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德意志统一的问题在梅特涅（Metternich）的保护下由法兰克福议会按下不表。然而，自解放战争以来，所有德意志爱国者用来取暖的熊熊烈火，仍然在寂静中闪耀，在少数极小的邦国中被暗暗珍藏着，而没有对其大肆鼓吹。这团烈火被令人窒息的层层蒸汽所包围，而这层层蒸汽却是来源于“维也纳政府体系的铅室”。这是第二次，革命的热情已经从巴黎穿越了莱茵河。而令全欧洲惊讶的是，在德意志，它的政治热情竟然也开始蔓延。就是现在，是去创造的时候了，不仅仅要创造自由，也要创造德意志的统一。要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从等级森严的政权和领土奴役中争夺自由和统一，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因为各个诸侯、军事阶层、各级官僚和所有权威的行使者都反对自由。对于德意志的统一来说，新德意志化的普鲁士和四分之三非德意志化的奥地利之间的对立是一个障碍。因此，48年的大规模运动，虽然是以丰富的思想为支撑的，虽然是从内部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德意志各个邦国颁布了充满具有欺骗性的自由的宪法，随着君主派与民主派之间、关于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问题的争吵，这场运动很快就结束了。然而，在那动荡的两年结束之前，古老的德意志地方偶像已经再次树立了起来。

关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关于它的德意志权利法案，关于我们第一次国家议会的条例，关于这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的模糊思想和抽象概念，没有新的东西留存下来，只剩下不被执行的羊皮纸上的碎片。从一开始，它就被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所有其他敌人破坏了。统一德意志的尝试又一次化为泡影。奥地利支持的旧联邦议院已经被重新建立起来。在1850 年夏天，议会重新开幕的邀请被正式发出。

普鲁士这边呢？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了他的世袭王位，胆怯地躲在他浪漫主义的幻想下寻求着庇护。他对德意志的领导权只剩下北德意志那些中小规模国家组成的岌岌可危的邦联，也就是所谓的联邦。埃尔福特议会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威胁面前就此解散了，而拒绝派代表参加法兰克福联邦议院（1848年7月，此议院经由全体成员一致通过，被解散）无异于对它的挑衅。

但是奥地利新上任的统治者施瓦尔岑贝格（Schwarzenberg）亲王并不容忍任何模棱两可的事情。当黑森的选帝侯因为在他小领土上的行为受到宪法约束因此引入了维也纳的政府体系，从而引起黑森人越来越多的不满之后，施瓦尔岑贝格则通过联邦议院的机构，向他保证会对他提供保护。难道在革命过去才这么一会儿之后，还能响动比这更放肆的挑衅吗？作为联邦（黑森也是这个联邦的一分子）的头领，普鲁士自然发起了抗议。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而普鲁士就是自由的守护者！这会儿，普鲁士几乎在整个德意志都备受欢迎。拉多维茨（Radowitz），将军兼柏林的国务大臣——不是凯撒，只是一个凡人——承担起一切风险。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已经让他们自己的武装进入到普鲁士部队的射程范围内。看起来，时间已经到了。对方在针对夺取德意志领导权的战争而衡量他们的军事力量，并且想要扫除旧的德意志联邦。这是在1850年的11月。

俾斯麦，作为后备军团的一名军官，被召集入伍，同时也被要求尽到他作为议会议员的责任。在他去往柏林的路上，一名老村长走到马车前和他说话。这个人参加过解放战争，他问俾斯麦：“法国的军队在哪里？”当这位老战士得知这次敌人不是法国人，而是奥地利人时，他感到非常失望。抵达柏林后，俾斯麦第一个拜访的就是军政大臣。从这里，他了解到，普鲁士部队的布局十分分散，一旦战争真的开始，只能向敌人投降。面对这个情况，他做出承诺，在议会召开会议之前，他会尽其所能地向外传播较为温和的观点，因为激进的演讲很可能会轻易引发冲突，然而普鲁士必须争取时间。冯·俾斯麦中尉在军政大臣的批准下，推迟了自己加入军团的时间。

