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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3月19日，俾斯麦正在邻居家，他可能正在和他的朋友讨论政治事务，因为当时的情况变幻莫测。出乎意料的是，一辆马车来了。女士们从车上走下来，情绪激动地告诉惊讶的俾斯麦和他的朋友们，说她们是从柏林逃出来的，因为那里爆发了革命，国王已经被人民囚禁了起来。自从州议会没有再召开会议，俾斯麦就一直在舍恩豪森与他年轻的妻子一起过冬——这也是他婚姻生活中唯一平静的六个月。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他和其他人一样，一直感到不安，因为巴黎的民众最近发动了起义，赶走了国王，还宣布要成立共和国。结果，在德意志，类似的愿望也被强化了。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德意志的各邦国政府都罢免了一些保守派的大臣，并任命了一些相对支持自由派的大臣。但是太迟了！3月18日，柏林人在街上聚集并与士兵发生冲突，直到国王命令撤回他的部队。国王此举是出于懦弱而非对群众运动的同情，并且毫无必要。收到这个消息后，俾斯麦立即返回了舍恩豪森。
现在，他觉得自己的生存似乎受到了威胁。因为，激昂的民众除了他，还能最想没收谁的财产甚至斩下谁的首级？谁又是保守派的代言人之一？自然而然地，他的思绪转向了他的家产，作为丈夫和未来父亲的本能使他希望能够守护住自己的家当。此外，他的骄傲和勇气被激发了出来，因此在他看来，他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反击那些激进分子。由此，秉性与兴趣在这里结合在了一起，使他将侧重点放在用武力解决问题上。他立即着手收集眼下他可以使用的工具。第二天早上，当专员从镇上来到舍恩豪森，号召农民挂起黑红金三色大旗时，这片土地的主人嘱咐他们进行反抗并赶走了镇上的来客，“这一行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妇女们也十分主动积极地参与其中”。他让一面印有黑色十字的白旗高高耸立在教堂的塔楼上，并在各地搜寻武器，他从自己家中找出二十支猎枪，又在村子里找到五十支，并派人骑马从镇上取了一些弹药回来。
然后，他带着他无畏的妻子，在附近的村庄转了一圈，发现大多数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要陪他去柏林解救国王（因为，正如已经说过的，他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腓特烈·威廉已经被囚禁）。俾斯麦有一个邻居，是一个自由派人士，威胁他，说要去策反村民让他们不追随俾斯麦的行动。俾斯麦的回应，据他自己说如下：
“你要是敢这么做，我就开枪打死你。”
“你不会那样做的！”
“我向你保证我会这样做，你知道我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所以你最好不要有小动作！”
在这个浪漫主义的序曲之后，他再次成为政治家，独自一人出发前往首都，顺路还到访了波茨坦，从与他同党派的将军那里了解到事情发生的真实情况。将军们告诉他，他们想要为他们的士兵提供土豆和粮食，但是农民们不再听他们的话为他们提供供给。国王禁止他们攻占柏林，这令他们非常生气。当俾斯麦听到最后这条消息时，他判定国王指望不上从而放弃了他，并且想靠自己开展工作，因此转向了普鲁士的威廉亲王，想从那里获得积极主动的号令。于是他被引荐给了王妃。
奥古斯塔（Augusta）比俾斯麦大四岁，此时已经结婚将近二十年了——结婚了，因此有盼头。既然腓特烈·威廉没有孩子，那么国王的疯病越明显，她就越有理由希望她和她的丈夫最终将登上普鲁士的王位。现在看来，她一生的希望似乎已经化为泡影，她自己丈夫及其兄弟都已经失去了继续掌权的希望。威廉一直躲在孔雀岛（Pfaueninsel）上，甚至不让最忠心的人知道他隐居地的具体位置。这给了他端庄而独裁的妻子一个机会，使得她可以充分利用她所具备的魏玛文明的特征，成为古代最伟大的王后之一。她以她的项上人头作为赌注，想要确保儿子的继承权。为此，她与前自由派领袖文克（Vincke）就此事进行了谈判。当她正在谋划这件事情时，有人通报，新一代的保皇党领袖已经来到。在客厅接待他是不安全的，因为那里隔墙有耳。
