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战国时期有两本史书没有用编年体记事，它们有自己的特点—国别体。
春秋战国时期，多国并立，每个国家的历史各具特色。以国为单位，将历史资料重新分类，就是国别体。这种体例是由《国语》开创的。
《国语》相传也是左丘明所作，有研究者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整理编辑的，目前尚无定论。《国语》共21卷，包括了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8个国家的事情，其中晋国的史料最多，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
《国语》和《左传》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更侧重记录人物的语言，用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所以就像你一言我一语的大国“朋友圈”。
我们先来看看“圈主”晋国说了什么话。
晋献公有一个宠妃叫骊姬，她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国君的位置，于是就想谋害太子申生。她晚上哭着对献公说：“我听说申生很仁义，对百姓也很好。他却说您被我迷惑，要动用武力，逼您杀了我。您不如现在就杀了我，免得连累百姓。”
献公很惊讶：“他难道只爱百姓，不爱他的父亲吗？”
骊姬说：“我听说效忠国家的人，认为只要事情对国家有利，就都是仁义的。只要对百姓有好处，即便杀了国君，百姓也会拥戴他。如果纣王有一个好儿子，抢在周武王之前把纣王杀了，商朝就不会灭亡，我们也不会知道纣王是不是暴君。您不担心这样的事发生吗？”
献公非常害怕，于是将申生驱逐出境。
骊姬的狡诈和献公的愚钝，在对话中一目了然。而这番对话发生在深夜，旁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都是作者的合理虚构，因此《国语》有很强的文学性。
《左传》对吴国和越国之间的恩怨情仇一笔带过，《国语》却详细记载了吴王夫差称霸、勾践灭吴的全过程。
吴国和越国都是春秋末期才崛起的国家，却是天生的死对头。因为夫差的父亲死在越国人手上，他要为父报仇，就十分勤奋治理国家，终于击败了勾践。
勾践派文种去求和，说：“我们愿意把金玉、美女都献给吴王赔罪，如果你们认为越国的罪不可饶恕，那么我们就烧掉宗庙，用仅剩的五千人拼死抵抗，他们都一个顶俩，相当于一万人。你们与其杀了这些越国人，不如得到这个国家的臣服，请仔细想想哪个更有利。”
夫差想同意求和，伍子胥反对：“不行，吴国和越国是天生的敌国。三条大江环绕着我们，百姓无处迁移，有吴国就不能有越国，有越国就不能有吴国。我们不能错过灭掉它的机会。”
可是夫差没有听进去伍子胥的话，放了勾践。勾践苦心经营三年，终于击败了吴国。夫差用同样的话求和，请求献上金玉、美女赔罪，勾践却说：“过去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你没有接受天命，现在上天把吴国交给越国，我难道可以不听天命吗？”于是吴国灭亡了。
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国语》强调了勾践胜利的原因在于重视人才、爱惜民力，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价值标准，因此《国语》是比较倾向儒家思想的史书，而《国语》开创的国别体，影响了后世的史学家。
战国时期，很多谋士在诸侯国之间游说，他们的言行被记载在《战国策》里，由西汉刘向整理编辑成书。
但是《战国策》中各国“朋友圈”内容却一直点赞数寥寥。后世学者说它是“离经叛道之书”，因为《战国策》不是儒家的“朋友圈”，它是属于“纵横家”的。
纵横家不像儒家一样著书立说，有传承和门徒，他们都是个人白手起家创业，凭借的资本只有三寸不烂之舌。他们本是士人的一部分，但是价值观、人生观和其他学派不同。他们想要的东西很简单，就是钱、权、名，而这些都是被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所不齿的，所以记载他们言行的《战国策》在当时就不受欢迎。
但是这些纵横家的人生很有戏剧性，他们非常擅长说服别人，说出来的话也很有意思。最有名的一位纵横家就是苏秦。
苏秦的老师是学识渊博的世外高人“鬼谷子”，苏秦可以说是名校毕业，但他周游列国，却找不到工作，最终穷困潦倒、面黄肌瘦回到家中。家里人看到他这样，都不搭理他，也没人给他做饭。他非常羞愧，发愤读书，下决心一定要找出让国君高薪聘用他的方法。他苦心钻研了整整一年，只要打瞌睡，就用针扎自己的大腿。
一年后，他又到赵国去碰碰运气。这一回他成功了，带着相印凯旋回家。父母得知消息，提前为他收拾好房间，还准备好酒席，出城三十里去迎接他。苏秦回到家，妻子不敢和他对视，只敢低头侧着耳朵听他说话，嫂子匍匐在地上，再三跪拜赔罪。苏秦问：“嫂子为什么之前趾高气扬，现在这么卑躬屈膝呢？”
嫂子回答：“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而且很有钱呀。”
苏秦不由得感叹：“没钱的时候，亲生父母都不把我当儿子；有钱发迹了，亲戚都畏惧我的权势。人活在世上，权力地位和荣华富贵，难道可以忽视吗？”
这就是纵横家的价值观—有钱有名就是人生赢家，无权无势就是没用的失败者。
因此纵横家为了功名富贵而不择手段，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国君。《战国策》记载了他们雄辩的说理和尖刻的讽刺，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
为了说服对方，纵横家喜欢用寓言故事说理。《战国策》中有很多至今脍炙人口的寓言，如“画蛇添足”“惊弓之鸟”“南辕北辙”“狐假虎威”“鹬蚌相争”“亡羊补牢”。这些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高深莫测，也不像《韩非子》寓言有着深刻的思辨性，而是非常贴近生活的，讲述时也十分口语化，蕴含了纵横家对世界最朴素的思考。
纵横家的言行虽然不受世人喜欢，但是他们能一针见血地给国君提意见、指出问题，头脑很灵活；他们毫不掩饰自己拿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态度，何尝不是另一种“真实做人”的表现呢？
《战国策》展现纵横家的风采，也丰富了史料，等到司马迁写《史记》时，他选用的很多史料都出自《战国策》。《战国策》追求情节奇特和夸张铺陈的叙事手法，影响了汉初散文。
史书撰写体例上，国别体和编年体并轨而行，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有人将这个格局打破，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