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时的亚琛，是一个位于三个国家交界处的著名矿泉疗养地，挤满了闲掷时光和金钱的外国游人。怎么指望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阔少”在这种地方的政府大楼里能坚持进行法律实践呢？气宇轩昂的阿尼姆伯爵，遵循着英国礼仪，将这位同乡当作世袭贵族来接待。晚餐过后，他私下给奥托上了一堂课，为这位年轻律师制订好计划，让他不用多久就可以顺利完成作为判事顾问的各个阶段。然后，这位外交官就可以正式开始他的职业生涯，“这样一来，我是否能够先到达圣彼得堡或里约热内卢就一点儿也不重要了”。
他父母为了让他能得到这次机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我们这位傲慢的少爷，竟然鄙视这青云梯。他更喜欢和年轻的英国淑女们骑马。有一天，他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摔得很严重，在不得不卧床休养的无聊日子里又一次开始厌倦生活。在这期间，他翻阅了西塞罗的《论义务》，读了他钟爱的斯宾诺莎，还有《理查三世》和《哈姆雷特》。而后他身体终于恢复到可以下床了。现在，政府可以滚一边去了！他投身于花花世界的快乐之中，一口气吃下一百五十个牡蛎，震惊餐桌上的同伴，还展示了牡蛎的最佳炙烤方式。“我餐桌上的同伴现在囊括了十七个英国人、两个法国人，再加上无足轻重的我自己。我们坐在贵族的那端，克利夫兰公爵和公爵夫人，还有他们的侄女——友好又富于魅力的拉塞尔小姐。”然而，年轻、漂亮、打扮精美、来自公爵家的英国女士劳拉，更符合他的喜好。当她离开亚琛时，她和奥托已经秘密订婚了。
他如何能挣到足够多的可以用来娶她的钱呢？去赌桌上吗？这时就像在很多小说里会发生的一样，赌博让他的债务越来越重。同时他还听说了她家族的一些消息，使他大吃一惊。之后不久，他就与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产生了感情，而后他又重新勤奋了一阵。其中又不时受到对家乡的思念、来自父母的抱怨、愤世嫉俗的心态、债务、狩猎聚会、卷土重来的决心等等因素的影响，“我已经学会一点：我必须看管好我自己，我心中仍然有太多的浪漫情怀。”这句话，是他亲手写下的唯一与那些日子有关的一句话，它让我们瞥见了他不被约束的情绪中的混乱
。他当时的婚约于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尽头。
第二年的夏天，他又被另一位英国女人——伊莎贝尔·洛林——所吸引。她不像劳拉那么尊贵，但是要更好看。她是牧师的女儿，一头金发，身材苗条。俾斯麦请了两周假，无视他在亚琛越积越多的债务，跟着这位女士去了威斯巴登。在那里，他又一次遇见了劳拉，因为她正是伊莎贝尔的朋友。俾斯麦觉得这种状况“太刺激了”，他成为伊莎贝拉的情人，并且写信给他的朋友说：“顺便，我得告诉你一声，我订婚了。像你一样，我一直都想要进入神圣的婚姻生活。我中意一位年轻的英国女人，金发碧眼、长得极其漂亮，并且到现在为止，她一个字的德语也不懂。我将要和她的家里人一道去瑞士，并且和他们在米兰分别……因为我急着去看我父母，我已经和他们分开差不多两年了……你一定要来英格兰参加我的婚礼，它会在明年春天举行。”
受到家族傲慢天性以及倾向于鄙视行政官员的影响，我们的冒险家等了两个月，才终于下定决心写下了一封信，向他在亚琛的长官解释他的缺席。他说，“紧急的私人事务”使得他离开了他的岗位。他正式请求离职，还打算不久就提交他的辞呈。远在家乡的亲人和他越来越疏远。他父亲不再寄钱给他；他那生着病的母亲大为震怒。最后，已经没剩下多少钱的他只能回到家中，他就像坐在他所憎恶的陌生人的马车里的一位客人一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曾经对一份所谓的光辉事业拥有着大好前程。可能，我的雄心也能继续为我领航，可以长期或者永久地指引着我，要是没有一位漂亮的英国女人吸引我，让我离开了我的道路。她领着我（未经同意地）花了六个月跟在她身后在远洋上航行。终于我让她停了下来，她降旗投降。但是两个月后，我的战利品被一位独臂上校抢走了，他五十岁，有四匹马和一万五千塔勒的存款。带着干瘪的钱包和一颗疼痛的心，我回到了波美拉尼亚……被一艘笨重又不受人待见的大型帆船拖拽着。”
