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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是主要的对手。俾斯麦憎恨奥地利，在法兰克福体验到哈布斯堡（Hapsburg）家族的傲慢之前，他已经把奥地利当成所有战斗的主要目标。他本来就讨厌奥地利，现在再加上对其的不信任，更加剧了他那与生俱来的敌意。俾斯麦在法兰克福等了十二年，他在外交部的四位长官一个接一个成了他怀疑的对象，因为长官们都占了俾斯麦想坐的位置，于是他的怀疑就落到了每个想占领普鲁士的邦国那里。在他看来，德意志疆域中除了普鲁士的部分，其他的都是外国，尤其是奥地利。奥洛穆茨的花招比条约中的条款更令他难堪。俾斯麦没有为了避免战争而护卫条约，他只想推迟条约成立的时间。毫无疑问，他做出行动的决定时，个人野心也起了作用。
不能身居首位，一开始他就很不满意。无论是作为奥托·冯·俾斯麦，还是作为一个普鲁士人，他都不能接受自己和其他十几个大使紧挨着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领袖还不是他。对俾斯麦这位天生的狩猎者来说，占了领袖位子的人就是他的猎物。在自大和狡诈这一块，图恩伯爵（Count Thun）和施瓦尔岑贝格家族的人不相上下。俾斯麦形容他是“穿着短夹克主持会议，夹克的扣子都扣上，掩盖他没穿西装背心的事实，隐隐约约只能看到领带，他就以这种闲谈的腔调办事。”这番话说明作为闯入者的俾斯麦，极度蔑视他所谈论的人；俾斯麦宣称自己是以科学家的冷静态度在观察这个奇怪的样本，这我们可很难信他。“图恩伯爵在俱乐部里玩骰子玩到凌晨四点，跳舞从十点一直跳到五点，中间都不带停的，他显然非常享受，喝了很多冰香槟，不无炫耀地向商贸协会的漂亮女士献殷勤，以此暗示，他非常在意他留给旁人的印象，就像在意他自己是否快乐一样……他是一个混合体……混合着贵族的冷漠和斯拉夫农民的狡诈。小心谨慎有所保留是他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图恩的副手是一位男爵，俾斯麦这样写他：“这人有时候是个诗人；挺多愁善感的，看戏也很容易流泪；看起来和蔼可亲、乐于助人，酒量不大但喝得不少。”
这种讽刺具有破坏效果、但这并没透露出起初是什么话语和眼神激起了俾斯麦这样的敌意。俾斯麦还只是公使馆的秘书时，首次拜访过图恩。当时陪他一起去的还有另一位柏林官员。奥地利人知道俾斯麦即将被委任为大使，总是尽可能地故意把他排除在谈话之外。离开时，俾斯麦“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对他的同伴说：“你看见图恩是怎么对待我的了吗？”两人私交的关系就在这次会面中一锤定音了。后来有一次，图恩接见了成为大使的俾斯麦，图恩坐着，抽着烟，只穿个衬衣（表面看是因为天气太热，所以这么穿）；俾斯麦在第二次拜访图恩时，点了一支烟，图恩大吃一惊。俾斯麦很仔细地确保这事儿第二天就能尽人皆知。
在联邦议院开会期间，俾斯麦在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在这个位置真的太难了，因为我暴露在邻近的X和Y呼出来的双重臭气夹击中。你一定忘不了前者的味道，一口不干净的烂牙和他解开外套扣子时腋下散发的狐臭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至于另一个，他饭前散发出的味道毫无疑问在告诉别人，他有消化系统紊乱的毛病，吃得太多、动得太少所导致的无可避免的问题。王室的外交官和司法官们天生就是这味儿。”
