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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法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主要运用“四诊”（望、闻、问、切）诊察疾病，探求病因、病位、病性及病势，辨别证型，对疾病作出诊断，为治疗提供依据。因此，中医诊法是研究诊察病情、辨别病症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杭州医家对诊法颇有造诣，如明代杭县人王绍隆，号负笈先生，精医学，尤通脉理，有名于乡邑，卒于1624年。同里潘楫得其传授，著《医灯续焰》一书刊行于世。该书初刊于1652年。潘氏认为《四言脉诀》乃宋南康紫虚隐君崔嘉彦所撰，明靳州月池子李言闻删补之，更书名为《四言举要》，还认为其中虽脉、证、病、因始备，但无注释，则读者不知其所从来，反增繁惑，故取崔嘉彦《四言举要》（明·李言闻删补改订本）予以注释，鼓志为释。其注文多据《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脉经》以及张元素、刘完素、朱丹溪、李东垣等诸家学说，并结合潘氏业师王绍隆所传授的脉学见解，联系各科病证，阐述脉理、治法，更名《医灯续焰》。清代钱塘（今杭州）人卢之颐（1599—1664），字子繇（一作子由）、繇生、子萦，初号晋公，又自称芦中人，曾著《学古诊则》四卷，共四十则（又称为段）。在《学古诊则》中，卢之颐采辑《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书中有关脉学理论的内容，加以归纳整理，并做了系列的研究，重点发挥脉诊与经络原理，对经络学说阐发较详。他在书中序曰：“拙言原疏《杂病论》辨脉首条，未及申之以钞，已满三百余纸，合以后章，繁简不均，恐失仲景先生立论本义，另帙就正有道。其有未尽者，详疏平、辨两脉。而此《诊则》亦不敢妄骋臆说，惟知进法上古，遵经敷衍，稍备诊家则式，较之中古，各自恃其法者，恐不合时宜。倘不以鄙说为谬，质之《灵》《素》，严加勘驳，则不才有异时论者，罪戾无遁矣。”但卢之颐在述古脉法之余，并非完全盲从，亦有自己的观点。如《难经》将脉分为三部，但并未指出三部实际的宽度，一般都使用三指诊脉来表示“寸关尺”三部，而卢之颐提出以中指、食指诊关寸，以中指、无名指诊关尺的新方法，符合了《难经》以诊阴阳为手段，而关则是“阳出阴入”的界限的原意，值得进一步研究。卢之颐还认为有关经络学说中涉及“脉动”的内容即是后人失传的古脉法，确有见地。卢之颐在《学古诊则》中列诊法十则为纲，内容为度形体以别大小、至数以纪迟数、往来以循滑涩、部位以度长短、举按以验浮沉。以浮、大、数、滑、长为阳，沉、小、迟、涩、短为阴。他将诸书中有关脉象以类相从，分列于十纲之下，十纲既分，其错综变化就可以了如指掌。掌握了十则的大纲和各脉的目，脉象性质、纲领、分类等都有原则可据，脉象的动态变化就不难弄清，这种见解和方法确实是很精辟的。因卢之颐晚年病瞢，故此书并未完稿，第二帙之后即已残缺，后二帙则散乱不齐，存在内容重复或引文错误等情况。此书后经王琦整理，于乾隆三十年（1765）刊印在《医林指月》十二种丛书中。
据史料记载，杭州研究脉诊的医家除王绍隆、潘楫、卢之颐外，尚有明代余杭县（今杭州余杭区）人孙光裕、清代仁和县（今杭州）人陈嵇等人。孙光裕，号浮碧山人，幼年失怙，赖母所养，笃志于儒学，后患病，仓促求医，几为庸医所误，遂于攻读之余习《灵兰秘典》《金匮玉尺》等书，渐通医理，尝参考诸家脉论，著《太初脉辨》二卷，刊于崇祯乙亥（1635）。此外，他还著有《血证全集》一卷。此二书国内未见，今尚存于日本。仁和县（今杭州）人陈嵇，字几山，又字雪庐，号雪道人，清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性好游历，往来于粤东、粤西凡三十年。其工书法，善诗赋，旁及医药，著有《雪道人脉纂》，未见刊行。