“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在仆人大厅的夹层接待了我。她拒绝让我知道她丈夫在哪里，并带着明显的兴奋的情绪宣布，捍卫她儿子的权利是她的职责。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国王和她的丈夫无法保住他们的地位。她还明确表示，在她儿子未成年期间，她计划自己执掌朝政。”
我们的容克站在那里，心里感到不安。他忠于他的国王，急切地想找到消失的亲王，并在他身上找到那个有意愿和勇气抵抗群众运动的人。在这个仆人大厅里，他面对的是威廉亲王的妻子，看她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她对自己的丈夫和国王早就不再抱有期望，她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为自己和她的儿子保留王位。她向一位几乎陌生的州议会成员披露了这个近乎叛国的计划，而这个人自己的计划又与她的背道而驰。我们不知道俾斯麦究竟对奥古斯塔说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不久之后他谈到文克时的话语中推断出一些端倪。他说：“以他所在党派众成员的名义，大概也是在更高级阶层的指示下，文克想要我支持他的几个方案：一是试图引导州议会要求国王退位；二是不再过问普鲁士亲王的一切事宜，这大概是他自己授意的；三是让普鲁士王妃在她儿子未成年时管理朝政。我……声明我会反对任何此类提议，并且还会以叛国的罪名对提出这些方案的人提起诉讼……文克最后悄无声息地放弃了他的计划……他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没有极右翼的支持，想要促使国王退位是绝无可能的。他把我看作极右翼的代表。这次对谈是我住在王子酒店时在一楼我的房间里进行的，谈话中包含了太多不方便诉诸书面记录的内容。”
这最后一句话，写于相关事件发生的近四十年后，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出很多上了年纪的作者实际上没有写明的内容，他很清楚为什么结尾处他会说出：“关于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向威廉皇帝说过一句，即使是在那些……我不得不把奥古斯塔王后视为我的对手的日子里——虽然保持缄默是对我的责任感和神经的双重考验，因此无论何时它都是最为艰难的一件事。”而奥古斯塔则是永远无法原谅这个约瑟夫的政治贞洁问题的。
刚才描述的场景是俾斯麦第一次仅仅出于忠诚——而非受他个人利益左右来为他的国王而战，同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而且，当时他还对腓特烈·威廉满是轻蔑。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出于勇气，出于对暴徒的仇恨（任何人都不应该屈服于他们），出于身为骑士团后代而与生俱来的骄傲，他的情感很容易压倒他冷酷的理性。单纯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文克将他自己的方案描述为“政治上需要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和精心准备的方式”也是正确的。在那个叛乱的年代，俾斯麦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如果他愿意让他对腓特烈·威廉和普鲁士亲王的忠诚让位于在他支持奥古斯塔王妃之后她会提供的回报，那么他完全可以采取更谨慎的行动。但是，他与这些年轻的王室成员统一战线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样做之后，他在大众心目中就不会留下污点。
根据俾斯麦自己的叙述，这个家庭的命运当时掌握在他的手中。如果连保守派都赞成腓特烈·威廉退位，那么这个少数派对该方案的支持就能决定这件事的走向，而国王无论如何都会对他的立场感到震惊。另一边，毫无疑问，自由派明显占多数的州议会一定会欢迎这种摆脱困境的方式。这样的话，威廉亲王将永远也不会登上王位，而腓特烈将会在十八岁而不是五十八岁时就成为普鲁士国王。但是，对于腓特烈未来的发展或他自己的，俾斯麦都无法预测。因此他所采取的路线，首先是去波茨坦的仆人大厅，然后是莱比锡大街的旅馆。这条路线可能决定了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意志的命运。
