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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第一个儿子出生五年后，这位母亲将奥托·冯·俾斯麦带到了这个世上，拿破仑皇帝这时刚从厄尔巴岛回来，维也纳会议已经结束，普鲁士也已经与欧洲结成新的联盟。1815年4月2日，这位皇帝在巴黎发表了反联盟宣言。同一个早晨，柏林市民能够在《福斯日报》（ Vossische Zeitung ）上看到尼朴甫的冯·俾斯麦先生的儿子诞生的消息。在生命初期，这个小男孩儿视自己的母亲为敌手，在孩童时期他就已经和她疏远了。尽管有着浓烈的家庭感情，他在日后也如此向许多陌生人承认了这一点。在许许多多的谈话中，他从未说过他母亲一句好话。步入老年之后，他仍将她描述为一名对儿子的培养不闻不问的女学究。诚然，他说她“几乎毫无柏林人所说的那种‘亲切的感觉’”，这些评价里的用词也“过于刻薄”，但他还是会补充道，“在我看来，大部分时候她对我是严厉且冷酷的。”而这种敌对的两个特殊来源，还可以追溯到他孩童时期的初期。一个是，在冬天的柏林，他母亲接待了几个客人，因为房子的住宿条件比较有限，他的父亲只能将他自己的床让给客人睡。小男孩儿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儿。另一个怨恨则是，有一次，当小男孩儿带着骄傲的心情讲述着一张他父系祖先的照片时，他中产阶级的母亲拿走了照片，想要击碎她儿子对身世的自豪感。这些瞬间对于这个小孩儿来说极为糟糕，同时也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他关于童年时期最早的记忆揭露出他的骄傲，而这份骄傲正是他性格中促使他前进的动力。有一次，受到哥哥欺负后，他逃跑了，只敢在一棵菩提树下逡巡。还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他躲在角落，听到几位客人满腹狐疑地说：“这孩子可能是这家的儿子，也可能是个女儿。”俾斯麦说：“我旋即大胆地回答他们：‘是儿子，先生们。’——这还让他们大吃一惊。”
他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也是十分失败的。当他已经成为一位老人，在回望自己八至十三岁在柏林的普拉曼学校（Plamann Institute）上学的日子时，他仍然带着敌意。“幼年时我就被送出了家门，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把它看作我的家了。从一开始，我接受的教育就只是要提高我的理解力，让我及早获取积极的知识，而其他所有事情都不那么重要。”由于他认为母亲在家里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将自己在寄宿学校必须忍受的所有艰苦都归咎于她。他从未停止过抱怨在那里不得不吃下的发霉面包、被灌输的斯巴达式的教育、冬季不够保暖的衣物、“不近人情的严苛纪律”。就算到了八十岁，他还抱怨着“学校用剑刺他们，叫他们起床”的那种方式。
德国民族主义、雅恩（Jahn）门徒们过火的自由主义，还有对贵族的仇视（作为他不得不忍受老师们对他的猛烈攻击的一个小枝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增强了这个十岁小伙子与生俱来的那种感觉，让他更为深信他是武士阶层的一员，于是他这方面的情绪变得十分高昂，并且充满对在他母亲身上就早已惹他厌恶的自由主义的憎恨。“我从来没吃饱过……那些肉总是硬邦邦的。我们必须在早上五点半就起床，六点到七点就已经在写东西了。学校对待我们，比军士对新兵还要恶劣。我们在击剑的时候，胳膊还时常会被狠狠刺上几剑，那些伤痕往往要好几天才能消失。”这位年轻人渴望回到尼朴甫。威廉街上的生活太沉闷了。要是学校位于还伫立有大型公众建筑物的城镇里，或者处在皇帝有时会经过的地区，那也不至于太糟糕。但是在郊区，一切事物都太过于沉闷乏味，惹人寂寥。“当我望向窗外，有时看见一组牛在耕地，我的眼泪都夺眶而出。我太想念家乡，太想回到尼朴甫了。”于是在被许诺能回家探望之后，他一整年的时间都在期盼假期的到来。
可想而知，当母亲写信告诉他，她七月要去一个矿泉疗养地，因此他只能待在柏林的时候，这位小伙子将会有多震惊！而这种情况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地在发生。一年又一年，这位年轻人都没能有机会见到那个房子、公园、农场、仓房、马厩、打铁铺和乡村。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说，在学校的生活就像在坐牢。从母亲那里传来的一切，所有她想要的、所有她让他做的，都令这个小男孩儿厌恶。
