肾水，填骨髓，益真阴”的功效。在临床应用时，善于用熟地黄与他药配伍。熟地黄与人参相伍，“人参有健运之功，熟地黄禀静顺之德”，故地、参一阴一阳相为表里，一形一气互主生成，其所创二仪膏，即取其“精化为气”之义。熟地黄与当归相伍，有“补血可以生气”之意。更为可贵的是，景岳通过适当的配伍，用治痰饮、水气、肿胀、痞满、呕吐诸症，不嫌熟地黄之滞腻；用治泄泻、痢疾，不畏熟地黄之滑泽。景岳用熟地黄之妙，已到了左右逢源的境地，故有“张熟地”的美称。
3.以精一为法
景岳组方十分强调方简药精。尝曰：“观仲景之方，精简不杂，至多不过数味，圣贤之心，自可概见。”其认为凡诊病者，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然虽用之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也”。其自创的186首新方，平均每方用药不过6味，其中3味以内者，就达33方，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景岳鄙视那些广络原野，每以不寒不热、兼补兼泻之剂杂乱而投的庸医，指出：“凡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他强调：“确知为寒则竟散其寒，确知为热则竟散其热。”“宜抑者则直从乎降，宜举者则直从乎升，所以见效速而绝无耽延之患，亦不过见之真而取之捷耳。”列于补阵的大补元煎（人参、山药、熟地黄、杜仲、当归、山茱萸、枸杞子、炙甘草）和举元煎（人参、黄芪、炙甘草、升麻、白术）即以纯正不杂著称。前者确知为虚而竟补其虚，乃“回天赞化，救本培元第一要方”；后者确知宜举而直从乎升，为“气虚下陷，血崩血脱，亡阳重危等症”的急救良剂。又如固阴煎“专主肝肾”，秘元煎“专主心脾”，一至五阴煎之专主肾、心、肝、肺、脾，各守其职，各为专病而设，力专效验。然景岳之精一不杂，以“见之真”和“确知”为基，并非拘一不变，“若必不得意而用行中之补、补中之行，亦势所当然。如《伤寒论》之小柴胡汤以人参、柴胡并用，陶氏黄龙汤以大黄、人参并用，此正精专妙处，非若今医之混用也”。
对于当时有些医生用药繁杂，不但不知其弊所在，反而自诩效东垣法的风气，景岳的观点是：“东垣之方有十余味及二十余味者，此其用多之道，诚自有意。学者欲效其法，必须总会其一方之味，总计其一方之计……若欲见头医头、见脚医脚，甚有执其三四端而一概混用，以冀夫侥幸者，尚敢曰我学东垣者哉？”景岳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谆谆寄语后学：“东垣之法非不善也，然余则宁师仲景而不敢宗东垣者，正恐未得其精，先得其隘，其失也。”语重心长，足堪回味。
4.以灵变见长
景岳谓：“天下之方，治法虽多，对证则一。”“善于知方者，斯可以执方，亦可以不执方。”景岳制方每于法中寓法，巧思迭出，在病有不可顺治的情况下，最宜效法。如济川煎（当归、牛膝、肉苁蓉、泽泻、升麻、枳壳）是根据虚损便秘或老人肾虚便秘，势有不得不通而又不耐攻下（顺治）者所设，主用当归、肉苁蓉、牛膝补益而兼顺下，少佐升麻，欲下先升，枳壳既能运化气机，又能监制诸药之腻，用意即在寓通于补。又如玉女煎（生石膏、熟地黄、麦冬、知母、牛膝）为白虎之权变方，针对火炎灼阴或阴伤火炎之证，熟地黄、麦冬配石膏、知母，旨在寓滋于清、邪正兼顾，于少阴不足、阳明有余之证最为相宜。他如列于因阵的决津煎（当归、泽泻、牛膝、肉桂、熟地黄、乌药），乃“用补为泻之神剂”，其“以水济水”，治妇人血虚经滞，“若江河一决而积垢皆去”。《外科证治全书》卷二“误吞类”载，有一小孩误将铁钉吞入喉间，剧痛难忍，命在旦夕。景岳忆《本草》有“针畏朴硝”之说，悟得一方：用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并研为末，令以熬熟猪油加蜜和调药末，嘱小儿服之。翌日，小儿解下一物，药护其外，钉在其中，苦痛若失。硝非磁石不能使药附钉，磁石非硝不能逐钉速出，非油无以润，非蜜未必吞。四药相辅相成，共同为力。景岳用药之活，堪为后世效法。
5.五脏同补
景岳五脏同补学说源自《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及其五行五藏的观点。《灵枢·天年》云：“帝曰：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卒死，或病久，愿闻其道。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能久长。”“帝曰：其不能终寿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所谓五行五藏，是指五行中的任何一行生克互藏。《类经·运气·五行统论》曰：“（五行者）第人知夫生之为生，而不知生中有克；知克之为克，而不知克中有用；知五之为五，而不知五者之中，五五二十五，而复有互藏之妙焉。”如土之互藏，木非土不长，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生，水非土不蓄。万物生成，无不赖土，而五行之中，一无土之不可也。景岳沿袭了五行五藏的观点，将五行与阴阳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其将五行与五脏结合起来，即形成了五脏互藏理论。《景岳全书·卷四·脉神章》曰：“所谓凡阳有五者，即五脏之阳也。凡五脏之气，必互相灌濡，故五脏之中，必各兼五气，此所谓二十五阳也。”同时又指出：“有一脏之偏强，常致欺凌他脏者；有一脏之偏弱，每因受制多虞者。”为此，景岳提倡五脏同补，并创制了五脏同补的代表方——五福饮。古时“五福”有其特殊意义。《尚书·洪范》记载“五福”的内容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遵行）好德，五曰考终命（年老善终）。”汉代桓谭写过一篇《新论》，对“五福”做了微调，云：“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民间说法，“五福”指的是家中无患者，门外无讨债人，邻里无仇人，牢里无亲人，朝中无当官的人。五福饮由人参（补心）、熟地黄（补肾）、当归（补肝）、白术（补肺）、炙甘草（补脾）组成，主治五脏气血亏损，方后自谓：“凡五脏气血亏损者，此能兼治之，足称王道之最。”“凡治气血俱虚等证，以此为主。或宜温者，加姜、附；宜散者，加升麻、柴、葛，左右逢源，无不可也。”若气血俱虚，而心脾为甚者，前方加酸枣仁、远志（名七福饮）。人参补气补阳，熟地黄补精补阴（大补元煎注），白术补气，当归补血，甘草和中，调和诸药。本方五脏气血并补、阴阳互引，五脏同补五福齐全。
值得一提的是，张景岳在书中并非只载成功的经验，也记录失败的教训。《景岳全书》中载，张氏治一年已及笄女子锁喉风案，患者于仲秋突然喉窍紧涩，息难出入，不到半日证势更剧。景岳诊其脉无火，问其喉无肿痛，望之则面青瞠目不能语，听其声则喉窍之细如针，抽息之窘如线，伸颈拼命求救，不堪之状，甚为可怜。先以二陈汤加生姜与之，毫无效果，复欲用独参汤以救其肺，但见证候危甚，恐滋怨谤，终未下手。他医见之亦束手无策，一日夜后而殆。景岳对此深为遗憾、痛惜，“此终身之疑窦，殊自愧也”。后反复推究，以为此病“非独参汤，决不能救”！希望后人“虚心详酌焉”。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