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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后人以其为准绳，尊其为医圣。仲景之后，能承其衣钵，卓然创立新言，吴门温病学派算一派，越中绍派伤寒也算一派。
绍派伤寒，因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而得名。《通俗伤寒论》何秀山之序曰：“吾绍伤寒有专科，名曰绍派。”它发端于明代，成熟于清末民初。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伤寒典》中阐述了伤寒之汗法、下法、补法及慎用苦寒的学术观点，强调勘病、辨证、论治的统一，认为“伤寒”为外感百病之总名，将“温病”“暑病”设为专篇隶属于“伤寒”名下，可谓绍派之滥觞。清代乾、嘉年间俞根初所著的《通俗伤寒论》，为绍派伤寒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稍后于俞氏的任沨波，为任越安之裔孙，任氏四代皆精伤寒。越安视柯韵伯《伤寒论翼》错讹处，去繁就简，成《伤寒法祖》二卷，沨波著有《医学心源》四卷、《任氏简易方》一卷。其后，章虚谷撰《伤寒论本旨》，对仲景原文条分缕析，并撰《伤寒热病辨》，提出先分病类、后辨病症，详析伤寒、温热，对叶氏《温热论》、薛氏《湿热条辨》的解释亦颇有新意。高学山的《伤寒尚论辨似》，能辨喻嘉言之似是而非处。何秀山在俞氏《通俗伤寒论》的三卷抄本上，每条每段各加按语，或作阐发，或作补正，使“俞氏一生辨证用药之卓识雄心，昭然若发蒙”（《通俗伤寒论·前序》），功不可没。
在绍派伤寒形成过程中，何廉臣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著《重订广温热论》《感证宝筏》，变化《伤寒论》成法；继而给《通俗伤寒论》逐条勘订并加以发挥，使该书内容大增（从三卷到十二卷），可以说是绍派伤寒的第一次集成；尔后，又编著《湿温时疫治疗法》《增订时病论》，校刊许叔微《伤寒百证歌注》、日本丹波氏《伤寒广要》《伤寒述义》、浅田惟常《伤寒论识》，进一步阐发了绍派伤寒的学术观点。赵睛初《存存斋医话》、黄寿衮《梦南雷斋医话》、张鲁峰《堂医话》，记载了其各自治伤寒的临床经验及学术观点。张畹香著《暑温医旨》，书中“舌苔辨”“伤寒论治”等篇，都反映了他独特的见解。周伯度在《六气感证要义》中明确指出：“外感之证，不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曰伤寒者，对杂病而言之；若对内伤而言，则伤寒亦同为外感。伤寒之方，多可施于六气，六气之病，亦可统于伤寒。是故欲明伤寒，当先详六气，六气者，伤寒之先河也。”诸多议论，透彻明朗。钱清之邵兰荪，菖蒲溇之胡宝书，治伤寒时病均颇多心得，在病人中信誉甚高，日诊逾百人，均为著名临床实践家，为绍派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曹炳章著《瘟痧证治要略》《暑病证治要略》，并补何氏未竟之《增订通俗伤寒论》中卷之下及下卷，撰写《通俗伤寒论绪言》，并编《历代伤寒书目考》（包括许多手抄本），故其在理论研究及编辑整理绍派伤寒医著方面贡献尤著。新中国成立初，陈幼生、傅伯扬、傅再扬、陶晓兰、潘文藻、湖塘傅氏伤寒专科，亦以擅长伤寒而著称当地。徐荣斋所著《重订通俗伤寒论》及其他有关研究绍派伤寒的学术论文，培养了绍派后一代，扩大了绍派伤寒在全国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绍兴市中医学会、绍兴市中医院组织召开绍派伤寒专题学术研讨会，较系统地研究了绍派伤寒的历史及学术成就，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2001年，连建伟著《三订通俗伤寒论》，他通过整理研究，使《通俗伤寒论》成为更加完善的版本。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评“本书之出版，使浙派医学再放光彩”。2013年，绍派伤寒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中医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计划。2021年，绍派伤寒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绍派伤寒的形成与下列因素有关：①吴中温病学说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越吴两地医家来往频繁，交流密切。如赵晴初与吴中医家常相往来；何廉臣崇尚叶天士之说，曾寓苏垣，与苏州名医傅星槎等切磋医术一年之久。两地医家学术思想相互研讨、相互渗透，是很自然的事。②越地卑湿温热，绍人喜酒水的气候人文环境、温疫时病频发的现状、套用仲景辛温之法临床屡遭碰壁的事实，促使医家进行反思，自创新路。③有一群传统理论功底深厚、临床实践功夫了得、思想活跃、不甘墨守成规的医家。就绍派来说，俞根初是一位重要人物，《通俗伤寒论》是一部重要著作，但仅凭一人一著，是形不成一个学派的。正是在他周围、前后有一个医家群体，他们虽无明显的师承关系，但研究的中心却是相同的——都是四时外感病，且都处于越中这个区域，他们集体的睿智卓识汇集成河，共同造就了绍派的辉煌，在中医发展史上写了浓重一笔。
绍派伤寒的主要特征：一是诊病方法独特。其望诊重观目，辨苔划分六经，擅长腹诊。二是用药特色鲜明。其喜用质地轻清的芳香理气药，如薄荷、荆芥、橘皮、豆蔻等；喜用鲜药如鲜鱼腥草、鲜青蒿、鲜石菖蒲、鲜紫花地丁等；喜用药汁如石菖蒲汁、生姜汁、生藕汁、梨汁等。三是炮制方法特殊。如鳖血炒柴胡、干姜拌捣五味子、麻黄拌捣熟地黄、莱菔子拌捣砂仁等。四是地域特色明显，实用性强。
绍派伤寒于仲景伤寒学说：一是有创新之处，二是通俗实用。正如张山雷所说：“且言虽浅近，而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老医宿学，得此而且以扩充见闻，即在后生小子，又何往而不一览了然，心领神会。”（《通俗伤寒论·张序》）其重要价值：一是学术创新与实用价值。绍派伤寒提出了“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的新观点，是中医外感理论的创新；其辨苔划分六经，补充了《伤寒论》舌诊的不足；其望诊重目，擅长腹诊，丰富了中医“四诊”的内容；其辨证重湿，施治主化，喜用质地轻清的芳香药、鲜药、药汁等，创制了羚角钩藤汤、蒿芩清胆汤等临床确实有效的名方，具有很高的实用与学术创新价值。绍派伤寒为民国时期的中医写下了浓重一笔，是浙派中医的杰出代表，其重要内容编入《中医各家学说》《方剂学》《中医诊断学》等教材，影响广泛，至今仍为临床医生广泛应用。二是中药特色炮制传承价值。其特色炮制方法、探索机制、规范方法，具有很高传承价值。三是历史文化价值。绍派伤寒因时、因地、因人总结形成的诊疗经验及理念，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核心价值的精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四是社会经济价值。绍派伤寒自形成应用至今，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治愈了无数患者的病痛，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绍派名家日诊百余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俞根初（1734—1799），名肇源，根初为其字，以字行，因兄弟中排行第三，乡间称其俞三先生。生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卒于清嘉庆四年（1799），享年65岁（据《山阴陶里俞氏宗谱》）。
俞氏世居山阴（今绍兴市）陶里村。其先世祖俞亨宗，曾为宋代隆兴进士。据《绍兴府志》记载：“仕至秘阁修撰，后为刑部尚书。”明洪武年间，由亨宗后裔俞日新迁居陶里，始操岐黄业，遂世代沿袭，迄根初已历十数代。
俞氏行医近半个世纪，擅伤寒时证，日诊百数十人；其断病，若者七日愈，若者十四日愈，若者二十一日愈，十有九验，一时大名鼎鼎，妇孺皆知。其哲嗣赓香先生亦负盛名。家资渐富，乃培植子孙读书，或入政界，或从幕道，而俞氏医道遂绝（《绍兴医药月报》1924年第1卷第2期）。俞氏师承治学虽无名师指点，亦无广深的游历，但他靠勤奋、务实、谦逊的精神治学、实践，持之以恒，终成一代名家。