他拒绝罢免国王，他现在的努力是想让腓特烈·威廉投降。当天，他请求腓特烈·查尔斯亲王向部队下令，让他们不顾国王的命令向柏林出征：“因为国王陛下无法自由行动。”由于腓特烈·查尔斯拒绝下达命令，而指挥官（俾斯麦同样煽动他违背国王之前的指令）也很顽固，于是俾斯麦亲自驱车前往柏林，看看是否能在腓特烈·威廉那边取得一些进展。一到首都，他就决定绝不发起挑衅。他剃掉了胡子，戴上了一顶带有彩色帽徽的宽边帽。因为他希望能面见国王，所以还穿着一件礼服外套。这样一身奇异的装扮太过招人眼，以至于在街上人们都会在他身后喊：“又来了一个法国人！”然而，当他的表弟想为路边的革命战士捐一些钱时，他大叫着说（他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你肯定不会被火枪吓到，竟然把钱给这些刺客！”在市民自发组织起来的防御处，他认出了他认识的一位裁判官。这位裁判官转过身来，也认出了现在没有了胡子的奥托，他惊声说道：“天哪，俾斯麦！你这是一副什么打扮呀！你看，这里现在的情况不太好！”
当被拒绝进入王宫后，他在一张纸片上写了一封信给国王，告诉腓特烈·威廉（尽管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来源，写信也只是为了给国王打气），在普鲁士的乡村地区，没有任何人在支持革命。只要腓特烈·威廉离开首都，仍将是国家的主人。
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回到萨克森，以便让那里的指挥官与波茨坦的军队取得联系。马格德堡有人建议他立即离开，因为如果他留下来，那么他们除了以叛国罪逮捕他外别无他法。现在他不得不在舍恩豪森冷静下来，并且必须接受在一群了不起的农民代表团的陪同下回到波茨坦，因为这些人想亲自和将军们进行交谈。在波茨坦，他听到腓特烈·威廉对警卫队的军官说：“在我的市民的保护下，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安全。”在俾斯麦后来的记录里，他写道：“听到这些话，军官队里传来阵阵喃喃自语和刀剑出鞘的声音。这些声音，普鲁士国王以前绝不会在他的警卫队中听见，而我们也希望以后永远也不再听见。我心里感到很酸楚，于是回到了舍恩豪森。”
俾斯麦的反革命之旅就这样以烦恼和失望告终。后来，当新的自由派向议会提议，要遵循三月起义（March Uprising）所要求的选举法令时，他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成功地删除了文件中对革命战士的祝贺之词。这份成功似乎安抚了他。在国王发表的新一次讲话中，德意志问题再次被提出。国王宣布，从今以后，普鲁士必须在德意志的联邦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俾斯麦反对这个意见，但此时这个矛盾还不那么激烈。讲完话后，接着要进行投票表决，这时，俾斯麦让人猝不及防地登上了演讲台，然后突然以一种他日常的且极其不礼貌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愤怒和悲伤。看起来他好像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他讲得也支支吾吾的。
在演讲的开头，他表示他将投票支持国王的计划，然后继续说道：“但导致我反对这个演讲的原因，是演讲的内容中竟然包含了对最近发生之事的喜爱和感激之情。过去就这样被埋葬了，我比你们中的许多人更觉得遗憾的是，既然国王本身已经捧起泥土撒在了王位的棺材上，那么没有人再有力量能够使它复活……如果沿着一条新的道路，就真的可以实现德意志祖国的统一，那么我一定会向事物的新秩序的创始人表达我的感谢。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说到这里，他开始抽泣，以至于没能继续说下去，最后，还没完成发言他就离开了讲台。
就这样，当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背叛了他并且令他迷失之时，受伤的情绪便压倒了他。他妥协了：在腓特烈·威廉与人民和平相处的时刻，他向国王妥协了。带着一个被征服者的怀疑论，同时又带着一个政治天才的远见，他已经感觉到，以这种方式、以现在的情况，德意志不可能完成统一。他在讲话中使用了很多修辞手法，其中充斥着显而易见的怀疑。他向新秩序的创始人表示感谢，这样做的同时，其实是在漠不关心地反击自己。此时此刻，就仿佛他敏锐的感触正在对自己打击报复，仿佛他不敢再往前走向现在还晦暗不明的未来。这些日子里，他所有的激情和苦涩都从心里翻腾而起。他的眼泪奔涌而出，不得不中断他的讲演。