当他再长大一些，他觉察到母亲的行动和野心危及了家庭的安宁。年复一年，她向尼朴甫引进不少新的耕种机器和耕种方式，因为她想要现代化，她认为她丈夫保守而随意的处置方式就是在任由一切毁灭。而在冬天，她则让费尔迪南一同前往柏林。在这里，俾斯麦一家住在歌剧广场（Opernplatz），一个对于冯·俾斯麦女士来说不足够入时的广场。她和奥托的父亲会乘车前往大臣举办的晚宴，奥托从来没有忘记当时母亲浓妆艳抹的形象：“对她那个样子我记忆犹新，她戴着长手套、穿着高腰裙，卷发成束地垂在头两边，头顶还别着一根巨大的鸵鸟羽毛。”从他母亲那里，他才第一次听到反对自由派的口号。当还是个半大小伙子的时候，他必须去取上面刊登着七月革命的巴黎报纸——然后，只是因为他母亲的喜好，他便开始看不起这些事情。日后他写道：“她生日那天，当一位男仆从学校接我回家，我发现我母亲的房间装饰着她特别喜欢的铃兰，还有许多作为生日礼物的裙子、很多书和数不清的便宜货。接着是一场晚宴，参加的人里有许多年轻军官……还有穿戴着星章和缎带的饕餮老绅士。一位女仆给我带了一点点她之前藏的鱼子酱，或者其他种类精美的食品——这些足以毁掉我的消化系统。并且，这些仆人中有很多人都曾偷窃！……我没有被好好抚养长大……我母亲热衷于社交，也并不把我们放在心上……通常两代人里，一代属于打败对方的一方，一代属于被对方打败的一方，都会这样交替着来。不管怎么说，我家里的情况也如出一辙。而我则属于被打败的那一代。”
从十二岁一直到十七岁，他一直就读于格豪克罗斯特（Graue Kloster）高级中学，他目睹了学校里对贵族敌意的持续增长，而那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都习惯于将他们的子女送来这个学校上学。这自然导致俾斯麦对其身世的自豪感也与日俱增。这个阶段他住在他父母在柏林的家中，在冬天，他面对着母亲轻率的行为举止，而父亲则随意地以支持了事。在夏天，奥托只和比他大五岁的哥哥在一起，哥哥当时也是一位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在物质生活之中”。除了哥哥，他的同伴只剩下一位家庭教师和一名女仆。因此，他的内心世界并未获得过指引，而在这些关键性的日子里，他只能转过身来依靠自己。从七岁直至十七岁，奥托·冯·俾斯麦未曾见到一个他愿意效仿的人、身边没有一个他可以去爱的伙伴，仅仅除了他的父亲。那么，对于他年轻积极便变得那么愤世嫉俗这件事，我们还能觉得不可思议吗？
除此之外，他的父亲，正如这个孩子告诉我们的一样，“不是一位基督徒”。他母亲又些微有点儿神智学的倾向。因此他的双亲都不会去教堂。他们的儿子接受的是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指引，而这位哲学家认为，批判地来看，祈祷其实是巫术的一种过渡性阶段，而仅仅是因为它能使祈祷者的信仰变得更坚定才推荐这种方式。他的母亲对史威登伯格、普雷沃斯特的女预言家和梅斯梅尔的一系列理论抱有极大的热情（这股热情就像奥托评论道的，“与她对其他方面冷静而清晰的认识形成了奇异的对比”）。她相信自己能预知未来。而这方面她唯一不能施加影响的只有她的丈夫，虽然她并看不起他，就是因为他会犯语法上的错误。费尔迪南曾经不无诙谐地向某个朋友抱怨道：“用上她所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她竟然都无法机智地预见到羊毛的价格在收市之时会比刚开市时更低。”
当然，这位父亲始终都对他的儿子很满意，然而这位母亲从来都不。父亲说：“你的成绩单一直都令我骄傲。昨天比洛斯在这儿，我给他们看了你的成绩单，然后听到他们说你有多优秀，我也十分高兴。”母亲说：“看看你周围，听听整个世界关于社会文化的评价，然后你就会意识到，在你能够声称自己是一个文明人之前，你还需要做多少努力呢。”有一次，当这个十四岁的小男孩儿从他的马背上被甩下来时，她说：“我亲爱的奥托，您的父亲认为，您的马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如此难以驾驭，而一定是您很容易被甩下来，因为您的这个座椅，比一堆旧衣物也好不了多少。”这就是父母和老师会让他们自己变得滑稽、惹人憎恶的典型腔调。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再加上那种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只可能让他成长为一位喜怒无常且执拗的年轻人。他唯一学得好的一门学科就是德语。他甚至也并不擅长历史。就算在他十五岁到十八岁，成绩名列前茅的时候，他的成绩单有时也并不漂亮，说他“狂妄的自大理应受到指责……同样，他对他的老师们看起来也并没有抱有适当的尊重”。他总是想在早上睡大觉，直到晚上才变得高兴一些；这种神经质人格的特质和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不到晚上，俾斯麦就无法达到他的最佳状态。
