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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医药文化教育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一、中医药文化及研究的沿革与发展

(一)中医药文化的萌芽阶段与形成阶段

1.远古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以前)

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在日常饮食劳作和与大自然的抗争中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逐渐认识到一些植物、动物和矿物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这些初步的认识为中医药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随着人类的进化,我们的祖先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和“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2.春秋战国时期

在这一时期,医学得到了迅速发展,诸子百家中的儒家、道家、法家等学派都对医学产生了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扁鹊,他们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对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中医药学开始系统化、理论化,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重要医学著作包括《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它们奠定了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它记载了黄帝与岐伯等人的对话,阐述了中医药的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标志着中医药文化的正式形成。

(二)中医药文化的丰富阶段

1.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医药学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完善的一个阶段。

(1)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医药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葛洪、陶弘景等。他们的著作和临床经验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魏晋时期的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

(2)隋唐时期

中医药文化在隋唐时期进入了鼎盛时期,医学理论逐渐成熟,医学著作也开始大量涌现。隋代设立了太医署,唐代设立了太医院,都专门负责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孙思邈、陈藏器等,他们的著作和临床经验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还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本草》。

2.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明清时期,中医药学理论进一步深化,温病学派兴起。

(1)宋元时期

中医药学理论在宋元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对中医药教育普遍比较重视,设立了“太医局”等机构。医学流派的形成推动了中医药学理论的发展,如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其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中医药学理论基本完善,并形成了温病学派等新的学术体系。这一时期的医家张景岳、赵献可提出了“命门学说”;李中梓提出了“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的理论。同时,温病学派的发展补充了中医基础理论,如吴又可创“疠气”学说,解释了温病的病因;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等。

(三)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

1.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发展起始阶段

20世纪90年代起,中医药文化研究进入发展阶段。在此时期,围绕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活动逐渐增多,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1994)等,“中医文化”逐渐成为固定的学术用语,并在学界讨论会中频频出现。“中医文化”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开始迅速增加,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薛公忱的《中医文化溯源》、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等。对于“中医文化”的学科概念、研究领域等,许多前辈都进行了初步探讨,如曾孔生、曾敬的《中医文化学的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曹丽英和常存库的《中医体系文化模式论概要》等。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医药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如祝世讷在《中医文化的复兴》中强调,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中医文化的历史潮流,而21世纪将决定性地实现中医文化的潜在价值。

2.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发展提升阶段

21世纪初,中医药文化领域的研究和实践蓬勃发展,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无论是课题研究的视野还是课题探索的深度,都有较大范围的提升。在此期间,2002年,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06年,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的《医古文知识》杂志正式更名为《中医药文化》,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以“中医药文化”命名的学术期刊;2009年,上海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成立,同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医药文化分会上,会议提出了未来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几个可能突破的领域,包括中医药文化内涵的研究、中医药地域文化发掘与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机构文化的建设。

3.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发展高峰阶段

2010年以后,中医药文化研究日益升温,中医药事业稳步发展,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逐步提升,关于中医药文化的著作也逐渐丰富起来,如毛嘉陵的《中医文化蓝皮书:中国中医药文化与产业发展报告(2017—2018)》、张宗明的《传承中医文化基因——中医文化专家访谈录》等。这一时期中医药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医药文化价值挖掘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上。

二、教育学的沿革与发展

(一)教育学的发展

1.前教育学阶段

在此发展阶段,针对社会教育问题的科学研究活动已经逐步展开,但人们的认识尚不完整,对于传统教育理论的具体认识及运用,大多停留在个人经验判断和教育习俗的水平,没能形成完整、系统的基本理性认识。在西方,这一历史时期的教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哲学家、思想家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中,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以及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儿童早期教育和培养哲学家的教育观等。这些内容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中早期教育的认识。

2.教育学孕育成形阶段

14~16世纪,西方进行了很多实际的教育革新活动。如这一时期维多利诺的“快乐之家”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启示的作用。17~19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教育逐渐脱离了哲学主体,走向了成形阶段。

《大教学论》是捷克著名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的代表作,他在这部著作中对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教育原则等进行了阐述。书中课程与教学论和德育论等主要教学理念既指明了“如何做”,又为教学对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康德论教育》中提出:“教育一定要成为一种学业,否则无所希望。”“教育的方法必须成为一种科学,否则绝不能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学问。”同时,他提出了“教育实验”这一主张,这正是他理解教育学超出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地方;他在柯尼斯堡大学首次开设了教育学,迈出了教育学发展的重要一步。

(二)教育学规范和发展阶段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是德国现代教育和心理学中的佼佼者,被誉为“近代教育学之祖”“科学教学的开创者”。赫尔巴特1806年发表的《普通教育学》是近代教育学的首部专著。约翰·杜威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的理论与赫尔巴特相比,不但更加全面、系统和严密,而且体现出了新的教育理念。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和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可以被看作规范教育学形成的标志。

(三)当代教育学的新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教育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院校教育问题上。20世纪末,教育学领域的研究已经从基础教育扩展到高等教育,从正规教育扩展到非正规教育,出现一个又一个新学科发展问题。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教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教育内容越来越多样化,教育学研究领域也随之发生学科分化。教育学各分支专业纷纷发展成为新的独立学科,如教育哲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经济学等。

