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发现这里乏味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些奥地利人戴着看似善良的面具，不断地搞着阴谋诡计密谋暗算……小邦国的代表们，一般都是老派外交官，就算只是跟你借个火，都觉得有必要采取职业外交姿态；就算只想要一把茅厕的钥匙，也要按照雷根斯堡古板的礼节形式，选好穿搭，字斟句酌……在这种地方我如果想独立自主不受影响，就该去地里除草，或者干脆再次突然回家算了……我感到自己被耽误在这儿了，我的自由也被毫无意义地夺走了。我希望很快会有好转……另外，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认同我们德意志的政策、能认同到什么程度，除非主要由我进行把控……在我看来，一个成年人在普鲁士外交领域里几乎没法满足其野心，也没法开展任何活动，除非这个人是国王、副军长，或者外交大臣。”

因此，在早期的外交生涯里，俾斯麦的心情始终在不耐烦和厌倦、嘲讽和自大之间徘徊。虽然仅仅用了几周时间，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就实现了，他获得了可以影响整个普鲁士的职权——但是他已经说了，他正投身的事务里没什么能让一个成年人施展抱负的；他认为同僚荒谬可笑，而且他还被加之于身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如果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再多等十一年，如果有人告诉他，不到1862年他对德意志外交政策根本做不了主，他马上就会退休，回到舍恩豪森的老家。他必然不想只当个副官，但如果是当国王，他欣然愿往。这样的话，德意志联邦的问题就能转瞬得到解决，毫无疑问，也能解决让人猜不透的俾斯麦。

有生以来第一次让他心神不宁的是，如今有个上司凌驾于他之上，他不得不听命于这个上司，但这个上司也必须听命于他自己的上司。“我必须习惯，”在法兰克福的第一天，他给乔安娜的信里写道，“在公务上做一个冷冰冰的、不动声色的人，保持规律的工作，为公务安排固定时间，长久地工作，安于变老，娱乐和跳舞对我来说都结束了，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必须做个认真履职的人。”他写得如此一本正经。事实上，乔安娜和他自己一样，并不认为他迄今为止工作不认真，也和他自己一样不相信他真的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冷冰冰的人。他还和以前一样，有强烈的激情，性情有点急躁，对已经得到的东西很快就萌生鄙意；他永不知足，哪怕有像浮士德那样来之不易的成果，也会被他的不知足葬送在恶魔手中。

“去年春天，”他在给格拉赫的信中说，“就算德意志联邦委任我当一个最无足轻重的临时代办，让我当个学徒，也是超出我的预期的。”事实上，对他来说，什么事务都比他这最近三年不得不听议员们胡言乱语来得强，他总嘲笑他们。但这些他第一次与之打交道的外交官们，对他来说“比下议院议员们的自命不凡更为荒谬……现在我非常清楚在未来一两年乃至五年里，我们能够促成什么事；甚至我能承诺二十四小时里就把事办成，只要他们能通情达理，一整天都保持理智，别搅和。”在法兰克福那些岁月里，他始终渴望回到柏林的喧嚣中，他才刚赞美过柏林的政治环境好，可真的回到柏林，他又开始生气，因为“议会里的争论毫无价值，并且这里还有能令人气愤的一切荒唐事儿。我发现我真的很向往在联邦大厦里做乏味但彬彬有礼的辩论。”

于是，俾斯麦调整了内心的节奏：不仅是因为他对事物的观察清晰、逻辑思维能力强，这使他解决问题比议会还快；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天生的性格让他看不上已经到手的东西。如果他不能战斗，他就会迷失自我。如果他已经征服了世界，他会无聊至死。