在法兰克福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带有个人色彩，这并不能全说是俾斯麦的错。这是联邦议院氛围的一部分，这里表面看起来一切平等，奥地利只是其中重要的一方；这是近代历史所决定的。三年前普鲁士曾离开这里，宣称要建立一个新的联邦，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现在普鲁士又以一个悔罪者的姿态回到这张桌子上，怎么能指望奥地利代表不想在全世界面前羞辱普鲁士大使呢？奥地利可依靠其他绝大多数邦国的支持，然而普鲁士只能指望北部四小邦国的投票。所有其他邦国都对普鲁士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普鲁士想征服他们，将他们纳入自己的联邦，并且在时运不济的德意志帮助下贯彻革命观念；但是奥地利强大的国土吸引了所有拥有王位继承资格的人——也就是几乎所有的王储都站在他这边。
因此，除了不断印证此前观点的正确性，俾斯麦在法兰克福还真没发现什么能让他意外的事儿。直到晚年，他还是说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情谊无非是“解放战争余波中的青春美梦……”他是以奥地利的反对者的形象来到法兰克福的，但仍然被奥地利对普鲁士强烈的敌意所深深震撼。他在这里才第一次知道施瓦尔岑贝格亲王关于奥洛穆茨的公文，大意是“是羞辱普鲁士还是高尚地放过它”都取决于施瓦尔岑贝格亲王。这封傲慢自大的公文发了出去，那段时间俾斯麦还在普鲁士的州议会上捍卫了奥洛穆茨的条约。当他看到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不会让他不可避免地感到愤怒呢？
在抵达法兰克福的前六个星期里，俾斯麦发表意见说：“奥地利人现在是，将来也会是赌钱作弊的人。考虑他们压倒一切的野心，以及他们不受任何正确思想指导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和我们建立一种坦诚可靠的联盟。”
十一月，俾斯麦用上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图恩伯爵发言中采用了同波萨（Posa）相同的理念，阐述伟大的德意志幻想。我补充一下，与这样的价值观相一致，普鲁士的存在，宗教革命的出现，都是令人遗憾的事实……在欧洲并不存在任何像普鲁士这样的邦国，用他的话说就是‘否认腓特烈大帝的遗产’；当我能说服本国采用这样的内政政策之前，必先通过武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两个友好的盟友之间曾产生过这样的对话片段。很多冠冕堂皇的遮羞布被撕碎，我们唯一诧异的就是，俾斯麦的战争竟然又过了十五年才发生。
这些责难被一丝不苟地汇报给维也纳，很自然地增加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猜忌。当格拉赫向普鲁士国王大声宣读俾斯麦的来信，柏林的心态也不太好，信中称，他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向奥地利屈服造成的，“和我睡一张床的人比陌生人更容易鞭打我，毒害我，勒死我……尤其当这个人还是个残忍无情的懦夫”。图恩伯爵被召回也于事无补，代替他的是一位政治家——此前是奥地利驻柏林大使。
普罗柯什·奥斯腾伯爵（Count Prokesch-Osten）是一个比图恩有意思的人，很熟悉近东事务，很有学识，是一个更好的欧洲人，但他却有其他的特色，使普鲁士大使感到困扰。普罗柯什·奥斯腾经常探访俾斯麦，待的时间太长，跟俾斯麦孩子玩的方式也过于和蔼可亲了，在会议期间又跟俾斯麦交谈得太久了。“在其他方面，我与普罗柯什·奥斯腾的关系比我与图恩伯爵的关系更简单，因为图恩有啥说啥，但普罗柯什·奥斯腾从不说真话。”俾斯麦说，尽管如此，人总是可以从脸上觉察别人真实的状态。不幸的是，普罗柯什粗心大意，竟然把反对普鲁士的文件遗落在他卖掉的书桌里。那是革命文章的草稿，本来要刊登在普鲁士报纸上，这种文章一直都说是民主党派们登的。于是，俾斯麦建议用同样的口径去进攻和防御。如果向维也纳抗议奥地利的策略，使普罗柯什站不住脚，并不是良策。倒不如“让他觉得自己地位不稳，秘密地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盟友，使我们的隐忍看起来于他们有利”。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重印普罗柯什的一些假文章，对外透露这些文章第一次在个人手里被发现，引发政府的怀疑。