有关脉诊的方法，最早见于《灵》《素》诸经，西晋王叔和撰写的《脉经》十卷，是第一部研究脉诊的专著，但杭州医家们对此书评价不高，如“钱塘医派”代表性人物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辩·诊法论》有言，认为《脉经》的内容“虽采用经语，其中不无杜撰，且多七表八里之蛇足，图画七奇八怪之形状，疑惑后学，反多歧路之悲”。对于后世假托王叔和之名所作《王叔和脉诀》，张志聪亦有评价：“五代高阳生，假叔和名，撰《脉诀》二卷，然亦有所长，但在叔和《脉经》又未可为全璧。”出于以上看法，张志聪提出“学者当宗法《灵枢》《素问》及仲景平脉、辨脉诸法”，因为“《灵枢》有缓急、大小、滑涩之提纲，《素问》有左右、前后、上下之诊法。盖以形身之上下四旁，以应天地六合之道，又三部九候之法，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谓人居天地气交之中，人与天地参也”。张志聪同时还强调诊脉时应遵循“整体观念”，即“盖以两肾为先天始分之水火，而生木、火、土、金、水之五行也。脏腑之雌雄配合，经脉之属络相连，是以高阳生有左心、小肠、肝、胆、肾，右肺、大肠、脾、胃、命之歌，盖亦有所本也。《伤寒论》以右附上候脾胃，则心与小肠，肺与大肠，不言而可知。后人妄生别论，皆未曾参究《内经》之故”。此外，张志聪还认为，《内经》中“‘平脉篇’有三菽、六菽之诊法，谓皮、脉、肉、筋、骨，乃肺、心、脾、肝、肾之外合，故以举按轻重，以候五脏之气。而褚澄、储泳之论，不徇经理，反覆阴阳，颠倒脏腑，可置之勿问”，故他倡言：“此四诊之法，咸宜明了于心中，随机应变于指下，兼之审证察色，而诊道始备。”值得一提的是，张志聪还提出，诊脉应当分识脉、审脉两个过程，其中识脉虽难，但审脉更难。他在《侣山堂类辩·识脉论》中说：“体认所见之脉何因，所主之病何证，以心印之而后得也。”并提出诊脉当需结合望、问、闻其他三诊，方为完备。他在《侣山堂类辩·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对《难经》所谓“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上部无脉，下部有脉，虽困无能为害”之说进行注释，认为其“所以然者，脉之有尺，譬如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脉有根本，人有元气，故知不死”。“钱塘医派”另一代表性人物高世栻也持类似观点，也认为“其他《脉诀》之言，多属不经，不可为信。欲求诊脉之法者，考于《灵枢》，详于《素问》，更合本论辨脉、平脉而会通之，则得其要矣”。他在《医学真传》中专立“诊脉大法”一篇，详细论述诊脉的机理及方法。他说：“脉者，五脏六腑之大原，有脉则生，无脉则死。三部脉平，病虽剧亦生；三部不平，病虽轻亦危。”认为“人身十二经脉，交通有道，循行有次，气统于先，血附于内，流行还转，昼夜不停。而医家诊脉，以左右两手分寸关尺三部，医以三指候之，以医之一呼一吸，候病者之脉，其脉应指而动，一动谓之一至。一呼一吸之间，其脉若四至以上，或五至以下，不数不迟，谓之平脉。若一呼一吸，其脉三至，或三至不足，则为迟脉。一呼一吸，其脉六至，或六至有余，则为数脉”。至于《难经》所谓“迟为虚寒，数为虚热”，他直指“此为识病之法，并非诊脉法”，这是从脉的速率来辨。从脉的形态来看，又有浮沉、滑涩、弦紧、大小之分。高世栻在《医学真传》中记载有脉的形态的具体分类：“浮者，浮泛于上，轻指即得，如水漂木，故曰浮；沉者，沉伏于下，重指始得，如石下沉，故曰沉。滑则往来流利，如珠走盘而圆转；涩则往来艰涩，如刀刮竹而阻滞。弦如弓弦，按之不移也；紧如转索，按之劲急也。大乃脉体洪大，过于本位也；小乃脉体收敛，不及本位也。”此外，脉又有微、细、芤、革之区分：“微者，虚微，似有似无也；细者，细小，如发如丝也。芤者，上有中无，如按葱管也；革者，外劲而坚，如按鼓皮也。”由于脉的形象不一，故必须于指下辨明，合证参考，方有定见。对以上诸脉之外的动脉，高世栻分析说：“动脉有二，一则三部之脉，厥厥动摇，圆疾如豆也；一则头额喉旁、胸腹胫足跃跃而动，此经脉循行环转，于空隙之处微露其端，所谓流中溢外也。”关于某些异常脉象，如无脉、反关脉、死脉（虾游、鱼翔、屋漏、雀啄、弹石）等，也必须了解。
望诊是通过观察患者的外在表现，如面色、舌苔、脉象等，以了解人体内在病理变化的方法。杭州医家强调望诊的重要性。如“钱塘医派”代表性人物高世栻在《医学真传·辨舌》中直抒己见，指出了舌诊中一些错误之处：“舌者，心之窍。心，火也。舌红，火之正色也；上舍微胎，火之蕴蓄也；此为平人之舌色。若病则君火内虚，胃无谷神，舌色变而胎垢生，今人妄谓胸中有食，则舌上有苔，非理也。若谓苔因食生，则平人一日数餐，何无苔？若谓平人食而即消，病则停滞苔生，何初病一二日，舌上无苔，至三四日谷食不入，舌反有苔？则有食有苔之说，可知其讹谬矣。”他又言：“方书辨三十六舌，张大繁言，毫无征验。世医不知此属伪言，临病施治，执以为信，非所以救之，适所以害之矣。”如以舌苔来说，平人胃气有余，凡五味入口，无论酸盐甘苦，皆过而无苔。病则胃气空虚，若五味入口，遇酸盐甘苦，则舌上凝滞而生苔。