就像他上次回家一样，这一次他回家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因为神经太过紊乱，他写信时都经常犯错。这位儿子就带着这种脱轨状态，回到了受到伤害的父母身边。他那患病的母亲，深深困扰于家族命运的衰落，却仍然用尽残存的精力想要为她的儿子寻求一个崭新的机会，努力为他在波茨坦的行政机构谋了一份差事。就算阿尼姆之前已经从亚琛寄来一封讥讽信，告诉她，这位年轻的伯爵“努力工作的尝试是徒劳的，因为亚琛的花花世界对他的诱惑太大了”。官方文件的措辞则更为严厉。波茨坦那一方被告知，在奥托居住了数月的宿舍里和其他地方，这位伯爵先生留下了数百塔勒的负债，并且因为这些负债，他被迫离开了亚琛。
这位被告傲慢地回复道：“我并不打算与亚琛的皇家机构谈论我的个人事务，同时我还要对这种无礼侵犯我个人权利的行为提出控告。”他父亲的行为如出一辙。当这位父亲收到还清债务的要求时，他十分生气，最终甚至拒绝与相关机构继续联络。多亏了好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这些容克地主就是如此独立自主。他们以高傲的姿态对官方不屑一顾，当符合目标时又与官方恢复往来。由此，在为他动用了一些关系之后，年轻的俾斯麦仍得到了那个波茨坦的职位——基于一份要求他必须按时且勤勉地上班的书面协议。
我们这位自负的年轻人表现得并没有比在亚琛好多少。这个地方很偏僻，他对普通的事务看不上眼，他的上级大都迂腐，一味要求他准时。三个月后，我们的这位少爷就擅离职守了。家中，濒临破产。他的母亲确实是生病了，但没人真的把这当回事儿，因为她平常是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他的父亲现在成了一个老头，他不可能突然间就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资产。农田就一直租着吧，他父亲说。开一家制糖厂吧，他母亲建议道。医生诊断出他母亲患有癌症，她便留在柏林接受治疗。她的儿子时常陪着她。在她去世了很久以后，她儿子仍然在抱怨，说她强迫他坐在她床边，还让他把神秘主义书籍大声读给她听。
“要是可以逃避服兵役就好了！”二十三岁的他写信给他的父亲：“最后一次在柏林逃兵役的尝试也失败……但是我仍然有希望短暂地离开一阵，因为我告诉他们，当我抬起右胳膊时我总觉得肌无力——这是因为我这个部位曾经受过伤，虽然很遗憾没能伤得足够深……不论我预先服役了两周还是三个月，我都必须在演习前完成我的训练。这样看来我应该尽可能晚地去报道，可能是在三月的某一天。”俾斯麦作为一个精力充沛、年轻又健康的成年男性，试着逃避成为一个军人，还把原因归咎于编造出的肌无力。他对服兵役的抗拒源于他对于任何一类强迫他去做的事情的憎恶。他是骑马、击剑、射击艺术的大师，并且终其一生都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个人的勇气。他的骄傲不会屈服。最终，当他不得不加入了狙击兵守卫兵团，他立即与他的上级军官产生龃龉。“我永远也不可能与我的上级和睦相处。”
家里的境况也如雪崩般越来越差。女主人生着病也不改骄奢；儿子们一分钱不挣又需要开销；父亲无法提供给他们想要的，于是他们只能借利息高到10%到20%，甚至更高的高利贷。危机迫在眉睫。然后他们有了一个主意。谁想出的这个主意，没人能说清楚：是奄奄一息的母亲？焦虑不安的父亲？更有能力的两兄弟？（哥哥当时还在上学），还是对任何职位都没有兴致的那位懒汉？无论如何，在那个困局之中他们有了一个简单的想法，那就是：为了将这个家庭从破产中拯救出来，儿子们必须回到农村去。他找到母亲，说有些事情必须完成：“奥托对他在行政机构的工作已经极为厌烦了，”父亲写信告诉他的大儿子，“以至于他厌倦了人生。如果还让他继续从事这些工作很多年，他是有可能在最后成为一个坐拥两千塔勒的议长，但是也无法指望能有什么好运。他曾经恳求他的母亲为他找一些别的事情做……他想的是，我们应该开一个炼糖厂，同时他应该去马格德堡去学商科，之后再回尼朴甫管理当地事务。他如此不开心，这让我十分沮丧；而在尼朴甫我曾经见到过你是如何地热爱农业。并且我认为，如果我留在柏林我们的状况一定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下决定，应该由你们两兄弟掌管尼朴甫，而我分有舍恩豪森的收入就心满意足了。”无论如何，兄弟俩必须通过他们现有的考试。