俾斯麦自己办起事来很狡猾，但他时刻准备抱怨对手不真诚！但是普罗柯什深谙人性，他对俾斯麦的性格发表了真知灼见：“冯·俾斯麦先生说普鲁士是世界的中心，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摧毁联邦的力量。即使有天使下凡人间，如果他没戴着普鲁士的帽章，俾斯麦也不会让他进来的……他像马基雅维利那么头脑清醒，他太精明、太圆滑，不会轻视任何到手的办法，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他从来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他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试图把联邦议院搞瘫痪……并且，他大肆利用出版媒体，他知道怎么暗示奥地利是罪魁祸首……他对普鲁士使命的重要性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他不止一次对我宣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是绝对必要的。我以前从没遇到过信念如此坚定、对自己的意志如此自信的人。”
俾斯麦承认这种评价是很公正的，这一点也被俾斯麦的后人所认可。如果有人对普鲁士稍有冒犯，他就准备拔枪。一次会议后，维也纳的雷希贝格伯爵（Count Rechberg）发火了，他一定要俾斯麦道歉，还说他们要在波肯海姆区（Bockenheim）附近的树林里交火。对此，俾斯麦静静地回答：“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走那么远呢？这边公园里有空地儿可以交火。有些普鲁士官员就住在附近，你也能很容易找到几个奥地利人。我只希望你能让我说清楚争吵的起因，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君主认为我是个蛮横之辈，时刻准备搞武力外交。”于是他开始写报告。雷希贝格明白俾斯麦在愚弄自己，于是撒开手，再也不提这事儿了。
维也纳之旅加深了俾斯麦和奥地利人之间的敌意。德意志关税同盟（German Customs Union），德意志统一的先声，是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之间最强力的纽带。既然复兴关税同盟的时机已到，奥地利人希望加入关税同盟，以削弱它的政治锋刃。奥地利进入关税同盟，关税制定和政治问题自然都以奥地利马首是瞻了。俾斯麦只同意了一个商业条约，其他都丝毫不肯让步，把这些事儿丢在脑后就离开维也纳自己回家了。这是他第一次取得伟大胜利，因为尽管奥地利用尽阴谋诡计，关税同盟还是重新开启了，并没让奥地利加入。在维也纳和奥芬（布达，Buda），俾斯麦只中意一人，也唯有此一人对他满意，那就是年轻的奥地利皇帝，现年才二十二岁。俾斯麦向奥地利皇帝大声朗读普鲁士国王的来信，信上说普鲁士国王的家族住在马厩的时间比住在霍亨索伦城堡的时间还长，俾斯麦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那时候俾斯麦很赞许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说这位皇帝“有血性，有威严，能体恤人，说话坦率，真诚，而且开朗，尤其是在他大笑的时候。”