闻诊，即听患者的声音、语言或嗅气味等以诊察病情。本段仅讨论医家论述中与声音、语言相关的部分。“钱塘医派”代表性人物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辩·音声言语论》中说：“不知音声之原委，又安能审别其病情乎。”强调了闻诊的重要性。他认为声音的高低与脾、肺二脏有关：“土者其数五，五者音也，故音主长夏，是音声之发于脾土，而响于肺金也。”又认为语言表达是否清晰明了与心、肝二脏有关：“在心主言，肝主语，心开窍于舌，舌者音声之机也。肝脉循喉咙，入颃颡。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肝心气和，而后言语清明也。”发言、歌咏，皆出于五脏神之五志，故有音声而语言不清者，当责之心肝；能语言而无音声者，当责之脾肺；能言语音声，而气不接续者，当责之两肾。该理论在临床上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问诊是采用对话的方式，向患者及其知情者查询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和症状、治疗经过等，以诊断疾病的方法。“钱塘医派”代表性人物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辩·问因论》中说：“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盖得其因，则能定其名，能定其名，则知所以治矣。”认为必须通过问诊来全面了解病情，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即所谓“夫病又有脉证之相应者，有不相应者；有病久而重感于新病者，有外感风寒，而复内伤五志，病不以次入而乘传者。故当详审其受病之因，所病之苦。察其志意得失，神气存亡，饮食嗜欲，居处房劳，参合脉证，以意逆之，然又不可惑于病家之言而无果断也”。如他曾治一少年，症见伤寒三四日，头痛发热，胸痛不可按。患者认为是三日前因食面而致病，张志聪通过问诊，认为“食停于内，在胸下胃脘间，按之而痛。今胸上痛不可按，此必误下而成结胸”。再问患者，告知说：“昨延某师，告以食面之因，医用消食之药，以致胸中大痛。”张志聪诊视外证尚有，仍用桂枝汤加减，一服而愈。可见医生在问诊时不应“惑于病家之言”，而是应当通过详细的询问，明了病情，这样才有利于更准确地、有效地诊疗疾病。
辨证就是分析、辨认疾病的症候，是依据中医学理论，将四诊所收集的各种症状、体征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判断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和正邪盛衰变化，从而作出诊断的过程。其方法主要有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其中八纲辨证是各种辨证的总纲，而阴阳辨证又是八纲辨证的核心。阳证是反映人体功能亢进，能量代谢增高的反应状态；阴证是反映人体功能不足，能量代谢低下的反应状态。在临床运用八纲辨证时，一般认为阳证主要是指实热证，阴证主要是指虚寒证。但“钱塘医派”代表性人物张志聪认为不尽然。他在《侣山堂类辩·阳证阴证辩》中说：“夫《内经》之所谓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盖谓热病而言也，故篇名热论。热病者，寒邪在于表之三阳，寒已化热，故可汗而已；在不从汗解，则热邪已入于里阴，故可下而已。若寒邪在表而不能化热，及表阳虚脱者，太阳经有四逆汤之寒证；寒邪直中于里阴，感君相二火之热化者，少阴经有急下之火证；厥阴经有便脓血之热证。此皆从人身中之气化也。故邪在三阳曰阳证，能化热曰热证，不能化热曰寒证；在三阴曰阴证，病阴寒曰寒证，得火化曰热证。又不可以病在阳而定为热病，在阴而必寒也。”明确指出阳证未必出现热象，阴证未必出现寒象。此外，还有一种“阳剧似阴、阴剧似阳”的特别现象，即他所谓：“阳剧似阴者，谓厥深热亦深也。厥阴篇曰，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所谓伤寒一二日者，谓一日病在太阳，二日病在阳明，寒已化热，至四五日而后传入于里阴，故曰必发热。言伤寒一二日必前发热，至四五日而后厥也，深重微轻也。盖热邪深入，而里气不能外达，故热深而厥亦深也。如此者当知一二日之间，邪在表阳曾发热而后传入于里阴也”。至于所谓阴剧似阳者，“乃寒邪直中于里，阴盛而格阳于外，是以喜寒恶热，揭去衣被，欲卧凉处。如此者，其人必躁；其脉沉细，或虚浮而乱；其舌必滑，其面色必清；或赤浮于外，其肤必凉；或发热者，必先凉而后热，以手按之，始觉壮热，久之反凉。对此二者，应先详审其因证，而假象自露。若犹恐阳剧似阴，阴剧似阳，先以此摇惑于心中，则反有差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