他非常担心奥地利人的施压会让腓特烈·威廉最终收回对他大使的任命。对他的敌人来说，这简直太值得高兴了！他写信给格拉赫说：“我远非你兄弟所认为的那么有野心，但如果……计划中对我的委任被看成一种党派斗争，那么取消对我的委任，也会被看作一种暗示，暗示权力集团认为我不适合这个职位……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反倒真的对这一职位有了野心。”因此他一边对格拉赫兄弟中的一个施压，同时又告诉另一个他对这世界没什么野心，只想当大使。他希望格拉赫兄弟俩都能把自己的话告诉国王。但是在他隐秘的内心里，他对未来已经很有把握了，因为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有了这三千塔勒的薪水和我们自己微薄的其他收入，我们就能在这里生活下来，不过削减支出也是迫在眉睫。所以倘若到夏天我还没当上大使，我必得弄清楚他们会不会给我加薪。如果这也实现不了，我可能就得放弃整件事了。”

俾斯麦年仅三十六岁，以前从没为国家服务过，不过，他的朋友说服了摇摆不定的国王，破例让他担任大使，因为他作为副官，本来就是国王的骑士，也因为他的好朋友格拉赫是国王的首席骑士。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家具用品，所有事情他都亲力亲为，因为他妻子没什么经验，而且也没跟他在一起。现下他喜欢让自己舒舒服服的，身边被很多东西包围着，跟他年轻时和老年时期一样。作为大使，他的薪水从两万一千塔勒起，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于是他开始精打细算利用好自己的钱。“一年之前，”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甚至六个月之前，谁能想到我会花五千基尔德租个大房子，还会请个法国厨师，以便操办国王的生日晚宴！……我已经花了一万到一万两千塔勒布置家居，这还没完，最贵的是金银餐盘、铜器皿、玻璃制品和瓷器。地毯和家具花不了太多。因为这边的人吃饭都是一菜一叉，所以办一次三十人的晚宴至少需要一百套刀叉汤匙……我现在得举办一个能容纳三百人的舞会……工人们和生意人都一心想着挣钱，没用的开支巨大……更别说雇十二个仆人的花销。一半是男仆，一半是女仆！我宁愿雇三十个乡下仆人。”

在这个汲汲营营的社会里，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没人能在开始职业生涯时还保持着完全的本真。但俾斯麦在那么多次旅行那么多次进宫廷之后，却还会讨论要用多少副刀叉，或说他的马夫穿着新制服就像一位伯爵——他对哥哥这样说，足以说明俾斯麦成长的环境不太宽裕。东波美拉尼亚的女孩们称呼他是“世界伟人”，可他不过是个二等乡绅，只是突然奉召成为国家的代表。他身上有乡下人的特点，早年奢华，后来变得节俭，想要增加世袭财产，清偿土地田产的负债，获得新财产，为子孙积累森林和村庄产业。这种性格特质一直延续到俾斯麦晚年。有时他觉得厌烦，但通常来说，这些也是力量之源，因为这些事务让他对待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都能像经济学家那么严谨仔细，使他从一家之主变为了一国之主。

俾斯麦的这种家族自豪感，也是骤然跻身上流社会的容克贵族身上的典型特征，这种感觉比一位索恩伯爵的自豪感还要重，索恩伯爵会觉得邀请法兰克福那些有钱的生意人参加晚宴有失身份。俾斯麦对他的长官、外交部长曼陀菲尔说：“和那些卖我家居用品的生意人的妻子跳方阵舞，我乐在其中，这些彬彬有礼的女士使我忘记了她们丈夫的高额账单让我多不愉快，也忘了她们的丈夫有多让我讨厌。我的女伴是一位绅士的妻子，这位绅士人不错，给我供应雪茄；我旁边女士的舞伴，前天还卖窗帷给我妻子。”俾斯麦的第一要务，同时也是国内政策，那就是发动阶级战争，所有这些行为都与他的性格高度一致。