作为皇帝喜欢的人，这些年来俾斯麦与长官的关系很微妙，他的长官必然不喜欢他。俾斯麦被委派到这个职位上，议院的议长也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格拉赫的同盟策划而来的，曼陀菲尔和他们的关系也不甚友好。俾斯麦在法兰克福作为其下属的八年中，曼陀菲尔一贯心胸狭隘，冷酷无情，狡猾奸诈，有野心，优柔寡断，自由主义。实际上，俾斯麦在领导事务方面常常比曼陀菲尔更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令人不安。曼陀菲尔清楚俾斯麦很可能成为他的继任者，也深知俾斯麦有能力但没耐心，因此他不敢摆长官的架子，也很少和俾斯麦对着干，但有时他会在一些小事上表现出奇怪的执拗，在皇帝那里竟能消解俾斯麦的影响力。有一次，一封来自法兰克福的电报称，某个领事有犯罪嫌疑，行李应该被扣押，曼陀菲尔却邀请他参加宫廷晚宴，还把这件事搞成内阁问题。还有一次，俾斯麦想让法兰克福官邸一个不称职的官员退休，曼陀菲尔也拒绝了。格拉赫把俾斯麦召去柏林，曼陀菲尔还写信尖酸地说让俾斯麦别逗留太久。
但另一方面，俾斯麦却说自己“相比去年懒得多了，因为我勤勉也得不到柏林的回应，也没有任何结果”。尽管俾斯麦和曼陀菲尔的关系表面看是挺好的，他们之间也来往过无数信件，曼陀菲尔还是俾斯麦儿子的教父，但作为长官的曼陀菲尔还是雇了一个知名侦探，设法得到了普鲁士国王、格拉赫和俾斯麦之间往来的信件。几年后，国王通过曼陀菲尔问他的大使俾斯麦是否愿意担任财政大臣，曼陀菲尔自作主张地回复国王：“俾斯麦只管当着我的面大笑！”
这许多阴谋的中心是“秘密政府”的领袖利奥波德·冯·格拉赫，他是一名副将，也是国王的朋友，为了强化自己的政党来对抗曼陀菲尔，他确保了对俾斯麦的委任。格拉赫为自身目的去训练俾斯麦，除了俾斯麦，他对接触过的所有人都不屑一顾。他称曼陀菲尔是一个毫无信念的人，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大臣。国王“是一个古怪的人，且不说他难以揣度”——这句话的直白意思是，格拉赫认为国王是疯了。格拉赫阅历丰富、对宗教很虔诚、精通阴谋诡计，比俾斯麦大二十五岁，他把俾斯麦视为自己发掘的人才，俾斯麦也把他当义父，格拉赫根本没意识到，这个义子虽然年纪轻官位小，但很快就会在运用阴谋诡计方面胜过格拉赫，甚至胜过国王和曼陀菲尔。腓特烈·威廉在位期间，俾斯麦对待国王的朋友格拉赫比对其他任何人都要谨慎。但是，威廉成为摄政王后，俾斯麦和格拉赫之间的关系就变得不那么亲密了，因为威廉忍不了格拉赫。
除了格拉赫，俾斯麦给任何人都没有写过这么多、这么重要的信。作为他政治观念的证据，这些信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正如他写给妻子的信件作为他家庭感情的证据一样宝贵。这些信里有生动的思想和讽刺在闪着光，表达敌意时噼啪作响，还有雷鸣般深远的权力计划。这些信件，其中许多有十二页那么长，通常都由人大声朗读给国王听，因此俾斯麦拥有直接影响君主的手段。而且，信或许比口述更有力量，因为信都是由一位公文大师手写的，并且经过了深思熟虑。起初，俾斯麦在信中称呼格拉赫“阁下”，署名是“最忠实的朋友和仆人”。后来，只称呼格拉赫为“尊敬的朋友”，署名“真诚的朋友”。信中用乡村名代替国名，用莎士比亚的角色名字来称呼某个人，有些信写得趣味横生，有些则完全充斥着恶意的八卦和宫廷生活的奇闻轶事。所有这些信显然不光是为了让格拉赫，也为了让间接收信的国王觉得有意思有趣味。尽管如此，义父还是在留心，不让义子变得过于强大。1854年，国王想任命俾斯麦为部门部长，格拉赫从中阻挠，并且小心翼翼地防止他栽培的人在保守党中获得太大的影响力。在其他情况下，格拉赫以极其令人愉快的方式展示教会风范。当俾斯麦想“为方便公务，雇用一个恶棍”时，格拉赫认为有必要提醒他“使徒警告人，不要作恶，好事才会到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俾斯麦总是忍气吞声，以免失去这个不可或缺的中间人。对于老角斗士格拉赫，俾斯麦都是用一种虔诚的语气答复的，深入他的心坎：
“我努力……争取……每天和你通信……借着祷告的帮助，顺服上帝的指导，正是上帝任命我担任这个职务。”还写道，“如果我与你失去联系，我将被彻底连根拔起……如果我要愉快地为国王服务，没有与你的亲密信任往来，我就办不成事，我一直是你的战友，不仅在困难时期……在我们的共同原则和活动目标上，没有什么分歧能把我和你分开。”他又在一封信的结尾说：“再见。你可以怀疑，星星是火焰，等等（参见《哈姆雷特》），但永远不要怀疑我的爱！”又说：“别让任何事情动摇你对我的信心！对国王和你来说，我都是值得信赖的。”后来，当俾斯麦自己也收到这样的信时，他又是如何嘲笑寄信人的动机的呢！