俞氏之勤奋，一方面表现在其读书之勤。何秀山《通俗伤寒论·前序》曰：“其学识折衷仲景，参用朱氏南阳、方氏中行、陶氏节庵、吴氏又可、张氏景岳。”从《通俗伤寒论》中俞氏所引用的书来看，有《黄帝内经》《千金方》《伤寒总病论》《医学心悟》《顾松园医镜》《世医得效方》《张氏医通》《医门法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医方集解》《伤寒全生集》等，其读书之广，学习之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俞氏之勤奋还表现在其临证之勤。俞氏谓，“谚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非谓临证多者不必读书也，亦谓临证多者乃为读书耳”（《伤寒要义》）。他把临证比作读书，颇有深意。俞氏非常赏识喻嘉言“读书无眼，病人无命”之谓，主张书宜活读、方宜活用，故每能悟前人之奥旨，发前人之未发，非皓首穷经、死而不化者可比。
俞氏为医，特重务实。其诊病，必先观目察舌，用两手按其胸脘至小腹、问有无痛处，再问其口渴与否、大小便通与不通、服过何药，然后切脉辨证，查明其病源，审定其现象，心中了了，毫无疑义，方始处方。常谓“慎毋相对斯须，便处方药”（《伤寒诊法》）。“若不将病源症候，一一明辨在先，遽为舌苔之征实，不比脉象之蹈虚。而以探试幸中之药品，妄事表彰，断定草药可治某舌，亦多误人之弊。后之学者，必小心谨慎之”（《心法提要》）。俞氏从其四十多年的临证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真正治好伤寒，必须有治疗杂病的扎实根基。他说：“故前哲善治伤寒者，其致力虽在杂病未研之先，而得心转在杂病悉通之后，不亲历者不知也，临证不博者更不知也。”（《伤寒夹证》）俞氏于他医疏忽处，亦能用心研习，如专设瘥后调理法一节，示病家以调理方法，亦为医家治伤寒提供了一条思路。
俞氏一生虚怀若谷，敬同道，重医德，对已在他医处诊过的患者，必问其所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明其有否药误，以便核前之因，酌己之见，默为挽救，从不吹毛求疵，信口雌黄。俞氏告诫后学“如果病已垂危，无可挽救，慎勿贪功奏技，而违众处方，以招铄金之谤”（《通俗伤寒论》），并对病家专好议药以责问医者、医家专好议方以伤残同道、议药不议病的陋俗深恶痛绝。
另外，俞氏还认为“勘伤寒症，全凭胆识。望形察色，辨舌诊脉，在乎识；选药制方，定量减味，在乎胆。必先有定识于平时，乃能有定见于俄顷。然临证断病，必须眼到、手到、心到，三者俱到，活泼泼地，而治病始能无误，熟能生巧，非笨伯所能模仿也”（《通俗伤寒论·前序》）。诚心得之言。
俞氏代表作《通俗伤寒论》，具体成书年代不详。
是书原系俞根初手稿，凡三卷，其著作体裁，一曰勘伤寒要诀，二曰伤寒本证，三曰伤寒兼证，四曰伤寒夹证，五曰伤寒坏证，六曰伤寒复证，七曰瘥后调理法。后经同邑何秀山氏整理加按，何廉臣再予勘订，于1916年首次在裘吉生主编之《绍兴医药学报》上陆续刊出。全书印至中卷之中停编、停印，其中卷之下及下卷，未刊中止，后因何廉臣于1929年8月谢世，致使是书功亏一篑。廉臣哲嗣幼廉，不忍先人未竟之志湮没不彰，力请曹炳章助其整理完全。曹氏乃将前印之稿，分编分章分节，重为编定，卷册均分为十二卷。其原文不删一字，原书之中、下未成二册，悉照何廉臣预定目录编次，整理残稿，依次编述，其原稿有缺失者，根据平时与何氏朝夕讨论之经验学识，为其撰补，其间有实验心得，另列“廉勘”之后，附入发明之，历时二载，始告竣工。1932年，该书由上海六也堂书局出版。全书增为四编二十卷十二章。第一章伤寒要义，第二章六经方药，第三章表里寒热，第四章气血虚，第五章伤寒诊法，第六章伤寒脉舌，第七章伤寒本证，第八章伤寒兼证，第九章伤寒夹证，第十章伤寒坏证，第十一章伤寒复证，第十二章瘥后调理法。如此，斯书得以完璧，但因前后数人易稿，文中不无瑕疵。故徐荣斋于1944年起，历时十一年，予以潜心研究，系统整理，俾去芜存菁，益臻完美，而成《重订通俗伤寒论》。徐氏每节根据自己体会，进行补充加注。如第十二章中的“病中调护法”一节，就是徐氏增补的内容。另外，徐氏还补充了陈逊斋的“六经病理”、姜白鸥的“脉理新解”，对原书亦做了一定的删减和修订。全书的编书体例：各部均先列俞氏著文和俞氏经验方；次附何秀山的按语和何廉臣之勘补内容；最后附徐氏的按语。是书1955年由杭州新医书局出版，1956年由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
《通俗伤寒论》是一部论述四时感证的专著，集中代表了俞氏论治伤寒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俞氏认为中风自是中风、伤寒自是伤寒、湿温自是湿温、温热自是温热，然皆列入伤寒门中。因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当时不传于世，晋·王叔和以断简残编，补方造论，混名曰《伤寒论》，而不名曰四时感证论，从此一切感证，通称伤寒，从古亦从俗，俞氏亦从俗，故此书名曰《通俗伤寒论》。
全书共12章，各章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伤寒要义”，是一个纲领，贯穿后面的11章，分述六经形层、六经病理、六经病证、六经脉象、六经舌苔，并设六经、三焦用药法、六淫病用药法、用药配制法，最后为六经总诀，论述六经治则。
第二章“六经方药”，按经审证，对证立方，设发汗剂、和解剂、攻下剂、温热剂、清凉剂、滋补剂，附方101首。
第三章“表里寒热”，分述表寒、里寒、表里皆寒、表热、里热、表里皆热、表寒里热、表热里寒、里真热表假寒、里真寒表假热诸证。
第四章“气血虚实”，分述气虚证、气实证、血虚证、血实证、气血皆虚证、气血皆实证、气虚血实证、气实血虚证、气真虚而血假实证、血真实而气假虚证诸证。
第五章“伤寒诊法”，分述观两目法、看口齿法、看舌苔法、按胸腹、问渴否、询二便、查旧方、察新久，其中观目法及按胸腹，更为俞氏之发明。
第六章“伤寒脉舌”，详述伤寒脉舌之诊法，以补总论中“六经脉舌”之未备。
第七章“伤寒本证”。所谓本证者，谓受寒而致病者也。分小伤寒、大伤寒、两感伤寒、伏气伤寒、阴证伤寒5端。
第八章“伤寒兼证”。所谓兼证者，或寒邪兼他邪，或他邪兼寒邪，二邪兼发者也。有伤寒兼风、伤寒兼湿、伤寒兼痧、伤寒兼疟、伤寒兼疫、风温伤寒、风湿伤寒、湿温伤寒、春温伤寒、热证伤寒、暑湿伤寒、伏暑伤寒、秋燥伤寒、冬温伤寒、大头伤寒、黄耳伤寒、赤隔伤寒、发斑伤寒、发狂伤寒、漏底伤寒、脱脚伤寒21证。
第九章“伤寒夹证”。俞氏谓伤寒最多夹证，其病内外夹发，较兼证尤为难治，分夹食伤寒、夹痰伤寒、夹饮伤寒、夹血伤寒、夹阴伤寒、夹哮伤寒、夹痞伤寒、夹痛伤寒、夹胀伤寒、夹泻伤寒、夹痢伤寒、夹疝伤寒、夹痨伤寒、临经伤寒、妊娠伤寒、产后伤寒16证。
第十章“伤寒坏证”，论述伤寒转痉、转厥、转闭、转脱四大重证的证治。
第十一章“伤寒复证”，论述伤寒劳复、食复、房复、感复、怒复五大难证的证治。
第十二章“调理诸法”，分述病中调护法，瘥后药物调理法、食物调理法、气候调理法、起居调理法，示人调理法，颇有新意。
《通俗伤寒论》版本，有1916年《绍兴医药学报》连载本，1932年上海六也堂书局本，1934年上海千顷堂书局本，1948年重庆中西医药图书社本，1955年杭州新医书局本，1956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本等。
何秀山《通俗伤寒论·前序》评：“直截了当，简明朴实。”
何廉臣《通俗伤寒论·后序》评：“其辨析诸证，颇为明晰，其条列治法，温寒互用，补泻兼施，亦无偏主一格之弊，方方切用，法法灵通，其定方宗旨，谓古方不能尽中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全在一片灵机，对证发药，庶病伤寒者其有豸乎……俞氏此著，勤求古训，博采众法，加以临证多年，经验丰富，故能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多发前人所未发，一洗阴阳五行之繁文，真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烛也。学者诚能从此书切实研求，广为探索，则历代伤寒名家，皆堪尚友矣。”
曹炳章《通俗伤寒论·绪言》评：“可谓方法美备，学理新颖，不但四季时病无一不备，而重要杂证，亦无遗漏矣。得俞、何及末学三人之经验，成伤寒独一无二之大观，为当今改进国医之先锋，可为后学登堂入室之锁钥，亦无不可。”
曹炳章《重订通俗伤寒论题辞》评：“何廉臣先生之《通俗伤寒论》，自1932年出版以来，医学界公认为四时感证之诊疗全书。”
张山雷《增订通俗伤寒论·序》评：“且言虽浅近，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老医宿学，得此而且以扩充见闻，即在后生小子，又何往而不一览了解，心领神会。”
徐荣斋评：“内容都是诊疗伤寒的临床经验，简明切要，完全系当时传道授业之口诀，浮泛语少，实用价值高。”
邓铁涛《三订通俗伤寒论·序》载：“本书原作者俞根初先生为浙江名医，‘专治伤寒（外感热病）四十余年，有胆有识，日诊百数十人，大名鼎鼎，妇孺皆知。’可见俞根初先生临床实践之功底丰厚，在丰富的临床基础上写成《通俗伤寒论》，足证此书是一本从实践中来又能指导临床实践之专著。”