三、中医药文化教育学的发展阶段

现代中医药文化的教学既保护了中国传统优秀医学,又繁荣了我国近代中医药文化、培养了优秀中医药人才,为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中医药文化教育学的演进

唐代时期,经济社会成熟发达,文化事业繁荣,医药法律等各项制度比较完善。624年,唐继隋制,设太医署,下辖医学、药学两部分。其中医学教育部分按医科、针科、按摩科等招收学生。医学生在校期间每月、每季、每年都进行统一考试,如果在校期间连续2年不及格则勒令退学。

宋代在皇城中央地区专门建设翰林医官院。翰林医官院为宫廷最高的医疗机构,设有宫廷太医局,掌管医药人员教育,又专门增设皇家御药院、尚药局,掌管宫廷药物储备。宋代的皇宫医事制度,为以后中国的医药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医药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

(二)中医药文化与教育学的融合阶段

1.清末多种形式相结合的中医药文化教育

(1)旧制与新法更替下的官办中医药文化教育

清代太医院不仅是医疗机构,更是官方医学教育中心。太医院下设教习厅,分为内教习与外教习。内教习由资深御医担任,负责教授宫廷太监医学知识;外教习则由医官子弟及优秀学生担任助教,协助教学。1875—1908年,李端棻、王鹏运先后奏请清政府建立京师大学堂。后经商议,光绪帝颁布医学改革政令:“命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

(2)革新与发展的民间中医药文化教育

在这一时期,特色鲜明的师带徒教育和代表近代中医药教育雏形的中医学堂并存。清末的官办中医药教育只培养少数行医者,赏给功名,无力满足民间医疗保健的需求,师承教育依然是当时中医药教学的主要形式,也是传播与发展中医药学的主要来源。彼时大部分民间医生都是通过师带徒培养的。清代全国各地开办的医学院校尚处在试验期,开办时间较短,对现代医学发展没有太大影响。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中医药协会的成立是后来建立中医药学院的先导和基础。各地中医药学界的精英人士联合起来,成立协会、创办刊物,以提高临床医学理论和实践能力,满足临床工作的需要。

2.北洋时期抗争与探索的中医药文化教育

北洋时期,民间积极办学,民间团体和民间名医活跃,具有浓厚的地方性。地方中医药院校思想开放,观念和教学方法紧跟时代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15年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该校创办人丁甘仁在呈交北洋政府文书中详尽论述了创办中医药教育的目的、意义、途径、方法及中西教学融合之所长等内容。此外,于1924年在广州建立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中医学生的学制、培养、毕业等方面的要求亦颇具代表性,如规定学制为五年,其中四年半用于课程研习,半年用于临床实习,经考试和带教医师鉴定方可毕业。浙江省的中医药教育开创了办学形式,如中医函授。另外,山西省和江苏省也陆续建立了一些中医科院校,且各具特色。

由此看出,在这场斗争与摸索之中,各地的中医药学和学校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这是民国时期乃至近代中医药院校的基本教学模式。在这一时期积累的教科书、教学大纲等,为后来中医药教学的理论与实务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3.民国时期开始走向成熟的中医药文化教育

1929年,国民党政府欲颁行“废止中医案”,妄图取缔中医教育,给中医办学添设重重障碍,引发了中医药界的自救行动。中医药同人一方面齐心协力兴办中医药教育,另一方面深入到以教材和课程设置为代表的医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中。

我国中医药教育起步之初,在课程与教学内容上既融入了现代科技知识和西方医学知识,又注意恰当地进行中医和中药的讲解。近代西医教育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中医学者意识到,要想更好地发展中医教育,必须首先了解西医,主动接受西方医学的教育和知识。在学校教育中将中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是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一大特色,几乎所有学校均不同程度地纳入西医课程,融入西医教育内容,都开设了一些有固定学时的西药学课程;强调以中医药学为主、中西方知识相结合的思路,即以中医药学为中心实现中西医融合。在选修科目方面重视基础,可供学生选修的科目有语文(国文)、历史、音韵等。

(三)中医药文化教育学的融合发展阶段

中医药文化教育并非传统中医药文化和教育思想的简单叠加,而是这二者在具体实践中变化形成的有机整体。这意味着中医药文化教育不仅需要具备中医药文化的特色,而且应具有教育的理论基础。

中医药学不单单是一门专业和学术,其本身还蕴含着深刻而厚重的文化底蕴。所以想学好中医药,就要充分、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是中国的国粹,然而中医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历了重重坎坷和磨难,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兴起后,中医药学曾被一些国人怀疑,究其原因主要是个别人群对我国古代优秀文化思想的了解不够深入,限制了中医药文化教育的探索发展。

在目前的中医药文化教育融合发展阶段,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根据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制订符合中医药文化教育发展的教学计划,充分尊重教学规律,提高中医药学子的培养质量。 0kAUI2GNQIH11LkrQcJlBLwpbcoNebfzDcOstECOPyvB5J2MmKUmWtnUNiNjc1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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