但俾斯麦必须架起通往权力的桥梁；而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须抓住一切可用的手段，确保得到国王的支持，更何况这位国王近乎专制君主。腓特烈·威廉喜欢俾斯麦好多年，他自鸣得意是自己发掘了这位政治家。“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下、自己孵的蛋。”与此同时，俾斯麦对他来说总是很有用，可以吓唬他的大臣们；或者，如他所说，使曼陀菲尔就范。随着国王精神失常加剧，让俾斯麦欺骗大臣的情况就变得非常常见。他吩咐身边的同盟成员代替曼陀菲尔起草紧急而重要的公文；然后他会把草稿交给法兰克福的俾斯麦；于是，俾斯麦就公务与曼陀菲尔碰头；曼陀菲尔会找一个法国的流亡者，然后等上好几天，直到这个法国人找到最好的法语短语能够“在模糊、模棱两可、可疑和吓人之间保持平衡”。有时，国王会吩咐俾斯麦撰写备忘录，来对抗外交部发出的备忘录。虽然俾斯麦很受腓特烈·威廉喜欢，但他有时也会抱怨腓特烈·威廉的专制，他会说“他的意见极不稳定，在事务上不规范，容易受到幕后之人的影响”。
在法兰克福生活的早期，俾斯麦屡次奉国王或格拉赫之召去柏林。一年之内，他在法兰克福和柏林之间来回走了两千多里格。有时他违背曼陀菲尔的意愿去柏林，因为国王需要他。如果俾斯麦的柏林之行因公务推迟了，腓特烈·威廉不会在他到达时就接待他，但也不许他回去，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是一种驯化方法，就像在学校里常用的那样，一个学生被开除出班级，然后再被录取。我被关在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宫殿里，幸而早餐美味可口，使我更能忍受这种情况。”当国王想任命他为维也纳大使时，俾斯麦回答说，他觉得这等于把他交给了敌人，只有明确命令他去，他才会去，国王说：“我不会命令你。你应该自愿去，并请求我的帮助……我让你接受教育，你应当感激涕零，感激我认为你值得我费那么大的劲。”
这就是君主和宠臣之间的典型关系，宠臣还得忍受君主的反复无常！有一次，国王把俾斯麦召到吕根岛，有一份曼陀菲尔撰写的公文，国王不满意，要俾斯麦重新起草。修改后的公文发出去了，俾斯麦的行文得到国王的赞扬，尽管过去几天俾斯麦一直想回到生病的妻子身边，但他仍然趋奉于国王左右。最后，俾斯麦不辞而别，于是国王发了一封电报把公文追回，以此惩罚俾斯麦。国王召回公文，修改了俾斯麦的措辞。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就是这样统治的。
俾斯麦从来不愿高估这些活动的价值。他很清楚，君主们的眷顾是多么靠不住。“现在，我到这儿时，一切都阳光明媚。法庭宽恕了我；大人物奉承我；小人物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或者想通过我得到些什么。但我不会忘了，这些镀金的荣耀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消失无踪，到那时，在宫廷的节日里，我将有机会看到，这些面孔现在有多好，到时就有多冷漠。”
正因如此，五年后，当俾斯麦在给格拉赫的信里写了几乎相同的话时，毫无疑问俾斯麦也并不感到惊讶：“情况发生了变化。要么是国王发现我和所有人一样是个普通人，要么就是有人一直在说我坏话——确实如此，比如……不管怎么说，他不像以前那么经常要见我了，宫廷贵女们的笑容也没有以前那么亲切了，男人们也不再热情地与我握手了。”他换了一种语气接着说，“而你，我最尊敬的朋友，相比而言你没有那种宫廷的小气。如果你对我的信任不比从前了，我求你给我一些别的理由，而不是宫里的宠眷改变的缘故。”
俾斯麦可以用如此细腻的笔触，把一个过气宠臣的挽歌调好，把它调得适合一个虔诚朝臣的耳朵，他如此温柔地从谦虚地责备变为了对哲人的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