书名《通俗伤寒论》，其通俗之处在于发展了仲景的《伤寒论》，书中的‘伤寒兼证’，很多内容今天来看已属于温病的范围了。温病学说的发生是有清一代之重大成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若以‘寒温统一论’观点看，则俞根初先生可以说是先行者。
本书另一特色是诊断上的发挥，重视舌诊，补充了《伤寒论》之不足。在辨证方面，除了六经辨证论治之外，对表、里、寒、热、虚、实、真、假及气血辨证加以详论，则在诊断上发挥了仲景之论，为‘八纲’辨证论添砖加瓦。
在方剂方面收录了不少俞氏的经验方，有些已成为名方，则方剂上又发挥了仲景矣。
书名曰《通俗伤寒论》，实在是继承仲景《伤寒论》又加以发展与创新，‘通俗’者，谦辞耳。今天科学发展快，特别强调创新，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俞根初先生及其后继者的《通俗伤寒论》给我们以正确的启示，树立了榜样。”
俞氏辨证外感时病，遵张仲景之旨，兼参温病学说，结合六淫致病理论，以六经统摄三焦、气血辨证，从表里寒热论治外感病，既不同于伤寒学派，又异于温病学派，探微索奥，自成一家，对后世辨证外感病有较大影响。
1.形层说解六经
张仲景《伤寒论》中提出的六经辨证，丰富了《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理论，并为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对《黄帝内经》运用汗、下法治疗热病的思想有较大的发展，其创制的栀子豉汤、黄芩汤、白虎汤、竹叶石膏汤、麻杏甘石汤、大小柴胡汤及三承气汤等，为后人所推崇。因此，《伤寒论》被后世医家称为统治外感病的专书，六经辨证也被誉为统治百病的辨证纲领。然而，至清代吴中叶、吴温病学派兴起，却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伤寒论》“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于六淫也”（《温病条辨·朱序》），“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之一气耳……其余五气，概未之及”（《温病条辨·汪序》）。认为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无异御风以
，指鹿为马。所以，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倡三焦辨证，以别于伤寒之六经辨证。吴鞠通谓：“若真知确见其为伤寒，无论何时，自当仍宗仲景；若真知六气中为何气，非伤寒者，则于本论中求之。”（《温病条辨·自序》）由此而引发了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俞氏认为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纷争，应该对《伤寒论》中提出的“六经”实质有清晰的认识。
六经辨证是《伤寒论》辨证论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历代医家对六经实质进行了不断探讨，然众说纷纭，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俞氏遵《黄帝内经》《伤寒论》之旨，重温热病病变之实，结合临床，提出以形层说解六经理论，别有新意。其内容有二：
一是内外形层。俞氏说：“太阳经主皮毛，阳明经主肌肉，少阳经主腠理，太阴经主肢末，少阴经主血脉，厥阴经主筋膜。”（《通俗伤寒论·六经形层》）
二是上下形层。俞氏说：“太阳内部主胸中，少阳内部主膈中，阳明内部主脘中，太阴内部主大腹，少阴内部主小腹，厥阴内部主少腹。”（《通俗伤寒论·六经形层》）。俞氏还以上述观点对《伤寒论》的条文作了合理的解释。如太阳经的桂枝汤证、麻黄汤证，不仅在外有恶寒发热的皮毛病状，而且还有胸闷、咳喘的胸部症状。言简意赅，明白透彻。何氏祖孙的注释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俞氏的观点。何秀山说：“此即六经分主三焦之部分也。《内经》云：上焦心肺主之，中焦脾胃主之，下焦肝肾主之，乃略言三焦内脏之部分也。合而观之，六经为感证传变之路径，三焦为感证传变之归宿也。”何廉臣谓：“张长沙治伤寒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瘀血渣滓，为邪之抟结，病之所由成、所由变也。窃谓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入内脏，当辨三焦部分，详审其所夹何邪，分际清晰，庶免颟顸之弊。”俞氏形层说解六经理论，为阐发仲景六经学说精蕴，另辟蹊径，亦为其寒温一统理论奠定了基础。
2.八纲辨析六经
俞氏除以形层说解六经外，还以八纲结合六经加以辨析。俞氏说：“凡勘伤寒，必先明表里寒热。有表寒，有里寒，有表里皆寒；有表热，有里热，有表里皆热；有表寒里热，有表热里寒，有里真热而表假寒，有里真寒而表假热。”（《通俗伤寒论·表里寒热》）并告诫说：“发现于表者易明，隐伏于里者难辨；真寒真热者易明，假寒假热者难辨”。俞氏又谓：“凡勘伤寒，既明病所之表里，病状之寒热，尤必明病人之气血，病体之虚实”（《通俗伤寒论·气血虚实》），立有气虚、气实、血虚、血实、气血皆虚、气血皆实、气虚血实、气实血虚、气真虚而血假实、血真实而气假虚等证。俞氏以八纲学说析六经，立足临床，不囿于《伤寒论》条文，俞氏还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进行提要，更具深意。“吾四十余年阅历以来，凡病之属阳明、少阳、厥阴而宜凉泻清滋者，十有七八；如太阳、太阴、少阴之宜温散温补者，十仅三四，表里双解，三焦并治，温凉合用，通补兼施者，最居多数”（《通俗伤寒论·六经治法》）。“六经实热，总清阳明；六经虚寒，总温太阴；六经实寒，总散太阳；六经虚热，总滋厥阴”（《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由博返约，提纲挈领，堪为后学师法。俞氏以八纲辨析六经，从另一侧面为我们理解六经实质提供了一条思路。
3.寒温一统成新论
俞氏以为伤寒派与温病派的两种理论，本不是水火不容的，只是由于两派各执一端，使之人为对立罢了。因此，俞氏提出寒温一统新论。
其一，俞氏在病名概念上加以澄清。俞氏谓：“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通俗伤寒论·伤寒要义》）他指出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皆列入伤寒门中者，“因后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当时不传于世，至晋·王叔和以断简残编，补方造论，混名曰‘伤寒论’，而不名曰‘四时感证论’，从此一切感证，通称伤寒。”“后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以伤寒二字统括四时六气之外感证”（《通俗伤寒论·伤寒夹证》）。故俞氏在病名上统称伤寒温热，如风温伤寒、湿温伤寒、秋燥伤寒、冬温伤寒等。
其二，俞氏在辨证上提出“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俞氏认为《伤寒论》虽为诊疗外感时病之全书，但毕竟详于伤寒而略于温热，且仲景居于湖南高燥多寒之地，与江浙卑湿温热之地不同，不能照搬硬套，故俞氏根据温热病致病的特点，在六经辨证大纲指导下，参以六淫、新感伏邪致病说（其中对六淫中湿之为病，辨之尤详），使三焦辨证、八纲辨证与之有机结合，既丰富了仲景六经辨证理论，又补温病学派之未备。何廉臣称之曰：“廉臣细参吴氏《条辨》峙立三焦，远不逮俞氏发明六经之精详，包括三焦而一无遗憾。”（《六经总诀》）
其三，俞氏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在诊断上，俞氏以六经各有主脉、主舌为纲，以下细分相兼脉、相兼舌为目。治疗上，专列六经用药法、三焦用药法两节，并提出“风寒风温，治在太阳；风温风火，治在少阳；暑热燥火，治在阳明；寒湿湿温，治在太阴；中寒治在少阴，风热治在厥阴”（《通俗伤寒论·六经治法》）。“阳道实，故风寒实邪从太阳汗之，燥热实邪从阳明下之，邪之微者，从少阳和之；阴道虚，故寒湿虚邪从太阴温之，风热虚邪，从厥阴清之，虚之甚者，从少阴补之；阳道虽实，而少阳为邪之微，故和而兼补；阴道本虚，而少阴尤虚之极，故补之须峻”（同上）。“外寒宜汗，宜用太阳汗剂药；里寒宜温，宜用太阴温剂药，固已，惟上焦可佐生姜、豆蔻；中焦可佐以朴、草果，或佐丁香、花椒；下焦可佐小茴、沉香，或佐吴茱萸、乌药，随证均可酌入”（《通俗伤寒论·六淫病用药法》）。六经、三焦、八纲理论浑然一体，应用自裕。
俞根初提出的辨证感证理论源于临诊实践，遵经旨而参众家之长，俞氏以此为指导，总结了特别适宜于江浙温湿之地、喜饮酒之人的伤寒诊法及辨脉舌法，制定了六经方药及调护法，其观两目法、看口齿法、看舌苔、按胸腹等诊法，及羚角钩藤汤、蒿芩清胆汤、加减葳蕤汤、阿胶鸡子黄汤等方剂，至今仍为广大临床医生所喜用，俞氏功不可没。