对于这个现在将近七十岁高龄、性格随和的父亲，做出这个决定可能并没有那么难。家庭衰退的迫在眉睫和孩子们的母亲糟糕的健康状况，是她能够同意这项决定的主要原因。考虑到她死期将近，我们现在可以向这位雄心壮志的母亲说再见了。她当时只有五十岁，作为母亲，她对儿子们的期许已然破碎；作为女人，因为对孩子们父亲感到失望，她希望用孩子们的成功作为对此的补偿。然而，在下一代，她的预期将得到极大程度上的满足。
更远一点儿的亲戚们不愿意帮一点儿忙，还觉得他们有权抱怨。一封来自某一位堂姐妹的警告信表明了这一点，而这封信俾斯麦还做出了回复。这封渊博且坦率的回信，向我们呈现了他对自己生活最敏锐的分析。在一年或者两年前，他与她曾经相爱，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才决定在她面前进行自我辩护。他保留着这封信的草稿，并且在十年之后，将这封信作为他自己传记的记录资料，寄给了他的未婚妻。
“我的志趣完全不在事务和政务服务上；我不会觉得成为一名官员或是国家大臣就是我的幸运。我想，种植谷物和写公文都是同样值得尊敬的工作，并且在有些情况下，种植谷物还更有用一些。我更倾向于去发号施令而非听从命令。这些都是事实，我也无法给出具体的理由……普鲁士的官员像是一个管弦乐队中的演奏者。不论他是首席小提琴还是三角铁的打击乐手……他都必须按照协奏曲的要求来演奏他的乐器……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想按照我觉得好的方式演奏乐曲——要么就根本不演。
“对于少数几个颇有声誉的政治家而言，尤其是在那些专制国家中，爱国主义是驱使他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动力。但是更多的情况则是，动力来源于野心、来源于对命令他人的渴望、来源于想要被爱慕的虚荣，也来源于对出名的热切希望。我必须承认，我也被这一类的热情所左右。很多荣誉，比如在战争时期加身于一名士兵的荣誉、颁给身处自由宪法之下的政治家的荣誉，就像皮尔（Peel）、奥康奈尔（O'Connell）、米拉波（Mirabeau）等等所获得的荣誉（这些人都在充满活力的政治运动中占领了他们的一席之地）——这些人对我施加了积极的影响，让我不顾一切、飞蛾扑火般地想要获取那些荣誉。
“而对于那些可以通过考试、权势、文献研究、资历、上级的支持可以获得的成功，也就是那些已经被别人走烂了的成功道路，我没什么兴趣。虽然有些时候，我不无遗憾地想起：在公共服务领域那些可以满足虚荣心的事情曾经那样唾手可得、曾经通过快速晋升我就可以满足于官方对我价值的认可……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有能力且有用的人的那种愉悦的感觉，还有曾经有可能会环绕在我和我家族头顶上的荣光——在我喝了一瓶酒后，这些想法令我感到眩晕。我需要仔细且清醒的思考来说服我自己：上述这些东西仅仅只是由愚蠢的虚荣心编织出来的圈套，这些东西和花花公子对他外套剪裁的骄傲和银行家对他所持资产的喜悦如出一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从他人的看法中去找寻自己的快乐是不明智且徒劳的；而一个理智的人，他必须按照他自己认为正确且真实的方式过好自己的人生，并且不能被他在别人那里产生的印象或他生前身后别人对他的想法影响。”
