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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文坛，有个赫赫有名的男子“组合”，他们的诗文都刚健有力、自成风骨，后人称他们为“初唐四杰”。四个人排名有先后，“ 天下称王、杨、卢、骆”（《新唐书》） ，公认王勃为四杰之首。
排名第二的杨炯很不服气。他倒不是想排第一，就是单纯地对排在王勃后面非常不满。他认为自己的才学不如卢照邻，但远远胜过那个只会拍皇帝和李贤马屁的小天才。
好大的口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杨炯和王勃的综合实力对比。
杨炯是名门望族之后，从汉朝到唐朝，无人不知弘农杨氏的名气。杨氏一族出过丞相—杨敞，出过大儒学者—杨震，还出过恃才放浪的文人—杨修。杨炯的祖上是隋末的将军，父亲虽然没做过大官，但家族的影响力仍在。
王勃出身于普普通通的王氏家族，和王羲之出身的望族王氏没有半毛钱关系。王勃的曾祖最高官职只做到隋朝的县令，爷爷王通是隋朝的大学者，著书立说，门生众多，不过没有官职。王勃的父亲担任太常博士，是负责礼仪和祭祀的七品官。
第一轮家世比拼，杨炯完胜。
初唐四杰都是早慧神童，骆宾王7岁写了《咏鹅》，卢照邻10岁就拜大儒为师，王勃9岁就会写书，那么杨炯呢？
杨炯或许会微微一笑，说道：“在下不才，显庆四年应弟子举及第。”
唐朝允许地方官员或有识之士举荐聪慧过人的孩子，这些神童只要通过了考试，就能被授予官职或进一步深造。杨炯中举时，才9岁。
也就是说，王勃上学时，杨炯已经上班拿工资了。第二轮天赋比拼，杨炯还是完胜。
杨炯没想到，他一路“开挂”抢跑，把王勃远远落在后面，但他见证了王勃献赋走红，见证了王勃被逐出京城，但一直到听闻王勃的死讯，他还在弘文馆工作，整整16年没有升职。
尽管他性格比较沉稳，但“冷板凳”坐了这么久，还是有些不太舒服。于是他写了两篇赋排解情绪。《青苔赋》，用青苔不争不抢的谦让品格，勉励自己要在不为人知的处境下坚持君子的操守；《幽兰赋》借歌颂“ 不以无人而不芳 ”的幽兰，婉转地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
机会终于来了。就在王勃去世的上元三年（676年），高宗下诏开启“制举”。这种考试和固定时间举行的“常举”不同：一是考试时间不固定，完全取决于皇帝的诏令；二是选拔标准不同，制举是为了选拔超凡出众的人才，无论是普通读书人还是现任官员都可以参加，考中者就能大大提高升职的概率。
杨炯一次就过，升职为秘书省校书郎。名头听上去不赖，其实不过是个九品芝麻官，在“国家图书馆”校对古籍。
换作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可能早就拂袖而去。让一个满腹诗书的人天天挑错别字，工资还不高，埋汰谁呢！炒老板鱿鱼之前，可能还会写首酸诗嘲讽一下，才能出口恶气。
杨炯做不到。他就是那种踏实勤勉的好学生，即便老师年年不评他当“三好学生”，他也不会提出抗议，只会继续默默努力。就这样，杨炯挑了六年的错别字。
永淳元年（682年），杨炯终于时来运转了。他从九品官一下子升到太子东宫的内务官“詹事司直”，官阶连升了两级。他非常开心，写了《庭菊赋》表达自己的快意心情。
杨炯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宫廷文人，但是他的诗风却和当时流行的“上官体”截然不同。
上官体，是由贞观文坛的上官仪开创的。上官仪的升职路径和杨炯很相似，先是参加科举考试，一下考了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于是担任弘文馆直学士，后来升迁为秘书郎，最后升迁为太子属官。和杨炯不同的是，上官仪受到唐太宗的器重，不仅经常为皇帝起草诏书，还成了贞观文坛的文学领袖。
上官仪经常陪同皇帝宴饮，当场完成命题诗文，因此开创了“ 绮错婉媚”（《旧唐书 · 上官仪传》） 的上官体诗风。
绮错，是指上官仪的诗歌非常重视修辞技巧，对仗非常工整。他确实对此颇有研究，提出了“六对”“八对”的对仗方法。既有同类的对偶，如“花对草”，又有双声、叠韵等基于汉字发音的对仗技巧。（双声，指两个汉字的声母相同，如“绿柳”；叠韵，指两个汉字的韵母或韵尾相同，如“徘徊”“螳螂”。）
比如：“ 滴沥露枝响，空蒙烟壑深。”（《奉和山夜临秋》） “滴沥”对“空蒙”，是叠韵对仗；“响”对“深”，是同类对仗。虽然有非常明显的雕琢语句痕迹，但是抓住了秋夜山景的细节—秋深露重，压迫枝条发出细微响动；烟雾迷蒙，身在高处却看不清远方。对技巧的追求，并没有妨碍写景的意境。
因为精细的写景咏物和“婉媚”的意境，上官体成为许多士人争相学习的风格，主导了贞观诗坛。
纯熟的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可是那些上官体的模仿者逐渐忘记了这条基本的创作准则，开始为一句新奇的对偶绞尽脑汁，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堆砌辞藻上。唯一跳脱出这种怪圈的诗人群体，正是“初唐四杰”。
杨炯身在东宫，却没有随波逐流。他虽然从未去过边塞，却写下了不逊于卢照邻的边塞诗《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短短40个字，描述的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人生抉择。既有人物的心理活动（ “心中自不 平” ），又有环境描写（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
即便突破了宫廷诗歌的常用题材，杨炯也没有舍弃声律对偶的技巧。“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这一联就对仗极其工整，选用的词汇“ 牙璋”（兵符）、“凤阙”（皇宫） 也十分典雅。
