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载国家大事的史官活动,在春秋时期达到了高潮。
“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到公元前476年,总共295年。
这段历史时期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别致的名字呢?其实是和一本大名鼎鼎的史书有关。
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史书。鲁国(位于今山东省)的史官把国家大事,按照一年四季的顺序记录下来,形成的史书就叫《春秋》。
你可能会问了:其他国家的史书可能有更好听的名字,为什么非得用这本书来称呼这段历史呢?
这是因为后世的历史学家发现,这本书记载历史事件的起止年代,和这295年的历史时期大致吻合,于是就采用了这个名字。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春秋》得到了孔子的整理修订。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正是土生土长的鲁国人。据说他加工整理了《春秋》,在编纂中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字里行间渗透着自己对某段历史的评价,微言大义。这种写法被后世称为“一字寓褒贬”。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六个字—“ 郑伯克段于鄢 ”。
六个字就写完了一件发生在郑国的大事。春秋初年,郑庄公使郑国从一个小国成了众国拥戴的霸主。
可是郑庄公非常不受母亲待见,他的妈妈只喜欢小儿子“段”。她不仅想让段继承国君的位置,争位失败后又继续帮助段获取土地,越多越好。而对于郑庄公,她从来都是不闻不问。她这么偏心,只是因为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让她难产很痛苦,所以她就格外讨厌这个儿子,还干脆给他取名叫“寤生”(倒着生)。
妈不爱的倒霉孩子“倒着生”,只能默默忍受贪心的弟弟。最后,段的封地比郑国都城的三分之一面积还大,可他仍然不知满足,在母亲的默许下,竟然招兵买马,准备把老哥拉下马。
庄公截获了段密谋造反的信件,抢先出兵,包围了段的城池。段慌不择路逃跑,在逃亡途中畏罪自杀。庄公将母亲软禁在一个偏僻的城里,还撂下狠话:“不到黄泉,不相见。”
《春秋》对这起兄弟相残的战争,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了六个字。写作者的态度和评价都蕴含在这六个字中。
“郑伯克段于鄢”,就这么几个字,能有啥评价和态度?
真没诳你。
首先,作者写的是“郑伯”而不是“郑庄公”,不用国君的尊称,是在讥讽段的反叛是郑庄公一再纵容造成的。庄公身旁的谋士又不是吃干饭的,早就向庄公通风报信,让他早点儿处置弟弟,庄公却装作没听见,故意让弟弟一步步越过界限。换句话说,段沦为“犯罪分子”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推着他往下坠,一个是溺爱的母亲,另一个是不动声色的腹黑哥哥。
其次,“克”这个字一般用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战,用在此处,正是评价这起战争不是普通的兄弟相残,而是一国同时容忍两个国君存在的恶果,暗讽了郑国局势的混乱。
最后,只提到段逃到鄢城,没继续写段因被追杀逃出郑国,也是隐晦地表明段被变相地驱逐出境。
这就是被后世称道的“春秋笔法”。无论你是多么高高在上的国君或执政者,史官都会秉笔直书,如实记下你的所作所为,绝不写假话、空话。这种正直无私的史学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史书。
此外,《春秋》还确立了“编年体”的书写方式。
编年体,就像我们写日记一样,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一年又一年地记录历史大事。《春秋》从鲁隐公开始,记载了12位鲁国国君、共计242年的历史,也就是242年的鲁国日记!
200多年的日记,应该有一卡车那么多吧。可是《春秋》的语言极其精练,全文约16000字!这是什么概念?现在的考试作文一般要求800字,《春秋》全文相当于20篇考试作文。而我们正常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300—600字,读完《春秋》全文只需要不到一小时,快的话只需要半小时!
半小时读完春秋历史,快是快了,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太简略了,后世的读者看不懂!
这就像你给一个人发信息,他每次只回一个字,他认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他所有想说的意思。他倒是省事了,你却要费尽心思猜半天。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让更多人读懂《春秋》。于是战国时期就有很多人写书,为《春秋》做解释和补充。
这些扩写作文,被统称为“传”。其中公认扩写得最好的是这三本书:《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而《左传》的文学价值远远高于另外两本,成为公认的满分范文。为什么呢?