威廉亲王大力支持战争。他对拉多维茨欣赏有加，因为拉多维茨在这个关头辞了职，据说还解开了他的剑扣，将他的剑用力向国王的脚上扔去，并且诅咒国王说：“不可能再有人为你服务时会觉得光荣了！”即使总参谋长毛奇（Moltke）也认为，普鲁士的四十万士兵已经准备好去战斗了。“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无法摧毁这个国家。普鲁士将不惜一切代价地争夺德意志的领袖地位……但可以肯定的是，地球上没有比日耳曼更值得同情的民族了！”在失势之后，临死之前，拉多维茨写下了名为《1900年的景象》的文章，在其中我们可以读到：“我看到德意志帝国在逐渐恢复他的力量，而普鲁士就是他的领头羊。失去了阿尔萨斯（Alsace）之后，法国退回到了它原本的边界并且变得不再具有威胁性。”然而，这位已经预见到俾斯麦政策的后果的人，仍把俾斯麦称为“来自普鲁士的邪恶天才。”

为什么俾斯麦会站在和平的一边？难道他相信普鲁士缺乏军事实力吗？也许对他来说，就像对那些保守派的大臣一样，他们犹疑不决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对自由力量的恐惧。也许他和那些大臣们，还有国王一起，都宁愿与奥地利和反动派达成共识，也不愿接受统一的革命性思想。至于俾斯麦，他持续不断地在为战役预备马匹和靴子，然后又将预备解除，由此来表现他内心的踌躇与游移。他向妻子抱怨说，只是阴谋而非其他任何别的东西才真的在决定七千万人的命运。如果最后维持住了和平，那么也许是他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战争，在这个关头，完全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它带来的结果只会是将我们的政府向着革命派靠近几里格而已。”

突然间，他的风格发生了转变。他预计下周要发表一篇演讲，他现在的风格变得和那篇演讲稿一致。他说，如果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导致了数十万人死亡，这就是犯罪。他忘了（通常他自己的书信风格就是世上最自然的那种）他是在给谁写信，他只是在信上说：“这就是普鲁士的结局。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征服，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了这些人去征服。每一位帮助我们完成征服的民主党派人士，都会把他的伤口当作未付的报酬展示给国王看。当我想到我的骄傲、我的快乐、我的祖国经历了何等的遭遇时，我无法抑制我的眼泪。忠诚、英勇、高尚的普鲁士人民在面对他们称之为‘普鲁士的荣耀’之时，他们是多么陶醉啊！”这位风格以简单平实为主的大师，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气写作过，即使对一个陌生人也是如此，对他的妻子就更没有了。他正在为他的演讲打草稿呢！几天后，当战争再次迫在眉睫，他预备好了他的马匹和武器，以一名为即将到来的战斗感到高兴的骑兵的风范结束了他的信件。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在给妻子的信件中署名以“永远属于你”。还有一次他写信给她说：“我非常期待这场战役能转移我的注意力，而产生这种心情的时间离现在并没有太远。”

“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征服，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了这些人去征服。”我们的侠盗俾斯麦之所以反对在普鲁士领导下对抗奥地利、争取德意志统一的战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句话。几天后，和平终于到来，因为俄国对此施加了压力。而形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正如俾斯麦在晚年所解释的那样）是“俄国沙皇喜欢年轻的奥地利皇帝，胜过喜欢普鲁士的国王。”新任代表曼陀菲尔（Manteuffel）到奥洛穆茨（Olmütz）去，告诉施瓦尔岑贝格亲王，普鲁士放弃了统一德意志的领导权。被普鲁士放弃了两年的联邦议院将被重新启用，而奥地利将恢复在法兰克福的统治地位。

整个普鲁士——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是普鲁士人民——都被唤醒了。人们普遍要求让曼陀菲尔下台，并呼吁开战。而没有人对国家荣誉的热情高过俾斯麦。他一直将奥地利视为敌人，也一直全心全意服务于普鲁士。现在，在失败之后，他怎么能不憎恨他的对手，他怎么能不渴望消灭他的敌人呢？俾斯麦十分记仇！他永远无法与一个征服者达成协议，只可能与被征服者讲和。

