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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为对付恶劣的自然环境、繁重的体力劳作及极差的卫生条件，古越先民很早就与疾病展开了艰难的抗争，古越大地处处留下了他们不同凡响的印迹。
在住的方面，古代越人很早就采用了针对南方多雨潮湿特点而设计的“干栏式”建筑。在衣着方面，《越绝书》有越王勾践“冬披毛裘，夏披
绤”的记载，以适应四季温差的变化。饮食卫生方面，古代越人除使用储藏食物或贮水贮酒器外，尚有唾壶、虎子（即尿壶）、枕头等。这些可证当时的越人已有一定的卫生习惯。越人很早就饮用井水，越地酿酒与饮酒的历史悠久，酒为“百药之长”，至今绍兴人仍有喜饮药酒的习俗。先民在祭祀祖先鬼神时，大多酣歌畅舞，其意在祭神媚神，但亦有利于健身，出土文物“伎乐铜屋”展现了当时的场景。
《吴越春秋》卷十载，越王勾践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其医药，给与糜粥，与之同食。”妇女分娩时，“令医守之”以接生，并规定“壮者无娶老妻，老者无娶壮妇”，提倡优生优育。古代越人医治疾病的方式有砭石、针灸、切割放血（脓）、熨烫等。越城区亭山出土的唐代青瓷脉枕，是绍兴发现的较早的诊疗用具。
我国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记载了一味中药“禹余粮”。据传，当年大禹在剡溪治水毕功之后，民工弃粮于山谷，化为石，名禹余粮，其山名余粮山，该山在今嵊州禹溪村北数里。禹余粮有收敛固涩的功效。《嘉泰会稽志》曾载：“蓟子训，齐人，卖药于会稽市，时乘青骡往来。”《万历绍兴府志》载，越大市“在郡城都亭桥，秦汉时，越人于此为市，即蓟子训卖药处”。蕺山多产蕺菜，越人素有食用蕺菜的习俗。蕺菜，《本草纲目》名鱼腥草，归于菜部；《吴越春秋》称岑草，有清肺热、化痰浊的功效。《越中杂识》载，嵊州东三十五里刘门山有“采药径”，相传为汉刘晨、阮肇采药处。南梁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也曾在会稽山采药，并宴请采药人，“陶堰（宴）”之名由此而来。晋著名医药学家葛洪曾炼丹于宛委山，今有“葛仙翁丹井”遗迹。香薰，内盛芳香药物以熏染，现有晋时期的青瓷香薰出土。
在养生方面，汉代上虞人魏伯阳所撰的《周易参同契》为早期气功养生学专著，历代丹道家咸尊此书为“万古丹经王”。上虞人王充撰写的《养生》十六篇虽然已佚，但《论衡》中记载的“养气”“爱精”“适辅服药”的养生理论及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晋代书圣王羲之亦讲究养生之术。《嘉泰会稽志》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其不少书法作品亦与养生有关，《黄庭经》就是代表作之一。
越医文化犹如芝兰有根，醴泉有源，源远流长。
越地“医”之记载甚早。《吴越春秋》卷十载，越王勾践为鼓舞士气，对士兵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其医药，给与糜粥，与之同食。”在妇女分娩时“令医守之”以接生，并规定“壮者无娶老妻，老者无娶壮妇”。春秋左丘明《国语·越语上》亦载：“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这也是历史上对“医”称谓较早的记载。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到了岐伯、雷公等十多位上古名医，但对这些名家，尚未使用“某医”或“医某”的称谓。殷商时期，医疗行业出现了占统治地位的“巫医”，但以医相称者仍很少见。李经纬先生认为公元前6世纪，始有秦名医医缓、医和的事迹记载，医为其职业，和、缓为其姓氏。考古发现战国玺中，有“事疡”“事痈”，及“王喑”“郭痤”；前者指从事疮疡、痈疽治疗的医生，后者指治疗失音、嘶哑之王姓医生及治疗痤疮的郭姓医生。隋唐至明清时期，由于时间、地域与学术水平之不同，医生的称谓更为丰富。宫廷多称“太医”“大医”“御医”，民间则称“医生”“先生”“儒世”“世医”等，南方多称“郎中”，北方则称“大夫”。此外，尚有“铃医”“走方医”“坐堂医”“衙推”等，也有以地区名命名医者，如“京医”。
“越医”一词，方春阳考证，秦越人为越医之鼻祖。《太平御览》卷七三八引晋·孔衍《春秋后语》说：“齐桓公六年，越医扁鹊过齐，桓侯客待之。”文中的扁鹊指秦越人，“越”是他的籍贯，“医”是他的职业，因此称他为“越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八《周礼音义上》说：“《史记》云：姓秦，名少齐，越人。”宋·鲍彪《战国策校注》卷三《武王》说：“按《周礼释文》引《史记》：姓秦，名少齐，越人。今《史》无少齐字，恐《释文》为是，彼时所见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经典释文》是一部非常权威的经学著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考证精博，至今谈经之士，钻仰不穷。”此说虽非定论，但也是有理有据的一家之言。