望、闻、问、切，历来是中医诊察疾病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各种疾病有不同的特性，故历代医家在“四诊”的基础上各有发明，叶天士辨治温病总结的辨舌、验齿、察斑疹、白㾦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俞氏辨治伤寒，主张四诊合参，而重观目、擅腹诊、察舌分经，则是其独到之处。
1.观目
《黄帝内经》云：“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目系上入于脑，脑为髓海，髓之精为瞳子。肝脉交颠入脑，由脑系而通于目，故肝开窍于目，目则受灵机于脑，脑为元神之府。神以心为宅，以芦为门，而其所出入之窍，得以外见者惟目，目于人之精神存亡息息相关。故俞氏说：“凡诊伤寒时病，须先观病人两目。”“凡病至危，必察两目，视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故观目为诊法之首要。”（《通俗伤寒论·观两目法》）
俞氏观目之法：首以目开、目闭别阴阳，凡开目欲见人者阳证，闭目不欲见人者阴证。次观神之有无以测危重症的吉凶。凡目有眵有泪，精采内含者，为有神气，凡病多吉；无眵无泪，白珠色兰，乌珠色滞，精采内夺及浮光外露者，皆为无神气，凡病多凶。目清能识人者轻，睛昏不识人者重。目不了了，尚为可治之候，两目直视，则为不治之疾。瞳神散大者元神虚散，瞳神缩小者脑系枯竭。目暗者，肾将枯。目睛不轮，舌强不语者，元神将脱。俞氏指出凡目睛正圆，及目斜视上视，目瞪目陷，皆为神气已去，病必不治。但应注意有些病人也有直视斜视上视，目睛微定，后移时即如常人，此属痰闭所致，不可竟作不治论。
最后，俞氏通过观察患者目白、目眵、目泪、目胞等的变化，辨其属热属寒、为湿为风。“目白发赤者，血热；目白发黄者，湿热”“目眵多结者，肝火上盛”“目光炯炯者，燥病，燥甚则目无泪而干涩；目多昏蒙者，湿病，湿甚则目珠黄而眦烂。眼胞肿如卧蚕者，水气，眼胞上下黑色者，痰气。怒目而视者，肝气盛，横目斜视者，肝风动”（均见《通俗伤寒论·观两目法》）。
俞氏发明之观目法，使医者能在纷繁的症候中抓住主要矛盾，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于重危病人尤为重要。感证瞬息万变，若遇一危重病人，仍按部就班，四诊合参，慢条斯理，难免贻误病情。故何廉臣谓“俞氏以观目为诊法之首要，洵得诊断学之主脑”（《通俗伤寒论·观两目法》），并非过誉之词。
2.腹诊
《黄帝内经》云：“胸腹者，脏腑之郭也。”胸腹为五脏六腑之宫城，阴阳气血之发源，故俞氏谓：“若欲知其脏腑何如，则莫如按胸腹，名曰腹诊。”
腹诊源于《黄帝内经》，以后历代医家各有发挥，惜论述多散在零星，惟俞氏始集先贤菁华，融个人心得而汇为专篇，并推腹诊为“诊法上第四要诀”。其诊法，俞氏谓宜按摩数次，或轻或重，或击或抑，以察胸腹之坚软、拒按与否，并察胸腹之冷热、灼手与否，以定其病之寒热虚实。若欲诊肌表之病变，则宜轻手循抚，自胸上而脐下，知皮肤之润燥，可以辨寒热；若欲诊深部之病变，则宜重手推按，察其硬否，以辨脏腑之虚实、沉积之何如；介于二者之间，宜中手寻扪，问其痛不痛，以察邪气之有无。其轻、中、重手法，犹如诊脉之浮、中、沉手法也。其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下面三点：
①虚里测吉凶。俞氏认为按胸必先按虚里。虚里在左乳下两寸，为脉之宗气所聚处也。俞氏的经验是，按之应手，动而不紧，缓而不急者，宗气积于腹中，是为常。其病理变化，按之微动而不应者，宗气内虚；按之跃动而应衣者，宗气外泄。按之弹手，洪大而搏，或绝而不应者，皆心胃气绝，病不治。虚里无动脉者必死。虚里搏动而高者，亦为恶候。但猝惊、疾走、大怒后，或强力而动肢体者，虚里脉动虽高，移时即如平人，不忌，不得误作恶候。虚里为脉之宗气所聚，与寸口六部相应，诊虚里的优势在于“往往脉候难凭时，按虚里则确有据”。如厥脱闭证，脉多伏而不现或散乱不收，细察虚里，可明辨宗气之盛衰。浅按便得、深按不得者，气虚之候。轻按洪大、重按虚细者，血虚之候。按之有形，或三四至一止，或五六至一止，积聚之候。
按胸除诊虚里外，还可候他脏之虚实。按之胸痞者，湿阻气机或肝气上逆；按之胸痛者，水结气分或肺气上壅；胸前高起，按之气喘者，则为肺胀。肝居胁部，胆附其中，两胁候肝胆。若肝病须按两胁，两胁满实而有力者肝平。肝胆为病，不外乎气滞、热郁、血瘀所致疝瘕数端。按其胁肋胀痛者，非痰热与气互结，即蓄饮与气相搏。两胁下痛引小腹者，肝郁；男子积在左胁下者，属疝气，女子积在右胁下者，属瘀血；两胁胀痛、手不可按者，为肝痛。两胁空虚，按之无力者为肝虚。“按其膈中气塞者，非胆火横窜包络，即伏邪盘踞膜原”。上、中、下三脘，“平而无涩滞者，胃中平和而无宿滞也”。以手按之痞硬者，为胃家实。
②冲任辨真假寒热。冲任两脉，起于胞中，根植肝肾。皆行于脐之上下左右，冲为血海，任主胞胎，职司调节五脏阴血。俞氏认为，冲任为脐间动气之源，与虚里同为生命活动的征兆之一，诊冲任预后与虚里同功，而辨寒热真假尤为可据。脐，名神阙，为神气之穴、保生之根。其诊法，密排右三指，或左三指，以按脐之上下左右，动而和缓有力，一息二至，绕脐充实者，肾气充也。“按冲任脉动而热，热能灼手者，症虽寒战咬牙，肢厥不利，是为真热而假寒。若按腹两旁虽热，于冲任脉久按之，无热而冷，症虽面红口渴，脉数舌赤，是为真寒而假热。”并以冲任脉动之高低来推断热势轻重。动而低者热尚轻，动而高者热甚重，经治疗积热渐下，冲任脉动渐微。
③察有形实积。辨有形实积，虽亦可从问诊中了解一些原委，但总莫若直接触摸积块来得确切无误。俞氏的体会是：“水积胸者，按之疼痛，推之辘辘”。食结胸者，按之满痛，摩之嗳腐。血结胸者，痛不可按，时或昏厥。因虽不同，而其结痛拒按则同。”“痛不可忍者为内痈。痛在心下脐上，硬痛拒按，按之则痛益甚者，食积。痛在脐旁小腹，按之则有块应手者，血瘀。腹痛牵引两胁，按之则软，吐水则痛减者，水气。”虫积则有三个特点：“腹有凝结如筋而硬者，无定处；有物如蚯蚓蠢动，隐然应手；高低凹凸如畎亩状，熟按之，起伏聚散，上下往来，浮沉出没。若绕脐痛，按之磊磊者，乃燥屎结于肠中。”（引文均见《通俗伤寒论·按胸腹》）
3.六经辨舌
舌苔在外感病中变化最多最速，俞氏专设“六经舌苔”一节，各经各有主舌，与六经用药相应，使人易得舌诊要领。俞氏的经验是：“太阳表证初起，舌多无苔而润，即有亦微白而薄，甚或苔色淡白……少阳主半表半里，偏于半表者，舌多苔色白滑……偏于半里者，舌多红而苔白……阳明居里，舌苔正黄，多主里实……太阴主湿，舌多灰苔，甚则灰黑……少阴主热，中藏君火，多属血虚，舌色多红……厥阴气化主风，风从火化，舌多焦紫。”
在此基础上，俞氏再论六经舌的主要变化：太阳病者，素多痰湿者，苔多白滑，舌色淡红。素禀血热者，苔虽微白，舌色反红。若传入本腑，膀胱蓄溺，苔多纯白而浓，却不干糙；膀胱蓄热，苔多白兼微黄，薄而润滑。少阳病者，若白苔多而滑，黄灰苔少者，半表证多；红舌多而白苔少，或杂黄色灰色者，半里证多。阳明病者，黄白相兼，邪犹在经。微黄而薄，邪浅中虚。黄而糙涩，邪已入腑。浅黄薄腻，胃热尚微。深黄浓腻，胃热大盛。老黄焦黄，或夹灰黑，或起芒刺，胃热已极。太阴病者，灰而滑腻，湿重兼寒；灰而淡白，脾阳大虚。灰而糙腻。湿滞热结；灰而干燥，脾阴将涸。少阴病者，淡红浅红，血亏本色；深红紫红，血热已极；鲜红灼红，阴虚火剧；嫩红干红，阴虚水涸。厥阴病者，多见火化，但亦有寒化，舌多青滑。对一些特殊舌苔，俞氏特意予以提醒，如少阳病见白苔粗如积粉，两边色红或紫者，温疫伏于膜原也；苔白如碱者，膜原伏有浊秽也。若阳明病见黄而垢腻，湿热食滞；黄起黑点，温毒夹秽；黄厚不燥，舌色青紫，多夹冷酒，或夹冷食；黄而晦暗，多夹痰饮，或夹寒瘀。太阴病见舌苔或灰或黑，或灰黑相兼，病多危笃，切勿藐视。厥阴病舌见青紫，其病必凶；深紫而赤，肝热络瘀，或阳热酒毒；淡紫带青，寒中肝肾，或酒后伤冷。
俞氏的观目法、腹诊、六经辨舌法，丰富了温热病诊断学。何廉臣说：“俞氏按胸以诊虚里，按腹以诊冲任，较诊太溪、趺阳，尤为可据。故腹诊之法，亦诊断上之必要。”徐荣斋生前亦曾对笔者说：“俞氏之腹诊法，能补中医诊法之未逮，可法可传。”
俞氏说：“医必求其所伤何邪先去其病。病去则虚者亦生，病留则实者亦死。虽在气血素虚者，既受邪气，如酷暑严寒，即为虚中夹实，但清其暑，散其寒以去邪，邪去则正自安。”（《通俗伤寒论·气血虚实》）。故俞氏治感证总以祛邪为首务。这与伤寒派之重视扶阳、温病派之重视救阴，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1.凡伤寒病均以开郁为先