在那段阴郁的青年时期，能带给他愉悦的唯一解脱来自比他小十二岁的亲妹妹玛尔维纳。她是她父母的宝贝，是她哥哥们的消遣。“玛尔维纳现在看起来十分有个性，”他在十四岁时写道，“她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德语或法语。”从十五岁开始，他可以回家过假期。我们知道，在更小的时候，他就会在农场里“和农夫的漂亮老婆寻欢作乐好几个小时。”而在十六岁的年纪，他则在四轮马车里和一位“漂亮的女家庭教师”寻求刺激——她生着病，身体虚弱，接着便倒在了他的怀里。另外，他还让他的哥哥替他匿名将一件“信物”送给一位女邻居。从乡间来的信表明了一种流行的怀疑论是如何一步步进入这位十五岁小伙子的脑海的：“星期五，三位年轻人——一个纵火犯、一个拦路强盗和一个贼……越了狱。那天傍晚，由二十五名后备军成员组成的尼朴甫军队开拔，追捕这三个危险分子……当两方遭遇，我们的士兵们十分惊恐；他们朝对方大叫，但是由于两方都太过于惊慌，以至于没有人胆敢向对方回话。”
出于这些情绪，他十七岁或十八岁时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他的第一个政治信条——虽然持续时间很短暂——就是他所信仰的怀疑主义的结果。当他十七岁离开学校（正是歌德离世的时间），他“就算不是一名共和主义者，至少也坚信着：共和政体是这个国家最合理的政治形式……这些观点当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强大到足以用来战胜我与生俱来的普鲁士式的对君主制的感情。我对历史的感受仍然是在与当权者那一方共情”。他当时仍然认为哈尔摩狄奥斯（Harmodius）和布鲁图斯（Bürutus）是罪犯和反叛者。每一位不承认皇帝的德意志贵族都能激起他的怒火。
据他回忆，这些关于国家的模糊想法引导他明确地拥护了党的事业的次数仅有两次。这两次事件在当时都是他性格的一种表现，现在来看也都说明了他的那种性格。在上学的日子里，他就已经对政治演讲那种老派的方式持反对意见，说他“厌恶那些像小丑一样的、被滥用的致辞……还有荷马式的英雄在战争之前习惯于自鸣得意的行为”。正如他也反对政治用语那样，因此，即使在那些日子里，他也反感不带情绪的动作，同时也认为做动作时理应充满着激情。他谴责退尔（Tell），他说：“如果退尔——世界上最好的弓箭手，不是将箭射向那个男孩儿，而是立即射杀那位奥地利总督，而不是那颗苹果，那么在我看来这会更自然，也更高尚。这才应该是面对残酷命令时，愤怒情绪的表达方式。隐匿和埋伏都不令我愉悦。”
他也有完全清晰的理由来反对宗教信仰。在他大概十六岁的时候他领受坚信礼（Confirmation），他告诉我们：“并不是出于冷漠，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才停止了我从童年早期就习惯了的行为，并且拒绝说出我的祷词，因为对于我来说，祈祷这一行为与我所相信的自然神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我对我自己说，要么上帝就是凭借着他的全在（omnipresent）来规定一切，这也就是说，这一切都独立于我的思想和意志……要么，我的意志就独立于上帝，而如果要相信上帝能被人类的请求所影响，那也太过于狂妄自大了……”
这里唯一值得说道的事情就是他得到的思维训练。他从小就受到怀疑论的教育，并且他生性就已经十分多疑，这也让他无法主动成为一个信徒——这些事情既取决于他自己，也取决于他的父母。但是他的思维训练表明，在早一些的时候，他早已经是一个骄傲的现实主义者，他只会在必要的时候才臣服于更高的力量。这个年轻人建立起了坚定的虚无主义信念，同时也避免用公开否定的方式去冒犯上帝。对外，他将自己未能继续进行祈祷的责任推给上帝；表面上他表现得很虔诚，但内心里充满鄙夷；他还将一个无法与神性相适应的属性强加给上帝。跪拜的传统仪式并没有真正抚平他的自负。
而这也是俾斯麦第一次拜见皇帝时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