不久，他又得知一个细节，伤害了他的自尊。奥地利亲王现在就被安置在奥洛穆茨一个旅馆的二楼，跟着一大群侍从；而普鲁士代表则住在一楼，带着两个仆人，还必须扮演代表的部下。俾斯麦意识到了施瓦尔岑贝格的意图，这个意图施瓦尔岑贝格曾向他的朋友们吐露过。即，奥地利人首要的目的是要羞辱普鲁士，其次再是摧毁她。

但是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俾斯麦，那个战士，已经全副武装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在一次精彩的演讲中，他在州议会面前为政府和奥洛穆茨进行了辩护！这是他作为议会代表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演讲。

“为什么现在大国都要发动战争？唯一合理的原因，其实是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这也是大国区别于小国的地方……一个政治家很容易吹响战争号角，同时自己却靠着自己的壁炉取暖！一个政治家很容易在这个讲台上敲响大鼓，同时却将是否能取得胜利和是否能获得名誉的决定权留给那些在雪地里流血的火枪手……呜呼哀哉，那些无故发动战争的政治家。发动战争的理由本应该在战争结束后依然保有合理性的呀！战后，你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会有所不同。你们应该有勇气面对那个正在凝视着他农场灰烬的农民，面对那个因受伤而瘫痪了的男人，面对那个失去了孩子的父亲，并对他们说：‘你们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但是现在你和我们一起庆贺吧，因为联邦宪法被保存下来了！’”

在这些嘲讽之后，他又将枪口转向激进派。他说人们已经准备好来谈论普鲁士的荣光，而且，奇怪的是，自由派人士特别喜欢这样做。“但你们又无法将普鲁士军队转变为议会军队，因为他们在3月19日……已经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角色。它将永远是国王的军队，并且以服从国王的命令为荣。感谢上帝，普鲁士军队不必证明它的勇气……普鲁士首先应该拒绝与民主进行任何可耻的结盟，而我认为普鲁士的荣光也包含在这之中。”然后他继续以奥地利的视角出发来发表演讲。他说奥地利是“一股足够幸运的德意志势力，幸运到可以统治过去被德意志各邦国军队征服的外来民族……我认为奥地利是古老的德意志力量的代表与继承人，因此总是能荣耀地亮出德意志的利剑。”

在三十五岁的年纪，俾斯麦发表了这番演讲，并在结尾诅咒了所有想要为了联邦宪法的利益而让大家流血牺牲的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的是不包含奥地利的德意志王国——这也正是十六年后，他为之让大家同样流血牺牲的王国。就这样，俾斯麦捍卫了普鲁士征服奥洛穆茨的成绩。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私人文件表明这次演讲只是一次有策略的努力，这个演讲的背后可能隐藏着鼓吹战争和反对奥地利的阴谋。他采取这一步的理由是什么？格拉赫兄弟、曼陀菲尔和勃兰登堡，国王所有的顾问和大臣都反对战争并且站在奥地利那一边。他们的理由是，维也纳是反动派的大本营。俾斯麦必须与他们并肩行动，只要他还想利用他们作为自己前进的手段。现在到了这个时候，通过一番代表了政府和国王利益的精彩演讲，他可以确定已经得到了两方的支持。当时，他主要的目标是赢得一份权力。当这份权利已经掌握在手中以后，他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利用这份权利为自己的祖国谋求利益。俾斯麦家族中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容克情感，和由门肯的血脉带来的新的雄心共同作用，使俾斯麦成为奥洛穆茨的守卫者。