像这样体现了刚健骨气的五言诗，还有《战城南》。
“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这是汉代乐府民歌《战城南》描写的人间惨剧。而杨炯笔下，战城南的是奋勇杀敌的大唐将士。“ 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幡旗如 鸟翼，甲胄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 日，千里暗黄尘。 ”他们在苦寒之地排兵布阵、纵马驰骋，却在猎猎风声中，在马蹄扬起的黄尘中，心有阳光，无惧艰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律诗还没有定型，杨炯的《战城南》却符合平仄声律的要求，不仅每联都押韵（四联的最后一个字—“辛”“鳞”“人”“尘”，都押了n韵），每联还都是非常工整的对偶（如“幡旗”对“甲胄”，“如”对“似”，“鸟翼”对“鱼鳞”）。他的五言诗也对律诗的定型起到了促进作用。
东宫的太平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杨炯遭遇了自10岁任京官以来最严重的职场危机。前面提到过，杨炯是将门之后，他的伯父和叔父都在地方当官。其中有一位伯父的儿子，可能无法按捺住骨子里驰骋沙场的劲儿，竟然追随徐敬业起兵，要讨伐临朝称制的武太后。这场兵变不到三个月就宣告失败，杨炯的伯父和堂哥都被处死，而杨炯也受到牵连，被赶出长安，贬到四川。
想到要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京城，杨炯不禁愁肠百结。而且他听闻蜀地远隔千里，风景和民俗都与中原不同，赴任的途中必定会风云莫测、行路艰辛。于是他用“亭亭山上松”勉励自己。“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曾给族弟写过这样的诗句：“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赠从弟》） 刘桢认为不管风声如何强盛、冰霜如何压迫，山上的青松本性刚直，不会在酷寒的环境下改变自己。杨炯也是这样想的。尽管去蜀地的途中，路途遥远，风云多变（“ 途路盈千 里，山川亘百重。”）（《途中》） ，他也应该像青松一样不变本心。
但是此行毕竟不是和王勃一样的游玩散心，杨炯明白自己的仕途已经提前终结了，能不能再回到长安城，全看武太后的心情。因此他“ 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 ”，在孤独和苦闷中踏上了征途。
说起来，初唐四杰和蜀地都有着不解的缘分。骆宾王在蜀地做过将军的幕僚官；卢照邻在益州做过官，任期满后逗留蜀地，遇到了一生挚爱；王勃被驱逐出京城，到蜀地漫游散心。巴山蜀水让他们有机会相识，共同饮酒作诗，也让他们的诗风尽显刚健风骨。
或许，直到杨炯来到四川，他才真正发现了王勃诗文的价值，也明白了他们四个人的文学使命。当年瞧不起王勃的杨炯变了。他给王勃编纂了文集，还写了一篇序文，称赞王勃为“ 壮思之雄宗 ”，诗文如有神助（ “乾坤日月张其文，山 河鬼神走其思” ），是诗风变革的先行者（ “已逾江南之风， 渐成河朔之制” ）。
或许，直到初唐四杰只剩下杨炯一个人还活在世界上时，他才懂得知音的可贵、知己的难得。骆、卢、王虽然在盛世凋落，但他们曾经把酒言欢、心意相合。在蜀地的杨炯，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畅饮谈天的朋友。
蜀地的四年，杨炯是沉默的、鲜有佳作的。沉默是他为自己穿上的安全衣，借此他平安回到洛阳，被分配到习艺馆，教宫里的人读书写字。才学之士沦为培训仆役的教书先生，那些徒有其表的草包却成为朝堂红人。杨炯看不惯这种黑白颠倒的乱象，他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于是等到了去地方做县令的机会。
白石县，位于今浙江衢州，土地贫瘠，百姓穷困。杨炯来到这里，将县的名字改为“盈川”，誓要在自己的努力下，让这里谷仓盈满、百姓富裕。他在这里勤勉办公，爱民如子，可惜事业未竟，就卒于任上。
唐代名将裴行俭善于鉴别人才。他曾经预言“初唐四杰”除了性格沉静的杨炯，其他三人都不得善终。他的话果然应验：
骆宾王为叛军写檄文，最终下落不明。
卢照邻和时局相悖，当唐高宗重视官员的实际才干时，他是个没有从政实绩的儒生；当武皇后重用法家学子时，他崇尚道家学说；高宗封禅泰山后，招揽有才学的人，他却已经卧床不起，最终投水自尽。
王勃对自己的命途多舛有预感：“ 天地不仁，造化无力， 授仆以幽忧孤愤之性，禀仆以耿介不平之气。”（《夏日诸公 见寻访诗序》） 命不好，似乎是天生注定的。
只有杨炯活到寿终正寝，但终其一生，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县官而已。
在华丽的盛世舞台上，他们四人明明才学过人，却被放置在蒙尘的道具间，没能等来台前闪耀的时刻。
那又怎么样呢？“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戏为六绝句》） 再显赫一时的红人，也有归于尘土的一天。到了那时，没有价值的浮华文字，会和它的创造者一同湮没于时间之海，而“王、杨、卢、骆”的名字却如滚滚东流的江河一样万古长存。
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也是最无情的裁判。它让“初唐四杰”生不逢时，但它将唐诗华丽乐章的序曲交到了他们四人的手上。不管乐曲的高潮是何等精彩，没有人能略过序曲，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