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助人为学，首善之举，给予学习之门径。近现代中医大家任应秋先生传道受业时无不体现了“攀登学术高峰，甘为后学人梯”的治学与教学之精神，任应秋先生在其赠予肖金同志书法中也言道：“有志无坚不可摧，惊天事业在人为。但教发出光和热，那惜燃烧直到灰。不作人师作人梯，奋将肩臂当阶墀。青年攀上高峰去，我亦春蚕吐尽丝。”
其中，“阶墀”实为山路攀登之石梯。面对任何学术山峰，学人只要摸索到登天石梯，何惧而有。因此，任应秋先生育人的“阶墀”精神（即人梯精神）已成为其“培养后辈，启迪新学”的宗旨。
任应秋深知中医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他曾在《人民日报》上大声疾呼：中医文献亟待整理。他以大量的史料论述了中医文献对世界医学所做出的贡献及深入发掘的必要。但是，由于中医文献史料言辞奥古、传承复杂的缘故，成为大家学习中医的障碍。任应秋先生在培养后辈学人学习文献时，不仅告知如何分章索引，而且非常重视纵览古今医籍、传承诸家学术。所以，任应秋先生育人的“阶墀”精神，绝非仅为“人梯”，而是在搭建云梯的同时，也为后学指明攀登的方向，导人以正确的学习路径。
图1 任应秋先生书法
笔者作为“任应秋名家研究室”的成员，在“任应秋-杨维益-李峰”一代代学人的传承激励下，对古代中医文献开展了研究。笔者踏入这一研究领域后，逐渐发现自身学识的浅薄，并从中医典籍出发，遵循任应秋先生的治学方法，延伸阅读各领域典籍，并在《唐会要·卷八十二》所载唐玄宗诏令天下一文中（“宜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板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发现古代中医文献尚存有特殊的中医文献形式。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其源自汉代的“板榜”，如东汉时期王充在《论衡》中提到：“今方板（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御）服也。如题曰‘甲（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
笔者以上述之线索于2007年首次发现了其清代时期的实物文本，并确立此类中医纸本刻印文书的名称为“中医药文告”
。
“中医药文告”是中医文献当中的一个特殊的文献形式，因此，其自身具有了独特的医学、史料与文化价值。但是由于其版式的独特性（多为单页），且有流动性大等特点，难以保存，所以存世量极少。故而学术界对此类型的中医药文献尚未进行过系统整理与研究。在中医药文告的发掘与研究过程当中，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使我迈进了古人“敬惜字纸”的殿堂。
17年前（2007年），在任应秋先生“纵览古今医籍、传承诸家学术”的指引下，我开始了对中医古籍的收集，面对发黄的中医典籍每每手不释卷。在古籍的收藏过程中，我发现很多的中医古籍天头处或是字里行间偶有一些重要医家、经学家的批注，这些文字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渐渐地我被这些古籍之外的“附加品”吸引了。我记得很清晰，在阅读一部嘉庆时期翻刻的韩医古籍著作《东医宝鉴》时，发现书间夹有一张整版刻有医学文字的纸张，这个物件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当时，我对这类文献的理解为一般是阅读者的随笔或是效验方的记录，甚至是给某位患者开的处方。但是这一张纸非常特殊，并非手写，而是木板刊刻，左右上下具有边栏，前后文字一气贯通，文字的中间未见象鼻、牌记等应有的板框，而是一张“单页成文”形式的中医药布告类的文献，即嘉庆时期纸本印刷的“蔡松汀催产良方”，这张古纸就是确立我重要研究方向的“中医药文告”。
笔者创立“景和斋”（马捷和紫珊伉俪中医古籍藏书室）以来，周游岐黄典籍10余年，集藏2000余种古代文献，在收集的古籍中发现了不少医者或藏书家在书页间夹有随录验方、中医药仿单及中医药文告，久而久之，对此类“附加”文献产生了研究的浓厚兴趣。这些文献是有温度的，其承载着医者对古籍的研究心绪，对医药的痴迷与眷顾，对疾病防控方法的思考与传播。因此，笔者先后历经17年，对全国的中医纸本刻印文书进行了收集、整理与研究，在此期间收集走访各地，采集到各时期“中医药文告”2400余幅。近年来，在研究相关医疗社会史的过程中，先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让我更坚定了这一研究方向。其间研究也经历了“七进七出”，逐渐发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中医纸本刻印文书的鲜明特点，所以我欣然开始了对医疗社会史的探索。