他的盘算是合理的。他的演讲为他开启了一段外交生涯。在这场国家的耻辱危机中，实际上敢于为这种耻辱辩护的人，一定会是在联邦议院代表国家的人。毕竟，联邦议院与奥地利的合作又变得势在必行了。他在两年前就已经制订了计划，当时他说：“否极泰来。从现在开始的两三年内，国家机构中一定会为像克莱斯特和我这样的人留出位置。”现在，时机终于来临。发表演讲四周后，他被任命为安哈尔特（Anhalt）的代表。他以惯常的风格写信给他的妻子：“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这件事上做任何努力，只是把它交给了上帝。这个职位对我很有吸引力，那里的公爵是个笨蛋，所以去那里当代表就等于去做公爵。因此，以一个独立公爵的身份对那里进行统治将是一件足够愉悦的事情……还有，哈尔茨山也在那里，我可以去管理塞尔克（Selke）河的整个河谷。”

以前，他在信中从来没有用过“统治”这个词！但是现在他使用这个词就像在用一把锤子出击，声音响彻了他想要建造起来的整片浪漫主义丛林。安哈尔特的计划落空之后，他对下一步犹豫不决，想要知道他应该将他从舍恩豪森带来的马车夫留在身边还是将其解雇，以及是否要将舍恩豪森的地产出售。然后，他以地主的立场开始思考，语带嘲讽地补充说：“在我看来，出售地产是一个相当鲁莽的做法。尽管我有很多这么做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在上帝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

他细数了他党内的朋友们已经获得的职位，并且想要辞去河堤监督官的工作，宣称他“只会担任舍恩豪森、尼朴甫或赖恩费尔德的地方行政长官……如果我们确定会留在舍恩豪森生活，那么我就需要再有一个马车夫。但是要是我被派去别的地方任职，那么我已经习惯了希尔德布兰德，有他替我驾车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任职？”似乎说这些话的人他刚丢失了工作，正在寻找新的谋生手段。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位土地所有者总是会处于一种轻松的环境中的，他不需要为周围的公众服务，他总是在尽最大努力避免服从任何人。现在，他已经完全卷入了政治活动的滚滚洪流之中，以至于他永远不可能再拥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要在舍恩豪森度过没有妻子陪伴的一天，这对他来说是“十分可怕的”，他宁可不去那里，虽然他在那里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对柏林的生活，尤其是对宫廷生活永远不会感到厌倦，并且在聊到它们的时候滔滔不绝。他又开始跳舞了，尽管他已经多年没有跳过，这些情况让独自生活在赖恩费尔德的乔安娜开始嫉妒。但是很快，他就和她和解了。他还告诉她，一支舞过后，国王曾说：“王后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一直在盯着你看，你甚至没有注意到！”还有一次，俾斯麦写信给乔安娜，向她描述仙女般美丽的白厅，那里挤满了一千名女士和穿着制服的男人。“坐在走廊里的白色长椅上，置身于棕榈树和喷泉之间，听着音乐，看着下方浮华的喧嚣——这里充满了诗意，并会引起人们的思考。”

事实上，他并没有将魔鬼驱逐出他的身体，而是将其转变为一个宽容的好侍臣。甚至在寄给家里的信中，他也扮演着侍臣的角色。当从圣彼得堡前来的武官向他转达了来自沙皇和皇后的奉承之后，他向他的妻子报告了这件事，还对此添加了以下注释：“这一切都很好，但我希望的是，我们俩一起静静地坐在这所房子里，并且这所房子就位于尼朴甫。这样一来，这些东西比国王对我的所有赞美都更令我高兴。”他身在勃兰登堡的国王城堡里，写着城堡里发生的故事，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在阻止他和她在尼朴甫安静地生活。然而，宫廷生活毕竟是不可掉以轻心的，而俾斯麦内心的梦想得到满足的最好方式是将国王的宫殿带回他自己的家，这样，他就能在家中的一侧处理政治和权力的相关事宜，而在另一侧气定神闲，与乔安娜一起相处。从柏林给乔安娜写信，抱怨他的生活都不能让他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又在结尾说他最不想要的事情就是从永不停歇的状态中被解放出来，这都成了他书信的典型特征。“让你看看我现在的生活吧：星期六，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一场集会；七点，与海上贸易部的部长开会，要处理很多文件和账目，一直到十点；然后与曼陀菲尔见面，喝茶、谋划，直到深夜。到家之后，先要给我选区的选民写两封信，然后在两点的时候上床睡觉，一直到早上。星期日，六点起床；早上七点到九点，就安哈尔特辖下的贝尔恩布尔格（Bernburg）的代表职位人选问题进行磋商；参加布什塞尔的布道到十一点；与大臣讨论国内事务直到中午；外出拜访到三点；六点开始与戈尔茨（Goltz）商议普鲁士亲王委托给我的一项任务；在书桌上将这件事整理成文至九点。然后与施托尔贝格（Stolberg）见面，再在凌晨一点上床休息。”

