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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每当我遇到中医的困惑时，都会回想起第一次到门诊拜会杨进老师的那个早晨。
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我拜师不少，但启蒙恩师终究是最令我记忆深刻的。
实际上直到大三，我都没有很明确未来究竟要做什么。虽然一般的观点认为，在中医药大学就读的人，未来肯定是要当医生的。但事实却是，21世纪初的中医类大学生普遍是迷茫的。直到有一天，有位熟识的同学跟我说他在跟着老专家学习，这叫“抄方”——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能正儿八经地学到中医临床技能。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我想不妨试试。但哪里会有老师没来由地收一个没多少基础的本科生呢？我想起半年前参加学习社会实践活动时发放的专家资料，思忖着该和哪位老师联系。
2007年1月18日早晨，我穿着白大褂，背着笔记本，战战兢兢地来到杨进老师的门诊。杨老师当时60多岁，但头发仍乌黑并梳得一丝不苟，棕黑色大框眼镜衬托出传统知识分子的气度，与患者对话时双目微弯、嘴角轻扬，给人一种慈祥和气的温暖。
杨老师当时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的主任委员，温病学家。他的叔祖杨如侯与张锡纯、陆晋笙、刘蔚楚并称为民国“医林四大家”。对我来说，杨老师就是巍峨的高山，而我只是仰望高山的沙砾。但是，杨老师一点架子都没有，反而在一众侍诊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中，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本科生予以了更为细致的指导。
在那个早晨，我说我的课程还没有结束，又从来没有接触过实际临床，询问杨老师接下来该如何才能做好抄方的准备呢？杨老师建议我用“压缩饼干法”整理《中医内科学》的内容，即将教材中说理的部分全部剔除，仅保留诊断、证型、主要症状、治法、方药，同时加入西医《诊断学》《内科学》中相关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内容，这样可以将知识体系和体系中的要点快速理顺，变成自己的东西，在遇到临床病例时能够最快地按图索骥。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且请杨老师过目。没想到，这一场意外的拜师“抄方”之旅，至今已经过去17年了。
从大三到硕士毕业，我跟在杨老师身边持续学习了6年。从理论学习到临床实践，从临床思考再到科研探索，杨老师都给予了我最为细致的指导。
当时我发现，中医领域的科研有一种现象，就是先观察西医研究正在用什么方法，然后将热点方法套用在自己正在做的方向上，并称之为“创新”。我曾经提过应用这种科研方法，然而被杨老师否决了。杨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把西医研究的热点技术方法套用在中医研究上，这不是创新。中医的创新应该来自对临床发现的针对性思考，在思考之上提出理论假说，然后再用技术方法去进行理论探讨，最终才能得出新的理论。只有理论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一个人也许一辈子也无法创建一个新理论，但是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
醍醐灌顶！
在后来的岁月中，“只有理论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句话成为了我的中医格言，伴随着我，警醒着我。理论创新没有捷径，必须在有充分的中医临床积淀之后才能有所发现，有发现才能思考，才能给出新的答案。即便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理论创新的那一步，但我们也会成为中医发展中的一滴水珠，水珠越聚越多，终将汇成汹涌奔流的大河。
2014年，我开始攻读风湿病方向的博士学位，这是经过硕士毕业后工作，工作后再思考，思考后再回炉重造的历练。在专业学习期间，我却意外感受到社会层面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出现了潜在的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无数的中国故事中，中医药故事无疑是内涵丰富、立意高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中医药科普的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讲好中医药故事的必要性和困难性。
它的必要性在于，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且人民群众对它有着极高的需求。而它的困难性在于，人民群众并非专业人士，每个人的知识构成又大不相同，加之其接触到的中医药信息真伪优劣难辨，往往令人莫衷一是。
凡是中医临床医师，在临床过程中，或在日常咨询中，自己常常为纠正一些患者观念上的问题耗费诸多精力。由于医者与患者之间存在的巨大信息差，导致双方在沟通时产生了巨大的认知差异，这不仅降低了诊疗效率，也会降低患者的依从性，进而制约临床疗效。我将群众对中医学的普遍认知，视为中医药文化土壤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肥沃的中医药文化土壤，就只能利用自己的文字去撰写，利用自己的口舌去传播。我们需要把严肃、枯燥、深奥的专业思想，转化成群众喜闻乐见、能充分理解的作品，以不产生偏差的方式表达出去。所以我开始在业余时间撰写公众号文章，后来因为写得多了，被学校宣传部选中，推荐到各家电视台中医药科普栏目。