张效霞考证“越医”一词，可能首见于《淮南子·缪称训》中“医骆以治病”句下东汉高诱所作的注：“医骆，越医。”明倪朱谟纂于天启四年（1624）的《本草汇言》，在“橘皮”的“集方”类目下，有“以上七方出越医顾朽匏《畅心集》”之句。顾朽匏，即顾尚，杭州人。这时将浙江医生统称为“越医”。清赵学敏于1765年的《本草纲目拾遗·卷八·诸谷部·米油》云：“越医全丹若云：黑瘦者食之，百日即肥白。以其滋阴之功，胜于熟地也。每日能撇出一碗，淡服最佳。”朱德明考证，全丹若是绍兴人。这时将绍兴医生称为“越医”。王孟英《王氏医案》中多处出现“越医”这一称呼，如“抵杭日招越医陈六顺诊治”等。这是外人对越医的称谓。清·平步青（1832—1896）在《霞外捃屑》卷四专列“越医”一条，开篇即云：“越中自昔多名医，代有传绪。”并且在“丛丛鱼复江边石，摆出新方八阵图”的自注中提到了张景岳：“景岳《类经》。梨洲比之周云渊易算，并叹为越中绝学。”作为绍兴人的平步青，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列“越医”词条，说明“越医”作为“绍兴医”的代称，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身为“绍兴医”并自称“越医”的，较早的可能是何廉臣。1904年第16期《医学报》载有《越医何廉臣明经论中国急宜开民智》一文，1909年何廉臣编著的《新医宗必读》有《越医传派论》一节，何廉臣《增订伤寒百证歌注·自序》的落款是：“民国十七年夏历十一月望，越医何廉臣识于绍兴卧龙山麓之宣化坊。”（方、张二文均引自2009年《全国首届越医文化论坛论文汇编》）
“越医”之名，其内涵既包括所有“浙江医”者，也特指“绍兴医”者；有他人所称者，也有绍医自谓者。历史上“越医”很早就已形成特定的群体，并为社会所认同。原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这样评价越医：“绍兴乃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并自成一派，世称越医。越医呈现出专科世家多、流派多、名医多、著述多的鲜明特点，具有重实践、敢创新、善总结、知行合一的独特个性，在中华医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为发展、繁荣中医药作出了重大贡献。”
越国是于越族以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建立的国家，于越是远古时期生活在太湖和钱塘江流域的一支古老民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引《舆地志》载：“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于越。”越国的历史，自夏王朝帝少康封无余于越，至秦王朝王翦降百越之君，延续了1800多年，但越国历史的源头应该更早，新石器时代于越先民已活跃于这片土地，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越国的疆域在历史上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越开始立国于会稽地区，即“封于会稽”。春秋时期其疆域以会稽为中心，据有太湖、钱塘江流域，包括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一带。越灭吴后，据有吴地，后又“徙都琅邪”。战国初期，越国进入极盛时期，其疆域北起今山东琅琊，沿海而南，有今江苏北部运河以东和全部苏南地区、浙江全境、安徽的皖南地区、江西的东境，南抵福建，并可能深入今湖南境内。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威王兴兵败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始“服朝于楚”，而诸越邦国尚存，越国一度退出原吴国地区，楚、越在长江以南的分界线，大约在今赣东北和皖南西境之间。越国的中心地区是今浙江省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金衢丘陵一带。
绍兴古称“越”，是古越国的中心，也是其国都所在地。史载大禹治水告成，在境内茅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死后葬于此山，所以更名茅山为“会稽”，这便是“会稽”这一名称的由来。春秋时期，于越民族以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立越国，成为春秋列国之一。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大败吴国，越国疆域拓展至江淮地区。至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威王兴兵败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始“服朝于楚”，而诸越邦国尚存。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定江南，降越君，以吴越地置会稽郡，治吴县（今苏州）。东汉永建四年（129），会稽郡分置吴郡，移治山阴，领今浙江境内山阴等14县。隋开皇九年（589），改会稽郡为吴州，治会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改吴州为越州，是为越州名称之始。唐及北宋，越州治山阴，领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剡、新昌八县。此后，领县数长期稳定。南宋建炎四年（1130）四月，宋高宗驻跸越州，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之意，于翌年更元为绍兴；又仿唐德宗幸梁州故事，于绍兴元年（1131）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这就是绍兴名称之由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绍兴府为绍兴路，治山阴。明、清时期复为绍兴府。民国24年（1935）6月，设绍兴行政督察区，辖绍兴、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七县，驻绍兴县城。1949年6月，设为浙江省第十专区，辖绍兴、上虞、嵊县、新昌、诸暨、萧山六县，10月改为绍兴专区。现绍兴市为省辖市，领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市政府驻越城区。