虽然在其他事情上，哥哥也理解不了他，但在这类问题上，却唯有哥哥能理解俾斯麦。他哥哥就是“变作了勃兰登堡人畜无害地主的俾斯麦”。按照约定，兄弟的财务完全分开，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外交官俾斯麦曾经将什么重要事项委托哥哥打理，但他们仍然时不时互相寄送财务情况报告。他现在身属地方政府，却向政府抱怨舍恩豪森的主人要求各种款项的附加费用、河堤等。“我已然收到了舍恩豪森租金的逾期欠款，我现在满脑子都计划着清偿债务，我变得和资本家一样贪婪。”当他和妻子受邀拜访一位公爵，隔天又受邀拜访一位大公，他算计着，这样的短途旅行，带着行李和仆人，加上小费和租车的费用，跟在自己宅子里办一场晚宴派对的花销差不多，随后他列举了他身在其位不得不办的那些晚宴派对。“为了付这些钱，我对钱的事儿必须比从前更上心。我们现在是生活最节俭的时候，因为要弥补去年冬天的亏空。按说7月1日我就又有钱了。”当他要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千块塔勒来付账，他倍感恼火，这笔钱此前还能记在公账上，于是他变得“在社交应酬上小气多了”。俾斯麦在信中提到了很多关于晚宴的事情。不只在早期的信件中，甚至在六年后的信中也是如此。“说起晚宴，那些切碎的肉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麻烦！如果我把剩下的肉全都吃掉，那我的肠胃也算完了；但是如果我邀请老老少少的食客来帮我把盛宴上剩下的菜肴都吃掉，我又会喝太多酒，对身体也不好。”

总的来说，他觉得任职大使期间的生活挺单调的。“我的时间，”他写信给岳母说，“从早茶到中午都用于接待来使的拜访，听取政府要员汇报工作……然后我还得出席议会的会议，这些会议会在一点到四点之间结束，然后，直到五点，我就有时间出去兜风，随后去回复一些必须回复的信件……我们吃晚饭时通常有一两个随从陪同，饭后（虽然经常我还没吃完最后一口就被叫走了）通常是一天当中最令人愉快的时间，我躺在大虎皮椅子上放松身心，抽着烟，被乔安娜和孩子们围着，翻看二十页报纸。大约九点或九点半，就来人告诉我们马车在等着了，之后，怀着对社会享乐概念的反思和牢骚，我们还得盛装打扮，扮演好我们在欧洲上流社会中的角色。在那里，乔安娜就和那些上年纪的妇女闲谈，我就和姑娘们跳舞，或者和姑娘们的父亲严肃地聊些无聊的事儿。直到半夜或更晚，我们回到家里，我躺着读书，读到睡着，然后被乔安娜第三次问我是不是打算永远不起床的声音唤醒。”

使馆里有一种无形的舒适，或者叫混乱，因为人们视方便先于礼节。他的老朋友，美国人莫特利在法兰克福拜访他，莫特利说道：“这是一所能让人随心所欲的宅子……私人房间都在房子的背面，正对着花园。在这里，人们都很亲密，有年轻的和年老的，有祖父母和孩子们，还有狗，他们在这里吃吃喝喝，抽烟，弹钢琴，还在花园里玩射击，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在这里，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波特啤酒、苏打水、低浓度啤酒、香槟、勃艮第葡萄酒、干红葡萄酒，永远是打开瓶塞就能喝到；每个人都抽着品质最好的古巴雪茄，想抽的时候就抽。”俾斯麦可以穿着饰有花纹图案的晨衣一直到很晚，甚至到中午，这时他心情一般都很好。当他不得不出门时，却要求样样都得是一流的。“与其要十件被浆过的衬衫，我宁愿要五件质量更好的，两塔勒可买不到一件得体的衬衫。”

这种生活使俾斯麦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了，就像他朋友贝克尔（Becker）的油画里展现出来的那样。由于他把胡子给剃了，他当大使之前那种沉闷的外表已经不复存在，只不过后来又重现了。剃掉胡子是俾斯麦对外交事业的牺牲，尽管他向妻子发誓，在柏林时，如果不是她要求，他才不会剃胡子，但如今他真的剃了，却是因为内塞尔罗德（Nesselrode）的一个暗示，因为俾斯麦即将被引见给沙皇，据说沙皇尼古拉对胡子有偏见。俾斯麦总得坐着，这对他来说挺新鲜，但往往也让他厌烦。他抱怨说“永无止境的晚宴和派对一个接着一个，让我无聊到失神，也浪费我的时间。人们为了拉长就餐时间，要吃下大量复杂的菜肴，我的肝算是废了——更不用说缺少锻炼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是当他的医生建议他早晨五点起床，身上披一块湿布时，俾斯麦又说他宁愿选择“更加自然的死亡方式——如果有的话”。