“总的来说，虽然我没有挣脱雄心壮志带给我的束缚，但是我认为，这就像怀有其他各种激情一样恶劣，甚至更加愚蠢。因为如果我向我的雄心壮志投降，那么它会要求我牺牲掉我所有的精力和自由，而就算在最幸运的情况下，它也不会保证我能获得永久的满足……即使我非常成功，直到在我大约四十岁，成为首相之前，我也不可能赚取到可以满足我所需的金钱、我也没有能力在城镇修建起一座我的房子。而到那时，我可能已经变得枯燥乏味，可能已经得了忧郁症，可能已经因为需要久坐的工作而健康受损，也可能需要的只是娶个老婆回来照顾我。
“这些可有可无的好处——听到别人称我为‘首相先生’时对我虚荣心的些许满足、意识到我对国家的耗费与我对它的贡献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甚至我的工作偶尔还会妨碍国家的发展、损害国家的利益——全都诱惑不了我。因此，我下定决心要保持我的独立，只要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其中有些人还地位甚高）愿意将这些好处视若珍宝，我就不要贡献出我至关重要的精力，这样他们也会很愿意填补我留给他们的空缺。”
这份有关俾斯麦精神的第一份档案揭露出他的骄傲、敏感、蔑视，这些特质（再加上勇敢）构成了他性格的主导要素，也正是这些要素，决定了他的成功、导致了他幸福感的缺失，也预示了日后他精神生活的悲剧性挣扎。在他对愿意付出任何身体和精神上的代价以期最终能换取“首相先生”称谓的那帮富有进取心的人的讽刺性描绘中，我们看到了他对平庸的不屑。他告诉我们，他不可能因为担任了某一永远有上级管束并且根本不知自由为何物的官职而感到快乐。这位二十三岁年轻人的心中，着迷与激情、虚荣与名望、合奏与独奏、占有资产与拥有权力已经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他也向他的读者昭示出，之所以他会被那些预想中的生活的好处刺激到神经，其实是因为酒精让他产生了邪念！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乡下人的面孔，他强健着自己的体魄，比起职业生涯更重视身体健康，比起案头和办公室更钟爱森林和运动。
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位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骄傲的年轻人，他不愿意臣服于任何人，一切需要牺牲自由才能得到的东西都会令他的满足感蒙上一层阴影。他摆出一副独立自主的姿态，抛却了爱国主义的行为动机，摆脱了对国家问题的关切，就是为了带着明确的目标朝向他激情所在的正中心出击。实际上，如果他被赋予独裁者所拥有的无比权势，到那时，他会飞蛾扑火般迅猛向前，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理念，而只是为了命令他人并且赢得名声。到了现在，这种事情也只可能发生在自由的国家里。正是在他笔下那个时期的英国，皮尔刚刚成为这个国家的首相，正在下议院里努力，在他自己的党派中间强制推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奥康奈尔正在为爱尔兰的自由进行斗争。这两位革命者，都罔顾国王的看法，只是关注于他们自己的精力和意见。他们两人都闹起了革命。即使米拉波想要的也是限制君主的权力。但是在普鲁士，在德意志人的土地上，这里没有宪法，也没有上议院、下议院。就像一位爱空想的男爵，他徒劳地望着地平线，追寻着政治运动，而这无异于他的一场梦。
到此，我们有了一幅俾斯麦的肖像画，这位天生的独裁者意识到了他自己的权力，他未被“应该对国王保持忠诚”或者“应该对上帝怀有畏惧”的观念所影响，未被“对祖国应有的爱”或者“对大众应负的责任”所束缚。这位伟大的独行侠、愤世嫉俗者、斗士和革命家无休止地等待着变化发生。这位冒险家蔑视一切因为停滞才继续存续的东西，精神上的能量促使他想要做出改变而非继续执行，他渴望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发号施令，而非忍受上级的任何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