终于，在1851年的春天，格拉赫将军劝说国王将俾斯麦派往了法兰克福。格拉赫说这个任命完全是他操纵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他事先已经和他的朋友充分讨论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他打算借由俾斯麦的手段，在联邦议院推行他自己的政策——他将俾斯麦视为他政治上的棋子。这个任命，俾斯麦已经盼了好几个月（因为他已经为此暗中走动很多次了）。但是它其实比他预期得更为重要，虽然还远远没能达到他的骄傲所要求的。但是在普鲁士，如果一个人想要努力挤进官僚机构的上层，那么不论这个人能力到底有多强，在“秘密政府”上多下功夫都是必要的。委派谁的建议必须年复一年地上呈，而且在宫廷和内阁中都要有人接应。

现在，他带着极具外交手腕的天真给他的妻子写信，将这次任命描述成一个经过很多人努力之后的偶然结果，就像“捕鸟者亨利”有一天外出捕鸟却收到了一份王位邀请一样。“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法兰克福的委任。”他刚和乔安娜见完面，回到柏林又马上写信给她。“今天，《福斯报》（ Vossische Zeitung ）上提到了这件事，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第二天：“他们真的打算委任我担起一些外交的职务……此外，我想要一份我能长久干下去的工作，这样我就能和你——我的天使，在某个地方安顿下来……可能这份工作不能满足我的这些愿望……很快我就会放弃一个不能让我享受家庭生活的工作。”他还说，“如果用刀架在我头上，让我接受现状，我想我会不得不无限期地放弃所有舒适的生活，放弃和你、和孩子一块儿安静生活的希望，就像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冬天那样。上帝会以对我们的灵魂最好的方式来做出决定……我没有表达过自己的任何愿望，也没有推动事情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发展。”接下来的一天他又说，“我可怜的宝贝，现在我被派去法兰克福的可能性已经很高了，那里没有任何固定的职位，但是会有一份薪水。”

“上帝”在俾斯麦对这件事情的叙述中起到了命运般的作用，而我们可以把这个“上帝”认为是“格拉赫”。他写到的关于房子和家庭，关于他想有一个长期性的职位的渴望，尤其是关于他期望的目标成了他到达委派地之后架在他脖子上的一把“刀”的情况——这些都是真实的，因为就像他在忍受平静生活的同时，一定会渴望着处理公务一样，要是他不怀着对平静生活的向往，他就无法处理他的公务生活。第二天，曼陀菲尔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任命，他简单地回答了一个“是”。他就这样得到了这个差事，他那长期被压抑的骄傲终于得到了喘息。接着他去面见国王。

“你是个勇敢的人，竟然能像这样，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就接受一个外邦的职位。”

“陛下才是勇敢的，因为您能将这样的职位托付给我。如果我不表现出我值得这份托付，那么陛下您没有义务一直保留我的职位。我自己也不能确定，这项任务是否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在我尝试过之前，我不能确定这一点。但是如果陛下您有足够的勇气来下达指令，我就有勇气服从。”

“很好，那么，我们就来试一试。”