俞氏认为，伤寒为病虽千变万化，但究其因不过是一气之通塞耳，塞则病，通则安，故提出“凡伤寒病，均以开郁为先”（《通俗伤寒论·六经治法》），并指出，“如表郁而汗，里郁而下，寒湿而温，火燥而清，皆所以通其气之郁也”（同上）。俞氏将这一观点验之于临床，认为风邪自外而入，必先郁肺气，故治风宜宣气泄卫药，轻则薄荷、荆芥，重则羌活、防风，而杏、蔻、橘、桔尤为宣气之通用。寒邪为犯，除外寒宜汗，里寒宜温外，视其病变部位之不同，上焦佐生姜、豆蔻，中焦佐以厚朴、草果，或丁香、花椒，下焦佐小茴、沉香，或吴茱萸、乌药，以辛香开郁。张凤逵《治暑全书》曰：“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终用酸泄敛津。”俞氏的经验是，辛凉宣上药，轻则薄荷、连翘、竹叶、荷叶，重则香薷、青蒿，而芦根、细辛尤为辛凉疏达之能品。俞氏谓：“浙绍卑湿，凡伤寒恒多夹湿”（《通俗伤寒论·六经方药》）。辨证重湿、施治主化，为俞氏治伤寒一大特色。如治风湿，俞氏常以温散之品以微汗，通用羌、防、白芷，重则二术、麻、桂，以取“风能胜湿”之意。湿热以芳淡之品宣化之，通用如蔻、藿、佩、滑、通、二苓（猪苓、茯苓）、茵、泽之类，重则五苓（五苓散）、三石（飞滑石、生石膏、寒水石），亦可暂用，取其辛香疏气、甘淡渗湿之义。燥邪为病，虽有凉燥、温燥之分，治有温润、凉润之异，但俞氏以为达郁宣气则一。郁火为患则宜发，发则火散而热泄，轻扬如葱、豉、荷、翘，升达如升、葛、柴、芎以发散之。
俗医治温病热证，往往急于清火，而忽于里滞。不知胃主肌肉，胃不宣化，即极力凉解，反成冰伏。俞氏之枳实导滞汤，用小承气合连、槟为君，苦降辛通，善导里滞，再佐以楂、曲疏中，翘、柴宣上，木通导下，开者开，降者降，不透发而自透发。治心包气郁之证，俞氏以连翘栀豉汤清宣包络、疏畅气机。方中以清芬轻宣心包气分主药连翘，及善清虚烦之山栀子、豆豉为君，臣以辛夷仁拌捣郁金，专开心包气郁，佐以轻剂枳、桔，宣畅心包气闷，以达归于肺，使以橘络疏包络之气，蔻末开心包之郁。若光清热而不开郁，无异扬汤止沸，难以为功。又如香苏葱豉汤疏郁达表，柴胡达原饮开达三焦之气机，使膜原伏邪外解等，亦为疏气达郁之良剂。
另外，俞氏重开郁的观点，我们还可从其反面——使用补法中得到佐证。如治凉燥后期，阳损及阴，肝血肾阴两亏，俞氏用当归、苁蓉、熟地黄、杞子、鹿胶、菟丝子等，甘温滋润以补阴，丝毫无阴凝阳滞之弊，其重疏达之意可见一斑。
2.为邪留出路
俞氏治时病祛邪的思路是为邪留出路，具体方法是发表、攻里。“邪去正乃安，故逐邪以发表、攻里为先”（《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对发表、攻里的含义，俞氏有独特理解：“余谓发表不但一汗法，凡发疹、发斑、发瘄、发痘，使邪从表而出者，皆谓之发表；攻里亦不仅一下法，凡导痰、蠲饮、消食、去积、通瘀、杀虫、利小便、逐败精，使邪从里而出者，皆谓之攻里。”（同上）并指出发表法中发汗、发斑、发疹之不同，由其病位深浅而异，即：“邪留气分，每易疏透，轻则自汗而解，重而解以战汗、狂汗；邪留血分，恒多胶滞，轻则发疹而解，重则解以发斑发疮。”其具体方法还有，外风宜散，内风宜息，表寒宜汗，里寒宜温，伤暑宜清，中暑宜开，伏暑宜下，风湿寒湿，宜汗宜温，暑湿芳淡，湿火苦泄，寒燥温润，热燥凉润，郁火宜发，实火宜泻，阴火宜引。何秀山对此极为赞赏，说：“此语极为明通，凡邪从外来，必从外去，发表固为外解，攻里亦为外解，总之使邪有出路而已，使邪早有出路而已……邪早退一日，正即早安一日，此为治一切感证之总诀。”（《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
俞氏在组方遣药时，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如治邪热内陷心包之玳瑁郁金汤，方中除用介类通灵之玳瑁、幽香通窍之郁金为君外；使以山栀子、木通引上焦之郁火屈曲下行，从下焦小便而泄；野菰根、竹叶、灯芯、带心翘，轻清透络，使火热、痰邪外达而神清。加减小柴胡汤，方中使以益元散滑窍导瘀，俾邪从前阴而出。导赤清心汤，方中以茯苓、益元散、木通、竹叶引其热从小便而泄，以童便、莲心咸苦达下，交济心肾而速降其热。何秀山在该方的按语中说：“是以小便清通者，包络心经之热，悉从下降，神气清矣。”又如蠲饮万灵汤，方中用芫花、甘遂、茯苓、大戟峻下逐水，使胸及胁腹之饮，皆从二便而出。由临床验之，为邪留出路，诚不失为一种治时病的好方法。
3.分步逐邪法
俞氏认为当认证确切后，下水结则甘遂、大戟，下瘀结则醋炒生大黄，下寒结则巴豆霜，下热结则主生大黄，“应用则用，别无他药可代，切勿以稳药塞责，药稳定而病反不稳定也”（《通俗伤寒论·六经用药法》）。故俞氏治吐泻不得、腹痛昏闷、病势险急之干霍乱，急用涌吐法，川椒五七粒和食盐拌炒微黄，开水泡汤，调入飞马金丹十四五粒，作速灌肠，使其上吐下泻，祛其邪以安正。但若寒热互现，虚实错杂，新感宿疾并见而病情繁复者，当视其轻重缓急，分步治之，而难度亦更大。俞氏谓：“人皆谓百病莫难于伤寒，予谓治伤寒何难？治伤寒兼证稍难，治伤寒夹证较难，治伤寒变证更难，治伤寒坏证最难。盖期间寒热杂感，燥湿互见，虚实混淆，阴阳疑似，非富于经验而手敏心灵，随机应变者，决不足当此重任。”（《通俗伤寒论·伤寒要义》）俞氏从其临证得失中体会到：“切不可一见暑病，不审其有无兼证夹证，擅用清凉也。”（《通俗伤寒论·六淫病用药法》）暑湿乃浊热黏腻之邪，最难愈，治之初用芳淡，继用苦辛通降方能收功。伤寒兼寒湿者，先与苏羌达表汤加苍术、川厚朴，使其微汗以开胃。兼湿热者，先予藿香正气汤加冬瓜皮仁、丝通草芳淡化湿以双解表里，继予增减黄连泻心汤，苦辛通降以肃清湿热，终予白术和中汤，加川石斛、谷芽，温和中气以开胃。内伤血郁、外感风寒之夹血伤寒，当活血解表为先，轻则香苏葱豉汤加减，重则桂枝桃仁汤出入；次下瘀血，轻则五仁橘皮汤合抵当丸，重则桃仁承气汤，俟瘀降便黑，痛势轻减者，可用四物绛覆汤，滋血活络以善后，或用新加酒沥汤滋阴调气以芟根。
4.以通为补
俞氏祛邪的另一种特色为“以通为补”。治妊娠伤寒，俞氏的治则是“疏邪解表，以治其标；扶元托散，以培其本。营虚者，养血为先；卫虚者，补气为亟；营卫两虚，温补兼施”（《通俗伤寒论·妊娠伤寒》）。但若孕妇见里热壅闭，大便不通，脉洪数者，俞氏主张治以三黄解毒汤（黄连、黄芩、黄柏、栀子、大黄）。若妊娠而见热郁阳明，热极而发紫黑斑、脉洪数者，若不急治，胎陨在即，主以青黛石膏汤（青黛、鲜生地黄、生石膏、升麻、黄芩、焦栀子、葱头）。俞氏的经验是，“如用血分滋腻之药不效，又当审察应下则下，惟中病则止，不可固执成法”（同上）。治产后伤寒身热，恶露为热搏不下，烦闷胀喘狂言者，抵当汤及桃仁承气汤主之。伤寒小产，恶露下行，腹胀烦闷欲死，大黄桃仁汤（朴硝、大黄、桃仁）主之。俞氏谓：“以通为补，此皆庞安常之法也。”（《通俗伤寒论·产后伤寒》）
俞根初治时病重祛邪的观点，与张子和很相似，但俞氏之祛邪法纯由伤寒出发，更切于时病之治，亦更灵活实用。可以说，俞氏注重祛邪，强调透达的经验，是张子和祛邪理论在时病治疗中的活用，也为张子和攻邪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俞氏谓：“伤寒证治，全借阳明。”（《通俗伤寒论·六经治法》）“凡勘伤寒病，必先能治阳明。”（《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俞氏这一观点源于张仲景顾护胃气的学术思想，较陆九芝在《伤寒阳明病释》中提出的“阳明为成温之薮”的思想，更为完善，更切实用。
1.六法全借阳明
俞根初说：“邪在太阳，须借胃汁以汗之；邪结阳明，须借胃汁以下之；邪郁少阳，须借胃汁以和之；太阴以温为主，救胃阳也；厥阴以清为主，救胃阴也；由太阴湿胜而伤及肾阳者，救胃阳以护肾阳；由厥阴风胜而伤及肾阴者，救胃阴以滋肾阴，皆不离阳明治也。”“伤寒多伤阳，故末路以扶阳为急务；温热多伤阴，故末路以滋阴为要法。扶阳滋阴，均宜侧重阳明。”何秀山对此做了很好阐发：“伤寒虽分六经，而三阳为要，三阳则又以阳明为尤要，以胃主生阳故也。若三阴不过阳明甲里事耳，未有胃阴不虚而见太阴证者，亦未有胃阴不虚而见厥阴证者；至于少阴，尤为阳明之底板。惟阳明告竭，方致少阴底板外露；若阳明充盛，必无病及少阴之理。盖少阴有温、清二法，其宜温者，则由胃阳偏虚，太阴湿土偏胜所致；其宜清者，则由胃阴偏虚，厥阴风木偏胜所致。阳明偏虚，则见太阴厥阴；阳明中竭，则露少阴底板。故阳明固三阴之外护，亦三阳之同赖也。如太阳宜发汗，少阳宜养汗，汗非阳阴之津液乎？”故此，俞氏设九味仓廪汤以益气发汗，此方妙在参、苓、仓米益气和胃，协济羌、防、薄、前、桔、甘，各走其经以散寒，又能鼓舞胃中津液，上输于肺以化汗，即所谓“借胃汁以汗之”之意。设调胃承气汤缓下胃腑结热，其药较仲景调胃承气汤多姜、枣二味，以助胃中升发之气，秉“借胃汁以下之”之意。又借仲景小柴胡汤和解益气，俞氏特别欣赏方中参、夏、姜、枣、草和胃阴壮里气之用，“盖里气虚则不能御表，表邪反乘虚而入，识透此诀，始识仲景用参之精义。盖上焦得通，精液得下，胃气因和，不强通其汗，而自能微汗以解。”俞氏以为治法虽千变万化，但健脾胃必须时时放在首位，脾胃若不健，药又岂能收功？俞氏治阴虚火旺，心阴虚者，以阿胶黄连汤为主药；肝阴虚者，以丹地四物汤为主药；脾阴虚者，以黑归脾汤为主药；肺阴虚者，以清燥救肺汤为主药；肾阴虚者，以知柏地黄丸为主药；冲任阴虚者，以滋任益阴煎为主药。但若胃未健者，则以先养胃阴为首要，以洋参、燕窝、银耳、白毛石斛、麦冬等品为主药。在制方时，俞氏常顾及阳明，如清燥养营汤，方中以陈皮运气疏中，妨碍胃滞气，梨汁醒胃以增汁。在瘥后调理时更重脾胃，俞氏认为瘥后遗症的药物调理，当分补虚、清热两项。补虚有两法：一补脾，一补胃；可以六君子汤、黄芪建中汤、叶氏养胃汤加减。清热亦有两法：初病时之热为实热，宜苦寒药清之；大病后之热为虚热，宜用甘寒药清之。二者有霄壤之殊。凡人身天真之气，全在胃口，津液不足，即是虚，生津液即补虚。故以生津之药合甘寒泄热之药以治感后之虚热，如麦冬、生地黄、牡丹皮、北沙参、西洋参、鲜石斛、梨汁、蔗浆、竹沥、鲜茅根之类，皆为合法，丝毫无苦寒之弊，其重阳明之意昭然若揭。