越文化，从时间上讲不仅包括越立国之后的文化，还应包括越建国之前，越地先民所创造的文化，甚至越灭亡后越地的遗风遗俗。越国文化，指越立国期间的文化，从空间上讲涉及的地域不仅限于越文化的分布区域，还包括特定时段内原吴国疆域的文化，至少包括越文化和吴文化，即一般所称的吴越文化。越文化是越医文化的母体，越医文化所属的地域与越文化所属的地域是一致的。由于时代变迁，特定地域的界定也在不断变化，为便于研究，目前越医文化研究重点涉及的地域以现绍兴市（包括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为中心。
越文化哲学思想对越医文化形成的影响，首推范蠡、计然之观点。范蠡认为处世行事，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提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国语·越语下》），又认为客观事物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在经商中也处处体现其辨证思想，认为“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反”“八谷贵贱更相胜”（《越绝书·枕中》），他根据贵贱相互转化的规律，提出理财经商的方法，“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他认为要成事，既要根据客观形势，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国语·越语下》）。“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人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赢缩转化，后将悔之”。范蠡认为抓住时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亦有形象比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蹴而趋之，唯恐弗及。”（《国语·越语下》）计然认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史记·货殖列传》），“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强或恃，不早备生，不能相葬”（《越绝书·计倪内经》）。范蠡的“守时”思想和计然的“备生”思想，对越医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张景岳重阳气的学术观点、绍派伤寒重瘥后调理的特色等，无不被其打上烙印。
越地，除了于越人，还有吴人、楚人、晋人、齐人、徐人等，如文种、范蠡、陈音（著名射师）是楚人，计然是晋人。《国语·越语上》记载：“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载：“凡四方之士来者，必朝而礼之，载饭与羹以游国中。”“量其居，好其衣，饱其食。”结其果，“四方之民，归之若流水。”越与被视为中原正统的鲁国关系密切。早在越围吴时，越王勾践派人出使鲁国。据《左传》记载，哀公二十一年（前474）“夏五月，越人始来”。杜预注：“越既胜吴，欲霸中国，始遣使适鲁。”《春秋》载哀公二十三年（前472）“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越国不仅与中原鲁国等关系密切，还与远隔万水千山的秦国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厉共公二十八年（前449）“越人来迎女”。公元前449年，勾践之孙越王不寿（盲姑）在位时，秦女嫁越的史实反映了两国间的关系。越文化的兼容思想，对越医创立融伤寒、温病学说于一炉的绍派伤寒学说，以及早期越医对西医交流、包容、吸收的态度，有深远影响。
越地的社会风尚，尚武轻死，讲究习武。越地有断发文身、贯头左衽、饭稻羹鱼、习水便舟、喜饮酒等习俗。《墨子·公孟》云：“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战国策·赵策》云：“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赵之民也。”《越绝书·记地传》说越人之性，“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以”。越地是著名水乡，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因此主要交通工具为舟楫，并流行干栏式建筑作为居住形式，其特点：一是干燥、通风、明亮，可以避潮湿；二是房屋建筑的整体结构科学合理。这些民风民俗，与绍兴地区特有的时病——“伤寒病”及由此形成的伤寒专科，以及越医在诊治“伤寒病”时积累的独特经验、创立的学说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