图2 中医药纸本刻印文告示意
研究初始阶段，对这类文献究竟应该如何命名，成为困扰笔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中医古籍界，甚至在传统古籍界并没有对这类文献的确定名称，笔者请教过几位学界前辈，也不知如何定名。从文献应用属性出发，可以简单地把它看作“广告”，但是“广告”这个称谓并不能完全符合这一类文献独有的医学、社会与文化价值。因此，经过10年的思考与沉淀，并参考诸多文献与前辈学者的建议，我于2017年为其定名为“中医药文告”。
纸本印刷的“中医药文告”（下文简称“文告”）是由“榜文”衍化而来，其仍保留有“疾病防控，广而告之”的属性。因此，纸本印刷的“中医药文告”是国家医疗机构拟定或地方机构及个人向民众捐赠的疾病诊疗方法、效验方剂、预防措施等的文书布告，符合“文告”的属性，因此，我将此类中医药文献统称为纸本印刷“中医药文告”。
经过了17年的收藏与考辨，“中医药文告”的研究渐渐从开端步入了正轨。我逐渐发现这类文献主要集中阐释了古代对于区域性疾病或是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过程，记载了诊治方法、治疗之后种种效验的事迹，以及刊刻地点与年代。随着潜心研究，我完全被这类文献的中医药价值及社会、历史价值所折服，因此，更加留心收集此类文献，渐渐地就形成了专题。同时，我还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建立了“中医药文告”青年科研创新研究团队，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协同研究“中医药文告”的医学价值、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至此，对于纸本印刷“中医药文告”研究的第一阶段初步完成。
医疗的主体包括医生与患者，二者形成了社会学中的医患联系，进而产生了诸多的医疗社会现象。在连接二者关系的途径中，不仅有熟知的会话沟通（日常诊疗），还存在着单纯的文字沟通方式，这一方式在古代医疗社会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纸本印刷“中医药文告”，其将医疗的主体扩大为社会不同机构或个人与患者之间的联系，使得医疗中的社会关联更加多元化。同时，针对社会中的医疗现象，“中医药文告”则赋予了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其将以“诊治疾病”“防控疾病”为主体的医疗社会转化为“敬惜字纸”“丝路汇通”“医儒互动”等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多元化的医疗社会，使古代中医医疗有了中国式的“温度”，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与亲近中医学，古代医疗社会再度体现出了其医疗背后的人文特质。所以，在纸本印刷“中医药文告”视域下探究古代医疗社会现象，可以给我们带来对古代医疗不一样的认识。
“中医药文告”的研究过程经历了疫情肆虐全球的时期，使得我对医疗社会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在这一时期我体味到了诸多患者对于疾病的恐慌与无助，发现了“宣导”对于民众的重要意义。在面对疾病时，宣导能给予患者应对疾病的最大指导与心理上的慰藉。这种宣导在古代受媒介与途径的限制，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是布告，甚或口口相传。然而，目前的宣导是一种空前的“繁盛”状态，虽然当下的宣导传播形式多样且迅速，但是往往失去了其“效如桴鼓”的权威与“敬惜字纸”的那份敬畏，目视之下的墨字也无如“木刻文告”的古朴俊朗，但是时代的变迁也预示着传播的革新，这样的变化我们应该去认真体会，发现由古至今真正的医疗社会的发展轨迹，更好地充满信心地去面对身边的病痛，以及与疾病“对抗”中的人与社会。
以上是我在“中医药文告”研究中的一些体悟，随笔记录下来，既是对过往的一份怀念，又是对未来研究的一次积淀，更是对任应秋先生研读文献方法的传承，并以此文告慰任应秋先生“攀登学术高峰、甘为后学人梯”之“阶墀”精神。
在这17年的“中医药文告”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中，一句话久久萦绕于耳畔，“乘长风破万里浪，虽千险君亦往矣”，与诸位读者共勉。
【特别鸣谢指导老师 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