2.阳明多火化证、重危症
风寒暑湿，悉能化火，故火病独多；火必就燥，阳明专主燥气，故久必归阳明。风寒、暑湿、湿热，一经传到阳明，皆成燥火重症。故俞氏谓，“阳明之为病，实证多属火”（《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六经实热，总清阳明”（同上）。阳明又多兼证、重危症。胃热冲肺，则咳逆痰多，冲心包络，则神昏发厥；冲心则神昏谵语，或但笑而不语；下烁肝肾，则风动发痉，阴竭阳越，其变证由于失清失下者多。阳明之邪，失表失清，以致陷入太阴，故阳明又多中湿证（俞氏分阳明标证、本证、中见证、兼证）。当辨湿重而热轻者，失于汗解，或汗不得法，湿气内留，或其人素多脾湿，湿与热合，最为浊热黏腻。热重而湿轻者，往往内郁成斑，斑不得透，毒不得解，尤为危候，急宜提透，不使毒邪陷入少、厥二阴。邪入阳明，热结燥实者固多，气结湿滞者亦不少见。故俞氏在治疗阳明时，先将其分成上、中、下三脘现证，以别其浅深轻重之不同。俞氏谓：“阴阳本证，在上脘病尚浅，咽干口苦，气上冲喉，胸满而喘，心中懊
；在中脘病已重，大烦大渴，胃实满，手足汗，发潮热，不大便，小便不利；在下脘，由幽门直逼小肠，且与大肠相表里，病尤深重。日晡发热，谵语发狂，目睛不知，腹胀满，绕脐痛，喘冒不得卧，腹中转矢气，大便胶闭，或自利纯清水，昏不识人，甚则循衣摸床，撮空理气。”（《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俞氏治阳明之法虽多，然总以健运胃气，或清或下为主。具体方药有，以大承气汤峻下大肠结热，调胃承气汤缓下胃腑结热，厚朴七物汤攻里兼发表，柴芩清膈煎攻里兼和解，六磨饮子下气通便，枳实导滞汤下滞通便，加味凉膈煎下痰通便，白虎承气汤清下胃腑结热，陷胸承气汤肺与大肠同治等。何秀山赞曰：“（阳明病）其生其死，不过浃辰之间。即日用对病真方，尚恐不及。若仅视同他病，力求轻稳，缓缓延之，而病多有迫不及待者。俞氏善用凉泻，故能善治阳明，而名医之名，亦由此得。”（《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
俞氏治感证，宗仲景六经理论，旁参三焦学说、六淫致病说，故其专设六经用药法、三焦用药法、六淫病用药法，列方剂101首，分汗、和、下、温、清、补六法，以应六经之治。综观俞氏用药，以轻灵见长，所制汤方，每出新意，何廉臣称其“方方切用，法法通灵”。（《通俗伤寒论·后序》）
1.六经用药，纲举目张
为使医者能正确、全面掌握感证的治疗大法，俞氏在《通俗伤寒论》中开明宗义第一章，即设六经、三焦、六淫病用药法，论述其主要用药规律，让医者有规可循、有章可依，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俞氏的经验是：“（六经者）太阳宜汗，轻则杏、苏、橘红，重则麻、桂、薄荷，而葱头尤为发汗之通用。少阳宜和，轻则生姜、绿茶，重则柴胡、黄芩，浅则木贼、青皮，深则青蒿、鳖甲。阳明宜下，轻则枳实、槟榔，重则大黄、芒硝，滑则桃杏、五仁，润则当归、苁蓉……太阴宜温，轻则藿、朴、橘、半，重则附、桂、姜、萸，而香、砂尤为温运之和药……少阴宜补，滋阴轻则归、芍、生地，重则阿胶、鸡黄，而石斛、麦冬尤为生津之良药。补阳，刚则附子、肉桂，柔则鹿胶、虎骨，而黄连、官桂为交阴阳之良品。厥阴宜清，清宣心包，轻则栀、翘、菖蒲，重则犀、羚、牛黄，而竹叶、灯心尤为清宣包络之轻品。清泄肝阳，轻则桑、菊、丹皮，重则龙胆、芦荟，而条芩、竹茹，尤为清泄肝阳之轻品。”
三焦者，上焦主胸中、膈中，橘红、豆蔻是宣畅胸中的主药，枳壳、桔梗是宣畅膈中的主药。中焦主脘中、大腹，半夏、陈皮是疏畅脘中的主药，川厚朴、腹皮是疏畅大腹的主药。下焦主小腹、少腹，乌药、官桂是温运小腹的主药，小茴、橘核是辛通少腹的主药，而绵芪皮为疏达三焦外膜之主药，焦山栀为清宣三焦内膜之主药，制香附为疏达三焦气分之主药，全当归为辛润三焦络脉之主药。
俞氏谓：“风寒暑湿燥火，为六淫之正病，亦属四时之常病，选药制方，分际最宜清析。”（《通俗伤寒论·六淫病用药法》）俞氏把六淫病用药法归纳为：①风病以宣气泄卫为先，轻则薄荷、荆芥，重则羌活、防风，通用为杏、蔻、橘、桔。风郁久变热生痰，宜蜜炙陈皮、瓜蒌、川贝、胆星、竺黄、蛤粉、枳实、荆沥之属。若风热日久烁液耗津，则宜用润燥药，轻则梨汁、花露，重则知母、花粉，而鲜生地黄、鲜石斛尤为生津增液之良药。②寒邪为病，外寒宜汗，太阳汗剂药主之；里寒宜温，太阴温剂药主之。③暑邪为患，当察其有所兼夹，分别治之。暑湿，宜藿梗、佩兰、薏苡仁、通草、苍术、石膏、草果、豆蔻、滑石、炒香枇杷叶、鲜冬瓜皮瓤芳淡清泄为先；暑秽，宜葱、豉、菖蒲、紫金片锭、青蒿、鲜银花、鲜薄荷主之；暑瘵，宜西瓜汁合童便热服，或鲜茅根汤磨犀角汁。④湿邪为病，宜淡渗为主法，二苓、米、滑为主药。伤脾阳者宜香砂、理中汤，伤及肾阳者以真武汤正本清源。风湿宜羌、防、白芷、二术、麻、桂以温散，寒湿宜二蔻、砂、朴、姜、附、丁、桂以燥之，湿热宜蔻、藿、佩兰、滑、通、二苓、茵陈以芳淡宣化。若湿火盘踞肝络，血瘀而热，应苦寒泻火为君，佐辛香以通里，如栀、芩、连、柏、龙荟、清麟丸等，略参冰、麝、归须、泽泻。⑤燥病治当首分温凉，凉燥温润，宜紫菀、杏仁、桔梗、橘红之属；温燥凉润，宜鲜桑叶、杏仁、瓜蒌皮、川贝之类。⑥火病则别虚实，郁火宜发，葱、豉、荷、翘、升、葛、柴、芎施之；虚火宜补，补中益气汤主之，即甘温除大热是也。
2.相须相恶，各得其宜
组方遣药，难在配伍。若配伍得当，则诸药共力；若配伍失宜，则药力无存，病安能愈？俞氏深谙个中三昧，每能将两味普通药合用一起而使全方顿生灵气。如同为发汗，麻黄配桂枝为重剂发汗，苏叶合葱、豉为轻剂发汗。同为和解，由于配伍不同，其侧重点亦各有异。黄芩配柴胡为和解少阳，蝉、蚕配生大黄为升降和解，茹、橘合苏梗为旁达和解。同为泻下，因邪之轻重，患者体质之强弱，食积、水积、痰积之不同，故配伍亦各异。元明粉配白蜜为急性润下，陈海蜇合地栗为慢性润下，楂、曲配制大黄为下食滞，桃、红合醋大黄为下瘀积，礞、沉配制大黄为下痰火，遂、戟合制大黄为下水积，黄芪配归、苁蓉为润下老人气秘，桃仁合松、柏二仁为润下产妇血秘。同为消食积，则有谷积、肉积、酒积、水积之不同。神曲配谷麦芽则消谷食，山楂合萝卜子则消肉食，乌梅配蔗浆、葛花则消酒积，商陆合千金霜则消水积。其他配伍经验还有：杏、蔻配姜、橘为辛温开上，香、砂合二陈为辛温和中，附、桂配丁、沉为辛温暖下，葱、豉配栀、芩为辛凉解肌，杏、橘合栀、翘为轻清宣上，芩、连配姜、半为苦辛清中，五苓合三石为质重导下，芦笋配灯芯为轻清宣气，桑叶合牡丹皮为轻清凉血，知母配石、甘为甘寒清气，犀、羚合鲜地为咸寒清血，橘、半配茯苓则消湿痰，蒌、贝合竹沥则消燥痰，姜、附配荆沥则消寒痰，海粉合梨汁则消火痰，燕窝配冰糖为补津液，酸枣仁合茯神为补心神，熟地黄配杞子为补肾精，杜仲合川续断为补筋节。俞氏自谓：“此皆配制之要略，开后学之悟机”（《通俗伤寒论·用药配制法》）。
又如鳖血炒柴胡、干姜拌捣五味子、麻黄拌捣熟地黄、生姜拌炒食盐、桂枝拌捣滑石，用肉桂泡汁渗入茯苓片内晒干入药，取其温阳化饮之效等特殊炮制方法，相反相成，更具妙思。
3.质轻力胜，药贵中病
俞氏治感证多选用质轻的草木花类药，质重之介类药及血肉有情之品不常用，药之用量亦较轻，并喜欢用鲜品及汁，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药物，经俞氏精心配伍，合理应用，屡起重疴危证。以轻取胜，亦是俞氏用药之一大特色。
俞氏之柴胡陷胸汤，方中柴胡一钱，姜半夏三钱，小川连八分，苦桔梗一钱，黄芩钱半，瓜蒌仁五钱，小枳实钱半，生姜汁四滴分冲。其用药之轻清，剂量之小，由此可见。又如苏羌达表汤，俞氏对方中之剂量有特别说明，苏叶钱半至三钱，防风一钱至钱半，光杏仁二钱至三钱，羌活一钱至钱半，白芷一钱至钱半，鲜生姜八分至一钱，浙茯苓皮二钱至三钱，广橘红八分至一钱。从俞氏的一般经验来说，药量多在三钱之内。俞氏常用之鲜品，有鲜生姜、鲜竹茹、鲜葱白、鲜石斛、鲜枇杷叶、鲜茉莉花、鲜荷叶、鲜冬瓜皮、鲜银花、鲜薄荷、鲜茅根等，取其药鲜力专、透发力强之故。俞氏常用取汁的药，有菖蒲汁、生姜汁、生藕汁、竹沥、沉香汁等。如五汁一枝煎，方中鲜生地黄汁、鲜茅根汁、鲜生藕汁、鲜淡竹沥、鲜生姜汁、紫苏旁枝，俞氏还在方后特别注明其服法：先将紫苏旁枝煎十余沸，取清汤盛盖碗中，和入五汁，重汤炖温服。何秀山氏称五汁一枝煎为“清润心包、濡血增液”之良方。
俞氏治病在肌表之感证，多用轻宣药，即使治疗危笃沉疴，亦以轻药奏效。俞氏治妇人温病热结血室证，症见昼日明了、夜则谵语，甚则昏厥、舌干口臭，便闭溺短等危象，俞氏以柴胡羚角汤主之，和解偏重破结。方中有鳖血柴胡二钱，归尾二钱，杜红花一钱，碧玉散三钱，羚角片三钱（先煎），桃仁九粒，小青皮钱半，炒川甲一钱，吉林人参一钱，醋炒生锦纹三钱，药量不大，药物亦为轻清之品，而病者服之霍然而愈。因此，俞氏认为治病贵在对证下药，只要药证相符，轻剂可愈重病，若药证不投，药愈重而病愈深。