俾斯麦只能靠骑马和打猎来控制体重。如果因为公务不能打猎，他就会大发雷霆。“毕竟，打猎就是最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茂密的森林里没有人，也没有电报线，是唯一能让我感到真正舒服的地方，我对乡村生活充满了浓浓的乡愁……年岁渐老，我想拥有一段安静的时光。”俾斯麦请求哥哥帮他找一匹骑用的马。“能驮得动我，还要漂亮，我不在意马有多烈，相反，我正需要激烈的运动。”在订购马匹这事儿上，就能看出他十年来的变化：以前，马匹和女人对他来说都是越野越好，现在这两者他都不想驯服了，而只想策马前行。只有在丹麦的海面上，他才能在暴风雨中的甲板上消磨整晚；只有在匈牙利，才听说他的朋友如何在森林里与强盗格斗——只有在外面的生活里——他才会重新变得充满激情，抱怨着“一个人在乏味的法兰克福永远都体验不到这些。”

事实上，俾斯麦的新工作让他老得很快。当大使那些年，从三十七岁到四十八岁，俾斯麦的精气神儿不断减少。但并不是说他因此就变得随和了，相反，他越来越神经质。他看到了时间的飞逝。虽然在整整十年中，他对普鲁士发生的一切都在唱反调，但他仍然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精力就这样消磨在无休无止的汇报和信件中。“我从不敢相信，”两年后他写道，“我会像在这个地方一样习惯于例行公事……我一直在想，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我对书写的厌恶和天生的懒惰。”考虑到俾斯麦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他谴责自己年少轻浮时，他实际上已经被驯服了，因为他在为期两周的旅行中都没有报纸可看。在法兰克福待了三年后，他也会因为“无事可做”而发牢骚。

毫无疑问，俾斯麦说的“事”指的是崇高的政治事务，不是日常事务，日常事务他就留给下级去做。在联邦议院的会议上，当有人做乏味的演讲时，他就给家人写信打发时间。有一次，他发现他必须下令逮捕一个青年，这青年在政治上已经妥协了。俾斯麦一早就去见他，爬了三段楼梯，还说：“你最好尽快去国外！”青年犹豫不决，俾斯麦继续说：“你显然不知道我是谁，也许你也没什么钱，这里有些钱给你，你最好赶紧走，穿过边境，不然人们就会说警察办事比外交官利索了。”还有一次，在圣彼得堡，一个罪犯潜逃时在大使馆被认出来，俾斯麦帮这个人逃脱了，还给他提供了乔装的衣物，让他从后门逃走——随后反去责骂警察让罪犯从他们的手底下逃走。这种不合常规的行为在他身上是很少见的，但每当发生这样的事，都可以看作他青年时代冒险经历的回音。

当俾斯麦口述由他人誊写时，他的脑子会转得更快。他的随从说他会穿着绿色的晨衣来回走，说话不假思索，语句直往外冒，还夹杂着评论。觉得合适的时候，他就联络秘书，从半夜到早晨一直不停地口述。作为一个长官，别的不说，他是个直截了当并且很亲切的人。他忍不了秘书“毕恭毕敬卑躬屈膝的态度，待在一起也不舒服。”他邀请秘书们和他一起外出打猎，喝酒。就细节把控来说，俾斯麦令人畏惧。他精心策划一项事务时，总是很难觉得满意。他的两个秘书说到他时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措辞，说俾斯麦把他俩当成油盐不进的学童。当他的命令没有落地执行，他就说：“我想你一定为此感到懊悔，因为我很清楚你的观点同我一样，那就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要做事，就一定要做好。”类似这样的话，用温和的语气说出来，却会让听的人冷到骨子里。有一次有人搞错了历史事实，他就尖刻又不失礼貌地问道：“你是连一页贝克尔写的《世界史》都没读过吗？” ORzDtDNxPTXA0fowKk/Vkj3wcA8RTwgM463qnz7uCVctaDPk3c9e9T58useMy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