经过磨炼，2016年7月，经学校推荐，我代表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参加了第四届岐黄论坛。该届论坛上，在由《中华中医药杂志》社主办的全国中医药博士生学术演讲比赛中，我做了以《中医的“语言-思维”困境及其应对策略》为主题的演讲，有幸获得一等奖。在与来自全国的优秀中医青年一起交流中，我发现，中医的思维转化和语言表达的确是个不太被关注的小角落，小到几乎无人关注，这反而坚定了我继续试试看的信念。
与此同时，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也找到了我，希望能就中医的基础知识，写一本通俗易懂又富有趣味的入门读物，于是《零基础学中医》——我的第一部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考并执笔的书立项了。编写工作持续了大半年，直到2017年春，这本书在我博士毕业前夕正式出版了。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夜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是杨老师的电话。接通电话后，杨老师浑厚而略带喜悦的声音传来：“小马，我这会儿正在外地出差，没想到在乘坐的车上，看到座位上放着一本书。我顺手拿起来一看，嘿嘿，竟然正好是你写的书！真是不错！”杨老师非常高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中医药知识普及是极为必要的，而我所做的事情，是得到读者认可的。
那一夜，我失眠了。杨老师的认可，成为对我这几年努力的嘉奖。
截至目前，《零基础学中医》先后两版，重印20余次，而它的续集于2024年出版，2025年的出版计划也已经定下。除此之外，配合中医药进校园活动，由我执笔的中医药少儿读本、幼儿读本项目也已经启动，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自从立志在中医的道路上走下去之后，如何发挥最大的能量，就成了我的最大目标，于是我有了一个医馆梦。拥有一家中医馆，按照自己的理念和中医规律践行中医药的事业，其实是许多中医人的梦，但限于工作生活的客观约束，大多数人很难走出这一步。而我经过考虑，决定在工作之余创建一所中医馆，也就是后来的“薄荷中医”。于是，有那么几年，临床、行政、学术、写作、医馆经营，全都要去做，我既从中获得了充实的满足感，也日渐有精力不支而产生的疲劳感。
2020年，由于入围“南京市中医药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根据计划要求，我需要再度跟师学习。恰逢杨老师的“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成立，我也入选成为工作室成员之一。在经过了多年的临床和思考后，我此番跟师的感受与往年大不相同，有了更多的针对性，也有了更多需要向老师请教的问题。有一天，我向杨老师口述了目前正在从事的所有事情，本以为诸多方向的齐头并进能够得到老师的夸赞，没想到杨老师沉吟片刻，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你能干这么多事当然是好，但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可能还是得选择一条主线才能扎扎实实地走下去。”
这一番话如同当头棒喝，我愣在当场。对啊，这莫名持续了数年的疲劳感和越来越沉重的精神压力并不代表我做得有多好，只代表我的负担有多重。人到中年，应该到了给人生做减法的时候。做减法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选择在最适合的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后来，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权衡，我决定离开医院，把精力全部投入在建好一所纯正的中医馆和培养中医药文化土壤上。当我把决定汇报给杨老师的时候，老师的回答很坦率：“你的胆子还是蛮大的，现在人都想进医院求稳定，你倒从医院出来了。自己要考虑清楚，不要影响到你的生活。”我说感谢老师首先关心的是我的生活，我也经过了数年的考量，认准这一条路是我接下来真实想走的路，所以，不管前方是繁花锦簇，还是荆棘丛生，都值得我用余生去探索了。
回首往事，从踏入南京中医药大学开启中医学习至今，整整20年，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向，唯一欣慰的是我从不被动地做选择，每一次尝试都是对未来的投石问路，终于在入行接近20年的时候确定了后半生的求索路线。
这条路线实际上是相当孤独的，由于脱离了“体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就脱离了主流舞台，缺少了足够的关注，也就缺少了有效的指导和参考模板。一切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实践、试错、调整、再实践。
好在如今的“薄荷中医”已经成为南京城略有薄名的中医馆，在这里，中青年一代中医师能够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才能，充分地交流自己的意见，就诊的患者在这里获得了全面优质的医疗服务。而我在快速提高临床技艺的同时，也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为培育丰富中医药文化土壤做更多的贡献。好在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文化专业委员会于2024年3月成立，并认可了我的努力，吸纳我成为第一届委员。我相信，只有人民群众的中医药认知普遍提高，中医的疗效才能随之获得无形的提高，中医药的发展才能更加根深叶茂。能与中医药守望后半生，每每想起，我都有发自肺腑的喜悦。
2024年新年之前，我组织了第一次薄荷中医学术年会，邀请数十位中医才俊齐聚南京。在会上，我提出了十年之约，十年后回顾往事，相信我们已经为重建中医药的一方水土打开了新局面。
【特别鸣谢指导老师 周学平、杨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