在这次谈话的十三年前，国家政务的大门曾向俾斯麦重新打开。当时，俾斯麦仅仅是跟地方总督的看门人打了声招呼，说他要走了并且不会再回来，就退出了国家政务的体系。现在，他又写信给他的妻子说：“你抱怨说，负责这些事务的首脑们找不到我可以做的事。现在，出乎我的意料和愿望，这个突然的任命到来了，并且这个职位目前还是我们外交部门中最重要的职位。”

虽然在这封信中，他透露了他的妻子曾敦促他寻求晋升机会的事实，还说明了她因为迄今为止他没有得到任何任命而感到不安。但是他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道：“我没有主动寻求这个职位。这是上帝的旨意，我必须遵从。我其他的任何事也做不了……拒绝是懦弱的……我虔诚地祈祷，祈祷一位仁慈的上帝正在安排一切事物，不会破坏我们现世的福祉，也不会伤害我的灵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修正了这些想法，又预备好了一些开始外交生涯时必须携带的物品，比如丝绸外套和几把手枪。他还告诉她，他只需要在这个下属的职位待上几个月，然后便可以成为公使。

此时，乔安娜开始抱怨。“你为什么不开心呢？”他回复道，“在异国他乡当然会很愉快，但是，一想到你和全家人生活在乡村的宁静之中，我就几乎要落泪。因为这种生活现在离我太过遥远，因而也对我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吸引力……明年冬天你就要来我这边迈入这个花花世界，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习惯。除此之外，我还能通过什么办法让我自己获得温暖呢？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我只能时不时地休短假回家……我是上帝的士兵，无论他派我去哪里，我都必须去……上帝所做的都是美好的。让我们带着这个想法面对未来……我想家了，十分想念你们所有人，想念绿色的春天，想念乡村的生活。我的心情很沉重。今天……我与格拉赫将军见了面，当他在给我一些谈判和君主的指示时，我透过窗户望向楼下的福斯花园，那里的七叶树花和丁香花在随微风摇摆。我听着夜莺的鸣叫，心想要是我在和你一起站在餐厅的窗户旁望向露台外的景色，那该有多好！我沉迷于这些想法，以至于我都没有跟上格拉赫的话……我昨天晚上收到了你的来信。我觉得很不开心，也很想念你，当我躺在床上，还为此流下了眼泪……我在法兰克福的薪水一开始是三千塔勒。我一定要成为枢密院顾问官——这说来讽刺。上帝一定在惩罚我，因为我曾经大力地辱骂过那些顾问官……我多想把你抱在怀里，哪怕只有一分钟，多想告诉你我有多爱你，为了我曾对你做错的事情我又有多么悔恨啊，亲爱的……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光荣职位，我的心底感到酸楚，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渴望你和孩子们……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你，亲爱的！”

这些就是盘旋在他脑海中的思想，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他用上帝和加倍的温柔来阻隔良心的痛苦，而这个基督徒现在感受到的这份痛苦来自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不能让自己坦率地承认他的目的，尽管这些目的足够合理，它们是完全道德的，也是合时宜的。那么，俾斯麦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当然，他不害怕权力，更不害怕打仗。也许他是因为看到了官僚体系的阶梯而感到了恐惧，年轻时，只需看它一眼他便会害怕。他害怕这个阶梯，尽管现在他还无法爬到最顶层。他害怕他的上级，害怕被强迫，害怕必须做报告，也害怕必须遵照他长官的指令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的骄傲害怕的是不得不服从。这就是为什么他突然想要回到乡村的宁静生活，而多年来他根本对这种生活不屑一顾。这就是为什么他狂风骤雨般地想要在乔安娜的怀抱中寻求幸福与平静。但是格拉赫近在咫尺，他指导他的学生，催促他迅速启程，虽然他还没有完成他的教学课程。怀着陌生又混杂的情感，这位新上任的外交官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添加了以下这则附言：

“从今以后，请将信寄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并且签收人为普鲁士大使馆，皇家枢密院顾问官，冯·俾斯麦。” zxds78IFbkncDdPt7tuB1+sN6m6PucZRZ01h/IjOiv0b/dkKczjE+2Eb5qztW/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