《左传》的扩写不拘泥于《春秋》的文句。它记载的年份,比《春秋》多出13年,一直写到“三家分晋”。这使得它以18万字的篇幅,成为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内容翔实的编年体史书。它增补的内容,成为重要的史学研究资料。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左传》只是以《春秋》为大纲,可以视为一本独立的史书。
《左传》首创在叙事结束后引入议论的形式,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鲜明的是非评价,标志着中国叙事散文的成熟。作者评价的标准是儒家思想。
《左传》第一次尝试在记录历史的同时,塑造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不仅描写人物的行动,还创造了人物对话。
对话的出现,就表明《左传》不仅仅是一本史书,更是有虚构成分的文学书。后世文人对《左传》的语言给予高度评价—“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意思就是,文笔像云中的月亮一般美丽,思想像山川海洋一般深邃高远。
《左传》真的能当得起这么高的评价吗?我们来看它描写的一次著名战役。
鲁庄公十年(前684年)的春天,强大的齐国军队要攻打鲁国。鲁国大夫曹刿请求见国君。他的老乡劝他:“那些吃肉的当权者自会有办法,你何必多管闲事?”
曹刿却说:“那些人目光短浅,不会深谋远虑。”
故事的一开场,曹刿就语出惊人,直言当权者没能耐。他面对强敌压境,又有什么好计谋呢?此时悬念已生,吸引了读者继续往下读。
曹刿见到鲁庄公,却没有直接提建议,反而质问:“您都做了什么准备?用什么迎战?”
庄公得意扬扬地陈说自己的功劳:“我经常把衣服和食物分给大臣,祭祀用的猪牛、玉器和丝帛,我都老老实实献给神灵,不敢偷工减料。”
曹刿却说:“分给衣食,不过是小恩小惠;祭祀不敷衍,神灵也不一定就保佑你。”
庄公想了一会儿,又说道:“无论是多小的案子,我都根据实际情况公平裁决。”
曹刿这才点点头:“我们可以打赢这一战了,请让我和您一起去。”
曹刿的一番话,说明他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大臣得到多少赏赐,也不在于神灵的保佑,而在于能否赢得民心。庄公能够公平处理老百姓的纠纷,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就有了很大的胜算。曹刿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赢得民心只是取胜的基础,战争不是过家家,而是要在沙场上真刀真枪地过招。那么,再看《左传》对此次战争过程的记录。
鲁庄公坐战车来到长勺,看见敌军就要击鼓作战。曹刿却说:“不行,还不到时候,再等一等。”
齐国的军队击鼓,发起进攻,一直到第三通鼓时,曹刿才说:“现在可以迎战了!”
等了许久的鲁国军队冲过去,齐国的军队立刻被打败,仓皇逃命。庄公要去追败兵,曹刿说:“不行。”他下车查看地上的车辙痕迹,又扶着车前横木眺望齐国军队,这才说:“可以追了。”
鲁国军队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庄公这才请教曹刿一系列做法的原因。
曹刿说:“作战讲求士兵的勇气。齐军第一次击鼓,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就开始低落了;等到第三次击鼓时,士气就衰竭了。而我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正可以一击必胜。不过齐国是大国,虽然失败,也可能有伏兵。我看到他们的车辙混乱、旗帜东倒西歪,才放心让您率兵追击。”
这就是《左传》对著名的“长勺之战”的记载。这一场精彩的战役,在《春秋》中只有13个字:“ 十年春,王正月, 公败齐师于长勺。 ”
两相对比,我们就不难发现,《左传》对《春秋》的扩写,重在增补对话,塑造了曹刿这样一个有谋略、爱祖国的人物,也对战争发生的起因、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补充了许多有趣的细节。
长勺之战距离《左传》成书的年代有两百多年,作者是不可能知道鲁庄公和曹刿之间到底说了什么的,他们的对话都是基于史实的合理虚构,这也再次表明《左传》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
《左传》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就在于描写战争,不是重点描写战争的过程,而是更倾向分析、总结战争胜负的原因。
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左传》可以成为学写作的范文。
如此精彩的文章,到底是谁写的呢?
相传《左传》是一位鲁国史官左丘明写的,完整的名字叫《左氏春秋传》。
可是在那个时代,史书都是一代又一代史官的努力形成的,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独立创作完成,孔子也不过是《春秋》的整理加工者。
因此无论是《春秋》还是“春秋三传”,都是无数正直的史官共同完成的,他们每个人对真相的追寻、对正义的坚守,才汇集成璀璨夺目的经典著作。
这种私修史书的兴盛,促进中国迎来第一次思想大开放的黄金时代—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