4.因地因人，通灵达变
俞氏治感证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地，于临床瞬息万变之病证，莫不成竹在胸，信手拈来，即成妙方。
俞氏在苏羌达表汤后注释云：“浙绍卑湿，凡伤寒恒多挟湿，故予于辛温中佐以淡渗者，防其停湿也。湖南高燥，凡伤寒最易化燥，仲景予辛温中佐以甘润者，防其化燥也。辛温发汗法虽同，而佐使之法则异。”（《通俗伤寒论·六经方药》）俞氏由患者所处地域不同，从仲景方中悟出玄机，而新制苏羌达表汤，非精于临证、敏于心思者难能做到。俞氏谓：“病变不常，气血有素，穷不常之病变，须门门透彻，葆有素之气血，要息息通灵，斯可言医治之方药矣。”（《通俗伤寒论·六经方药》）
为此，俞氏治感证，并非只着眼于外来之邪，十分重视患者之气血盛衰。如俞氏治阴虚体质感冒风温及冬温咳嗽、咽干痰结之证，设加减葳蕤汤以滋阴发汗，方以生玉竹滋阴润燥为君，臣以葱、豉、薄、桔，疏风清热，佐以白薇苦咸降泄，使以甘草、红枣甘润增液，以助玉竹之滋阴润燥。若纯用表药全然无汗，而得此阴气外溢则汗自出，病亦随之而解，可谓是活用汗法能自出新意者。俞氏还善于化裁古方，如新加三拗汤，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拗汤基础上加荆、薄疏风，桔、甘宣上，使以橘饼、蜜枣辛甘微散，变峻剂为平剂，以治风伤肺，寒伤太阳，头痛恶寒、无汗而喘、咳嗽白痰等症，效如桴鼓。何秀山称之为“屡用达药，善于化裁者矣”（《通俗伤寒论·六经方药》）。又如柴胡达原饮和解三焦法，以柴、芩为君，臣以枳、桔开上，朴、果疏中，青、槟达下，以开达三焦之气机，使膜原伏邪尽从三焦而外达肌膜，佐以荷梗透之，使以甘草和之，较之吴又可之原方又有新意。此外，俞氏以仲景三承气汤为基础，化裁出三仁承气汤、陷胸承气汤、犀黄承气汤、白虎承气汤、桃仁承气汤、解毒承气汤、养营承气汤等，于临床运用颇为合拍，足堪师法。
俞根初认为，虽然伤寒一证传变颇多，然不外乎火化、水化、水火合化三端。从火化者，多少阳相火证、阳明燥实证、厥阴风热证；从水化者，多阳明水结证、太阴寒湿证、少阴虚寒证；从水火合化者，多太阴湿热证、少阴厥阴寒热错杂证。俞氏又说，大抵绍患伤寒者，火化证多于水化，水火合化者亦不鲜。其意义有三：一是明确了伤寒传变的三大途径——火化、水化、水火合化；二是分析了其传变的原因与邪的性质、受邪脏腑的特性、人体禀赋、气候时令等因素有关；三是言简意明，切于实用。俞根初自谓：“就予所验，凡太阳伤寒，其邪有但传少阳阳明而止者；有不传少阳阳明越传三阴者，各随其人之体质阴阳，脏腑寒热。从火化者为热证，从水化者为寒证，从水火合化者，则为寒热错杂之证。医者能审其阴阳盛衰、寒热虚实，为之温凉补泻于其间，对证发药，随机应变，心灵手敏，庶可以治伤寒变证矣。”（《通俗伤寒论·伤寒本证》）
何秀山按：“此节论伤寒传变证，抉择原论之精华，补助仲景之缺略，发明火化、水化、水火合化三端，独出心裁，非经验宏富者不能道，学人当奉为准绳。”何廉臣谓：“俞氏特立火化、水化、水火合化三端，已握传变之主脑。然后审定各人之特性因素，再将气候风土、寒热燥湿、老幼男女等之各异及其体质强弱、脏性阴阳，与夫生活状态、旧病有无等关系，辨其经络脏腑之外候，断其寒热虚实之真相，以决方剂。虽多引用成方，略为加减，而信手拈来，适中病情。细绎其诊察之法，大抵以头、项、背、腰之变化察表，以面目、九窍之变化察里，以血脉、睛、舌之变化察其病势之安危，断其病机之吉凶。”（均引自《通俗伤寒论·伤寒本证》）
其火化、水化、水火合化三证辨证及处理方法简介如下。
1.火化
邪传少阳经证，和解兼表，柴胡枳桔汤主之。邪传少阳腑证（偏于半里证），和解兼清，蒿芩清胆汤主之。小结胸者，和解兼开降法，柴胡陷胸汤主之。少阳上焦之邪渐结于中焦阳明，和解兼轻下法，大柴胡汤去姜半夏加川厚朴、风化硝治之。
邪热传入胃经，尚为散漫无形之燥热，未曾结实，宜清透而不宜攻下之阳明外证，辛凉泄热为君，佐以甘寒救液，新加白虎汤主之。若顺证则一剂知，二剂即已。若见逆证，则人参白虎汤，或孙氏生脉散参许氏二加龙蛎汤，力图急救，希冀侥幸于什一。
邪传阳明胃腑，则病有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太阴阳明、少阴阳明、厥阴阳明。其证有热结、痰结、水结、气结、发黄、蓄血、液枯、正虚之各异。
①太阳阳明，为太阳转属阳明之热结也。宜以攻里兼解法，厚朴七物汤治之。
②正阳阳明，有轻、重、危三证。轻者，热已结胃，胃腑不和也，法当泄热润燥，佐以和胃，调胃承气汤微下之。重者，胃中热结移入小肠，法当苦寒泻火，佐以辛通，小承气汤缓下之（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危者，胃小肠热结，上蒸心脑，下移大肠，急急峻下存阴为君，佐以息风开窍，大承气汤加犀角（用代用品）、羚角（用代用品）、紫雪急救之。脉弦者生，涩者死，此要诀，切记之。
③少阳阳明，即仲景所谓误发汗而利小便，胃中燥烦而实，大便难是也。轻则和解兼攻下法，大柴胡汤主之；重则攻里兼和解法，柴芩清膈煎主之。
④太阴阳明，其证有二：一为肺胃合病，肺中痰火与胃中热结，而成下证。法当肺与大肠并治，开降肺气以通大便，陷胸承气汤主之。若水与郁热互结在胸脘、胁、肺胃之间，法当急下停饮，蠲饮万灵汤主之。二为脾胃合病，脾中湿浊与胃中热结，而成下证，急急开泄下夺，承接未亡之阴气于一线，小承气汤加川黄连、至宝丹急救之。若再失下，其脾必约，仲景麻仁脾约丸，缓不济急，速投三仁承气汤加硝蜜煎润下之，庶可转危为安。
⑤少阴阳明，有轻、重、危三证。轻者，外邪初陷于心胃之间，乃包络热郁之闷证也，法当微苦微辛，轻清开透，连翘栀豉汤主之。重者，少阴邪从火化合阳明燥化，而成下证，法当急下存阴，大承气汤加犀角（用代用品）、鲜生地黄峻下泻之。危者，少阴少火悉成壮火合并阳明燥热，而成下证，亟亟开泄下夺，泻燎原之邪火，以救垂竭之真阴，犀连承气汤加西黄、麝香急拯之。
⑥厥阴阳明，有轻、重、危三证。轻者，厥阴气结合阳明热结，而成下证，仲景所谓厥应下之是也。法当苦辛通降，下气散结，六磨饮子去木香，加广郁金主之。重者，此厥阴火亢合阳明热结，而成下证，仲景所谓脉滑而厥，厥深热亦深也。法当清燥泻火，散结泄热，四逆散缓不济急，白虎承气汤加广郁金润下之。危者，此由厥阴郁火，深伏于肝脏血络之中，而不发露于大经大络，直透胃肠而外发也。往往气闭闷毙，顷刻云亡。治宜先刺要穴出血（如少商、中冲、舌下紫筋、曲池、委中等穴）以开泄其血毒，再灌以紫雪，品飞龙夺命丹，以开清窍而透伏邪。
俞氏谓：“太少两阳与阳明合病，仲景已有明文。三阴与阳明合病，仲景《伤寒论》虽未指出，而细阅其书，亦未尝无是证，及临证实验，尤为数见不鲜。爰将病状、脉舌、疗法、药方，一一标明，以补仲景原书之不逮，从岐伯中阴溜腑之义，悟出三阴实而邪不能容，邪正互争，还而并入胃腑以成下证也。”
发黄、蓄血，本阳明常见之变证。最难治者，阳明病应下失下，邪盛正虚之坏病。若见发黄，为瘀热在里，热不得越而成阳黄也。轻则清利小便为君，荡涤黄液佐之，茵陈蒿汤调下矾硫丸，使黄从小便去。重则荡涤黄液为君，清利小便佐之，栀子大黄汤调下矾硫丸，使黄从大便去。
若见蓄血，此为瘀热在里，《黄帝内经》所谓蓄血在下，其人如狂是也。轻则凉血化瘀，犀角地黄汤加光桃仁、广郁金、白薇、当归须、青糖拌炒活䗪虫等清消之，重则破血逐瘀，桃仁承气汤急攻之，极重用抵当汤去虻虫（光桃仁二十颗、酒醋炒生大黄二钱、盐炒水蛭三支研细）加夜明砂（三钱包煎）、蜜炙延胡（钱半）、炒穿甲（一钱，现用代用品）、杜牛膝（四钱）、麝香（五厘，冲）等峻攻之。
邪热传入厥阴经证，为阳经热邪传入足厥阴经标病也。法当清泄肝热，清肝达郁汤主之，或用四逆散加制香附、小川黄连、霜桑叶、童桑枝、广郁金等疏通之。
邪热传入厥阴脏证，为阳经热邪传入足厥阴脏本病也，法当大泻肝火，龙胆泻肝汤去柴胡加白头翁、胡黄连主之。若火旺生风，肝风上行，邪陷包络，厥深热亦深，法当息风开窍，羚角钩藤汤加紫雪五分或八分急救之。若吐蛔而昏厥者，此为蛔厥，小儿最多，妇人亦有，速投连梅安蛔汤，调下妙香丸，清肝驱虫以救之，羚角钩藤汤不可与也。
以上少阳、阳明、厥阴三经脏腑变证，皆伤寒邪从火化之传变也。
2.水化
太阳表证未罢顺传阳明，此仲景所谓胃中虚寒，水谷不别故也。先以桂枝橘皮汤解其表，表解即以香砂二陈汤温其里，以白术和中汤温脾和胃而痊。
太阳表寒虽解而阳明中有水气，此由胃阳素虚，猝为表寒所侵，触动里结之水气，累及脾胃不能健运所致。呕多者，先与吴茱萸汤止其呕，利多者，与胃苓汤，温中化水，继以香砂理中汤温健脾阳，升发胃气，其病即愈。
邪传太阴经证，为太阳经邪越传足太阴标病，法当芳淡温化，藿香正气汤主之。若湿流肌肉，发为阴黄，前方送下矾硫丸，燥湿除疸以退之。
邪传太阴脏证，此太阴寒邪，直入足太阴脏证也。法当温健脾阳，香砂理中汤主之，重则热壮脾肾，附子理中汤主之。
太阳寒邪内陷少阴经证，此太阳未解，少阴先溃，必其人肾阳素虚，邪从太阳中络直入足少阴肾经也。温调营血为君，佐以扶阳，桂枝加附子汤治之。仲景麻附细辛峻汗法，究嫌冒险，不可轻与。
太阳寒邪内陷少阴脏证，此仲景所谓下焦虚寒，不能制水故也。先以附子理中汤加肉桂五分、云茯苓六钱，壮肾阳以化水气，服药后，吐利止而手足转温，或时自烦、欲去衣服者，水去而阳气回复也，可治。若下利虽止，反自汗大出，孤阳从外亡也，急与真武汤回阳摄阴。若下利既止，而头目晕眩、痰涌喘息、两足冰凉者，下多阴竭，孤阳从上而脱也，急与新加八味地黄汤，镇元纳阳。此二者，皆邪传少阴，生死出入之危候也。故仲景原论，少阴独见死证。
以上阳明、太阴、少阴，三经脏腑变证，皆伤寒邪从水化之传变也。
3.水火合化
凡阳经表邪传入太阴，往往脾湿与胃热相兼，其证有四：
①湿重于热。此由其人中气素虚，太阴证多而阳明证少也。辛淡温化为君，佐以芳透，藿香正气汤或大橘皮汤，二方酌用之。
②热重于湿。此由其人中气素实，故阳明证多而太阴证少也。苦降辛通为君，佐以凉燥，增减黄连泻心汤清解之。
③湿热并重。此湿遏热郁，夹痧秽或夹食滞阻闭中上二焦，俗称闷痧，实即湿热夹痧食之干霍乱也。必先搠痧放血，继即予涌吐法，又次宣畅气机，连翘栀豉汤调下红灵丹，终与枳实导滞汤缓下之。
④湿热俱轻。此湿热阻滞上焦清阳，胃气不舒，膈热不清之轻证也。但用轻清芳淡法，苇茎汤去桃仁，加藿香、佩兰叶、枇杷叶、淡竹叶、青箬叶等，宣畅气机，肃清三焦，自然肺胃清降，湿热去而胃开矣。
邪传少阴脏证，当分手、足二经，手少阴心主热气，中含君火；足少阴肾主生阳，中藏寒水，其证有三：
①水为火烁，此外邪夹火而动，阴虚而水液不能上济也，治宜壮水制火，阿胶黄连汤主之。若兼下利咽痛、胸满烦闷者，此水液为虚火下迫，郁热下注而不能上升也，治宜育阴煦气，猪肤汤主之。
②火为水遏，此阳气内郁，不得外达，水气上冲而下注也，治宜达郁通阳，加味四逆散主之。
③水火互结，此水阴随热下注，郁火反从上冲，治宜滋水泻火，猪苓汤加辰砂染灯心草、童便、枇杷叶等主之。
邪传厥阴，当分手、足二经，手厥阴为包络，内含胆火，主行血通脉；足厥阴为肝脏，下含肾水，主藏血活络。火性热，水性寒，故其证最多寒热错杂、阴阳疑似，约计之有四：
①外寒内热。此外虽厥而里有热，仲景所谓厥微热少是也。法当辛凉泄热以利尿，新加白虎汤主之。若包络夹胆火而肆虐，仲景所谓厥深热亦深，法当凉血清肝以坚阳，加味白头翁汤主之。
②内寒外热。此阴多阳少，肝夹肾水之寒而肆发，仲景所谓戴阳，下虚故也。急急温通回阳，通脉四逆汤主之。
③下寒上热。此寒格于下，热拒于上，火逆水泻之错杂证也。当清上热开寒格为君，佐以益气健胃，先与生姜泻心汤去甘草，加淡竹茹、枇杷叶止其吐，继与乌梅丸止其利。
④上寒下热。此寒格于上，热结于下，水逆火郁之错杂证也。法当先逐其水，蠲饮万灵汤主之，继则清肝泄热，加味白头翁汤主之。
以上太阴、少阴、厥阴各脏变证，皆伤寒邪从水火合化之传变也。
瘥后调理，常为一般医生所忽略，而这与患者能否痊愈关系甚大；瘥后调理不慎，常易致复发而前功尽弃。俞根初对此十分重视，专设瘥后调理一节，其内容有药物调理法、食物调理法、气候调理法、起居调理法及情志调理法。
1.清余邪，调脾胃
俞根初认为，“伤寒温热，大邪退后，余热未尽，元气已虚，胃虚少纳，脾弱不运”（《通俗伤寒论·调理诸法》），当以清余邪、调脾胃为法。
治瘥后浮肿，俞氏认为多由脾虚不能制水，治当实脾利水，焦冬术、茯苓皮、薏苡仁、杜赤豆、扁豆、山药、木瓜、车前子、泽泻之属治之，切忌消利。瘥后咳嗽，俞氏以为这是余热恋肺，宜当归六黄汤加减，以育阴泻火，加西洋参、生地黄、麦冬、甘草、小麦、百合、竹叶、茯苓、莲心之类，清热养阴。瘥后发疮，乃余热淫于肌肉所致，照寻常疮症，温托妄施，或苦寒直折，断不能救，惟多服清凉解毒，兼养气血药自愈。
俞氏还认为瘥后之余邪，毕竟是强弩之末，邪虽应清，但所选药与病初之清邪大不一样。初病之热为实热，宜用苦寒清之，大而病后之热为虚热，宜用甘寒。
俞氏经验得出，不欲食者病在胃，宜养以甘凉，《金匮要略》麦门冬汤或叶氏养胃汤主之。食不化者病在脾，治当温运，香砂理中汤、六君子汤主之。伤食者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病在不及消化；停食者不论食之多少，或当食而怒，或当食时病在气结而不能化。治伤食重在食，或吐或下或消；治停食重在气，惟理气兼之以消，吐下之法不任。
2.慎食忌，重食补
俞氏谓，伤寒温热之证，多属胃肠伏邪所致，胃肠已失其正常消化力，最宜忍饥耐饿，平卧安静，热退舌净无苔，始可渐进粥汤，渐进渐厚，不致转复。
进食之法，俞氏视舌苔渐净，即渐进谷气以扶正胜邪。其法，先用荷叶擦洗杓器，次用青竹叶带水一滚，倾去竹叶，只用净水一碗，次入嫩鲜芦根指大数寸，置汤中一滚，再去芦根，次入陈冬米研磨之粉，法以水搅和粉，澄去沉底粗者，只取上浮细者，入汤煎中，数沸后，粉糊已露，芦根、竹叶气清香入胃，能回清气、退浊气，有湿化湿，有火清火，有痰清痰，如有燥粪，自能润下之。俞氏称之为“伤寒瘥后进食第一法也”。
俞氏还告诫病家，今之为父母者但狃于平昔之爱好，只记伤寒之不吃粥饭，而床头果品，枕边酸甜，一概不禁，不知此等滋味，一入胃肠，则稠黏胶结，反助胃火里邪，其害甚于谷气。患者进食后，还应慎忌口。不但油腻腥发曲蘖炙煿，熏灼脏腑者固宜禁绝，即瓜果生冷，凡能冰伏脾胃者，亦不宜入口。惟萝卜汤、陈干菜汤疏导肠胃，细芽菜运其津液，服之有益。
候脉症相安，渐为减药，以谷肉果菜食养尽之。俞氏食补之法，但取其气，不取其味，如五谷之气养之，五菜之气充之，每食之间，便觉津津汗透，将身中蕴蓄之邪热，以渐运出于毛孔。若急以肥甘之味补之，则适得其反，其邪愈无外出之期。其所列食补中有，雪梨生食清火，蒸熟滋阴；薏苡仁汤治肺热脾虚；淡莲子汤、芡实粥用于遗精泄泻；扁豆红枣汤，专补脾胃；龙眼肉汤，兼养心脾；鳇鲟鳔、线鱼胶（同猪蹄、燕窝、海参，或鸡鸭荤中煮烂，饮汁更佳），填精益髓；凤头白鸭、乌骨白鸡，补阴除热；猪肺蘸白及末，保肺止血等。
3.顺四时，适时宜
人生活在大自然中，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四时寒热温凉之嬗递，是万物生长的催化剂，也是人体保持健康的重要保证。若六气太过成为六淫，或人们触风露寒，冒暑忍热，不但人易患疾，而瘥后则更易复发。《太素经》云：“适寒温者，寒无凄凄，暑无出汗，居处无犯人邪，则自身安矣。”故俞氏谓：“前贤知摄生者，卧起在四时之早晚，兴起有至和之常规，调养筋骨，有偃仰之方法，节宣劳逸，则有予夺之要则，温凉调节合度，百病不生。”（《通俗伤寒论·气候调理法》）其具体方法为：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病后调养，当此春日融和之际，宜处园林宽敞之处，用摅滞怀，以畅生气，不可兀坐久卧，以郁生化。天气寒暄不一，不可顿去棉衣，逐渐减服，稍寒莫强忍，即仍加衣，不可令背寒，寒即伤肺。春夜卧时，间或用热水下盐一撮，洗膝上下至足方卧，能消风邪，利脚气。
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花果。试看草枯木落，其汁液尽消竭于夏季，故一岁惟夏为疾病之生死关。夏季之病，较别季为独多，夏令调养，尤当谨慎。不论无病病后，如平居檐下，过街棚、弄堂、无窗屋内，弗纳凉夜卧，勿露卧，勿有汗当风而卧，勿使人扇风取凉，虽大热，不得吃冰水、凉粉、冰激凌、冷粥、一切生冷煎炒炙煿肥腻甜辣诸物。勿用冷水洗面，伏热在身，烈日晒热之衣，及汗透之衣，皆不可便穿。饱腹受寒，必起霍乱。莫食瓜茄生菜，腹中方受阴气，食凝滞之品，多为痞积。若患冷气痰火之人，尤宜忌之。
秋三月，谓之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不宜贪取新凉。凡人五脏俞穴，皆会于背，酷热之后，贪取风凉，此中风之源也。故背宜常暖护之。凡清晨睡醒，闭目叩齿咽津，搓手熨眼，可以明目。
冬三月，此为闭藏，天地闭藏，水冰地坼。当闭精养神，以厚敛藏。如植物培护于冬，至来春方得荣茂，此时若妆贼之，春升之际，下无根本，枯悴必矣。调理之法，有痰宜吐，心膈多热，所忌发汗，恐泄阳气。宜服药酒滋补，寒极渐加棉衣，不得频用大火烘灸，手足应心，不可以火炙手，引火入心，使人烦躁。不宜早出犯霜，勿多食葱，以防发散阳气。
俞氏的四时调摄法，不但病后之人十分适宜，即无病防病亦颇为可取。
4.洁身体，勤摩擦
俞氏谓：“吾绍之病家，一病之安危，多有责之于医，不知侍疾者对于病人，往往居处不合理，身体不清洁，寒温不适宜，卧起不定时，不但无助医家治疗之能力，实则助长病菌之孳生。”（《通俗伤寒论·起居调理法》）
居处宜宽敞宁静，空气流通，阳光充足。室中灯火，尤宜少燃，而绍地病家习惯，凡病伤寒时疫，素重迷信，最怕鬼祟，不但夜间红烛高烧，即日中于病室床内，亦必多燃灯火为阳光。而满屋皆侍病之人，骈肩并足，交头接耳，七嘴八舌，汗雾交流，即使无病之人，久居此室，亦必头目昏晕、胸膈气闷，况患时病之人乎？口鼻之所吸受，肺胃之所浸淫，往往轻者重，重者即死。
病后之人，面要常擦，能使容颜光泽，血气流通；目常宜揩，每静时宜常闭目，能清心安神，或用两指背两相摩擦，能袪火；齿宜常洗擦，以去口秽；腹要常摩，使腹食消磨，秽浊不结；足要常搓，常搓涌泉穴，能去风湿，健步履。凡患病人之衣服，必须间日更换，卧床被褥，尤须清洁。“洁身体，勤摩擦，皆为病后调和血气法也”（《通俗伤寒论·起居调理法》）。
另外，应留意的还有，卧讫勿留灯烛，凡眠先卧心，后卧身，卧勿张口，久成消渴及失血，不得久眠，令人失气。食后勿就寐，夜卧勿覆其头。
最后，俞氏还告诫患者应注意情志调摄。凡费力、劳心、过喜、过怒、多言多动，皆能致复。应除思虑，节言语，戒嗔怒，静心和气，使病人目见耳闻，心悦诚服，有益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